“明星”李旭利

2012年06月13日 06:31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肖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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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利不是被警方逮捕的第一个基金经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他是国内第一个跨公募和私募界、并最终站上法庭的基金经理，也是被提起控诉的基金经理中名气最响的一个。

早报记者 肖莉

现年39岁的李旭利，生于四川眉山农村。

18岁那年，李旭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系，离开了眉山。直至2008年，李旭利在从公募基金投身私募基金前，回了趟已离开17年的眉山老家。

从农村回到现代都市后，李旭利曾带着对现有体制无比厌恶的口气说：“某些人的良心大大坏掉了，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均衡，中国农村四五十岁的那代人彻底毁了，他们没有医保，没有退休金，子女都外出打工，没有人管了。”

对体制无限感慨的李旭利，曾是社会财富分配盛宴中的受益者，终成财富的受害者。

目前，他是国内最受关注的 “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罪”案的主角。从2010年10月李旭利被传出接受调查的消息起(注：李旭利在昨日庭审时称，其从2010年7月得知自己遭调查)，至今李旭利案调查已历时一年多，其拥有的逾8000万元“非法资产”已遭冻结。

李旭利不是被警方逮捕的第一个基金经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他是国内第一个跨公募和私募界、并最终站上法庭的基金经理，也是被提起控诉的基金经理中名气最响的一个。

所有人都在关心，这名从山里走出来的明星基金经理，在“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罪”案发后会有怎样的命运。

成名之路

在接受刑事调查前，没有家庭背景、出身贫困的李旭利成名之路极为顺坦。

1991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系，4年后，考入有着“中国金融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1998年，研究生毕业后，李旭利进入当时刚起步的中国基金业，南下深圳进入筹建中的南方基金公司。

2000年，年仅27岁的李旭利，升任南方基金旗下天元基金的基金经理。4年后，而立之年的李旭利成为这家当时最大的基金公司投资总监。

此时，李旭利在投资届已名声大噪。

2005年，李旭利辞去南方基金所有职务，转战上海，出任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投资总监。

2009年，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规模已过千亿，快速进入基金业前十位。就在当年的5月，李旭利从交银施罗德辞职，加入中国人民大学师兄裘国根创办的重阳投资，由公募转入私募，成为国内最大阳光私募公司的合伙人。

每一步都走得很顺，李旭利在40岁之前已拥有国内投资业最令人艳羡的光环。如果要在中国找到经历如此丰富、战绩如此拿得出手的二级市场投资人，国内惟李旭利一人。

“基金经理大多智商比较高，但情商高的人不多，李旭利是一个智商与情商都很高的人，他与周围的人都相处得很好。”一位与李旭利相熟的基金业高管曾如此评价。

然而，就是这个“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犯了两个在一些基金经理看来非常“低级”的错误：其一，在明知基金经理买股违规后，他仍用公司电脑进行个人账户交易；其二，在离开公募基金后，没有把带有交易记录的电脑低价买回家，而在很多离职基金经理看来，带走电脑是一种防止监管层秋后算账的“防卫措施”。

“也许，他太自信了，根本没觉得自己操作的股票，会跟犯罪搭上关系。也可能，李旭利太顺利了，他没料到自己离开公募后还会栽跟头。”上述与李旭利相熟的基金业高管分析道。

在更多投资人看来，李旭利案发印证了市场流行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李旭利的“通透算计”

李旭利的成名，很大程度来自他对宏观经济的精准判断。

2005年9月，李旭利曾大胆预言：“几年之后，我们将俯瞰今天的历史低点。”当时，他“算计”的是中国证监会股改冲动和市场博弈带来的“红包”效应。

2006年5月，上证指数创出1800点的新高，李旭利公开提出“千金难买牛回头”。这一次，他“算计”的是银行巨额融资需要好的市场环境。

2007年5月中旬，李旭利用“高估值、高市盈率、高波动性”概括当时的中国股市，算的是政府对市场上涨的容忍度，随即的“5·30”大跌以及其后的大涨，又一次证实了他的预言。

2008年5月，市场随处可见抄底者，李旭利警告说：“这个时候不能有抄底的想法，抄底从来都是抄腰上的。”

此时的李旭利，在一次面对机构的演讲中，针对市场参与方的博弈过程做了这样的推演：“从6000多点跌到4000多点，是大股票跌下来的。而4000点跌到3400-3500点，是小股票跌下来的。而最近这600点，同志们感觉很痛苦。前面那1000多点其实痛苦(程度)没那么高，中石油跌下来大家痛苦(程度)也没那么高，因为拿中石油的还是比较少的人，但后面的话，小股票会跌得让大家很痛苦，因为它可能没有什么支撑，就跌下去了。这是市场中真正的风险所在。”

他估计，在这个过程里面，一般来说基金不大怕跌。一个就是仓位低了，一个是基金相对来说不太买小股票。因此，尽管公募基金后面会有净值压力，“但老百姓的埋怨度不会有那么高。”

李旭利说：“大家可能会关心接下来是不是会有一个反弹。我自己的判断，反弹即使有也是很弱的，大家不要去指望政府的政策。我的看法就是，政策从来都是没用的，它们过去不曾有用，将来也是不会有用的。”

他举例：“有关人士在2000多点说要减持国有股，到1700点就已经放弃说不减了，到最后还是跌到了1000多点，其间政府一直在救市，没有用处的。一开始救市可以管一个星期的走势，后来管三天，后来管两天，到后来就管开盘15分钟的走势。同样的道理，上涨也是一样的。大概在2500点以上，监管层就觉得市场有风险，开始控制基金发行，甚至给市场扇凉风，但是市场还是涨到6000多点。”

李旭利认为：“你基本上尽量不要指望它(政府)救市，我自己的看法，现在出政策的影响力基本上没有用处。”

他同时表示，在当时的时间点，有政策出台会很糟糕。“因为这个点推政策，会让机构和‘大小非’非常顺利地减持，减持完之后，企业对维护市场的参与性和兴趣都会大大减弱，小散户会一直陪着市场跌到底。”

一些机构人士对李旭利的这番表述不以为然，他们不断用估值说服投资人，说A股已经见底了。随后A股的惨烈下跌，让这些机构付出了高额代价。

正是在屡屡“命中”政策和市场走势的过程里，李旭利成为机构投资者判断宏观政策风向的标杆。

有人说，李旭利对宏观判断屡屡精准，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现行体制下各方利益和立场的“通透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