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这可能与经济稍微偏了点，您作为老师，中国如何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呢？

嘉宾：我不是中国政府的人，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聪明，聪明在哪？美国人聪明在哪？美国人在长远的地方肯花钱，中国应该在长远的地方花钱，就是教育，中国现在在教育上不肯花钱，在那里给你很好的钱让你学习，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我们现在可以收博士生，但是你要自己交钱，政府支持力度不大。

主持人：我们回头来说经济方面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后，这几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20%，中国企业如何来防范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呢？

嘉宾：现在谈到防范都已经稍微晚了，现在中国的企业会遭受比较痛苦的时间段，这个痛苦可以是长期慢慢的，也可能短期剧烈的，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把我们比较长期、慢慢的痛苦转型过程压缩到比较短期一些，更剧烈的阵痛过程，可能对中国很多的企业，可能会经受不住。

主持人：对，现在广东已经倒闭潮了。

嘉宾：现在经济不像过去经济，本来我想压房价，但是压压就会下去，本来想压物价，又怕经济萎缩，很难。这次美国想一点点救，就靠ITC，意思是与其一个个公司去救，不如全部救起来，在八十年代做过，当然当时与现在没有办法比，当时虽然700家，每家都小的，而现在都是巨头，这个巨头之所以出现，因为这些巨头全部是购买风险的。

主持人：杠杆放大了。像中国出新这种情况到底什么原因呢？是我们企业还是处于低级产品的生产，还是我们创新不够，或者我们内需没有增长上去，所以一打压经济就下去了，不会平滑的走？

嘉宾：中国经济因为增长速度非常快，当然增长速度快的过程中，很多事情并不是政府计划的，比如小企业生产，是自己找到出口的源泉，很快可以换回利润，当然这个利润很薄，但是量大了总的看还不错，这实际已经超过中国政府整体规划，机会就在那，现在机会一下没了，这不是任何人有预期，说将来我们如何防范，这很难防范，这是必然的痛苦过程。经济转轨，有一些企业可能就是牺牲品。

主持人：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像汇率问题，是不是它的国际化到了最佳的时机呢？

嘉宾：汇率问题是最不容易说的问题，前一段，当然有两种争论，说汇率最好一下到位比较合适，现在看来当时的建议也未必就合适，因为汇率问题看起来是简单的两个货币兑换问题，但实际牵扯很多经济实体，还有背后经济背景，现在的发展等。我对这个问题还是要比较谨慎，中央政府也是比较谨慎的。

主持人：像国内资本如何运用，可以提高它的能力和效率？

嘉宾：刚才我说冷下来，每个人都有机会深思，以前你手系有10亿，现在还剩3亿，那么就要投资效率和质量，因为大家冷下来了，在风险投资方面，在非公开权益资本这一块，投资成本相对就下来了，本生也提高了效益，因为企业预期没有那么高了，所以企业像投资者要钱的时候，给出的代价就会大一些，因为现在整个经济都下了一点。

主持人：现在国内资本形成，比如企业融资的成本和效率都不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企业的一些问题。

嘉宾：效率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它是从各个方面，从生产，从仪器，从能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能源，如果真正花这么多能源，所产生真正的效率是相当低的，是日本的四分之一，所以效率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下能解决的，首先环境到了你不能不考虑效率问题，另外一个人力资本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都是人做的，我们风险投资老说成功是人，失败也是人，但是人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说今天你给他穿件衣服，明天就可以化妆一下上台，不是这样。中国到了从大的经济飞速发展过程到了转轨时期，这个转轨时期如果转的好，将来还会有个扎扎实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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