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05日 13:04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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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在两会间隙对话凤凰网财经时表示，建议国家制订《反就业歧视法》。应该讲就业歧视问题是一个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要说到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制订专门一个法规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来重视，可能社会有不同的看法。

以下为对话实录：

问：听说您今年的提案是关于鼓励政府与民众定期开恳谈会，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侯欣一：对，今年我准备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就是建议我们国家建立一种政府和民众的恳谈会制度。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提案呢，是基于下面这样的想法：第一，随着我们社会的转型，导致这样一种矛盾越来越多，社会中很多潜在矛盾在不断的在被激化。但另一个方面民众的真实想法政府又没有有效的渠道来了解，因为我们毕竟现在民众表达的渠道方式还是有一些各方面的限制。所以说现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是一个基本想法。同时国家又明确强调，公民有知情权，政治要有效参与。

所以处于这样两点，我个人觉得，在目前的中国现实条件下，对话沟通可能是避免矛盾激发，同时又使民众足知情权、参与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又是政府了解民意，使它决策科学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所以说在现在整个国家在公开提出要创建管理方式创新，要实现管理方式创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提出这样一个提案可能会是一个有利的切入点，实现刚才我讲的管理方式创新的有利的切入点。

当然了，我个人觉得，要想实现把这个恳谈会要有效运作的话也需要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不要使它流于形式。因为我们现在都看到有一些原有的一些制度设计，目前正在流于形式或者可能会流于形式。比如说这种市长、县长接待日，比如说市长、县长信箱各地都建立起来了，但是效果如何呢，我不加评价，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因为我想为了使这样一个我设计的这样一个制度不至于流失，它必须有一些技术环节的支撑。比如说这个恳谈会应该是定期的，不允许有任何理由拖延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假设我们是一个月，或者一个月你认为太长我们可以一个季度，但是不能再长了，必须要开一次恳谈会，这是时间上哪天哪天到几点必须开，这是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决定。然后参加人员从政府的这个角度讲哪些人必须参加，这是必须有一个明确规定。比如说我们最高行政领导和主要部分领导都要到场，或者说今天跟恳谈会内容有关的主要领导必须到场，你不能找一些别人来替代，这是一个明确要求。

再有这个每次恳谈会应该有一个固定内容，如果恳谈会没有内容的话，限于有限时间，中国社会那么大，可能恳谈会就流于形式了。一人说一句，矛盾也不会集中，焦点不会集中，所以说应该有一个固定内容，这个内容应该实现的由通过媒体向它这个管理范围公布。然后征集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人志愿报名，报名以后在这个报名的人中间通过随即抽取的办法来选择真正的参与者。

为什么要随即选择呢？防止它被一些人所利用，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制度，那么我们想假设你对这个兴趣感兴趣，最后又有幸被选中的话，你可能就会认真准备，使这个对话不至于很零散。最后还应该要求，这个对话应该是向社会全部公开报道的，接受群众监督，不能是关上门对话，如果关上门对话只是领导和几个代表的对话，他们的对话说的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然后下来通过一个通稿的方式去表达，那可能就完全转样了。这个对话如果是全程在当地电台或者是媒体上全程报道的话，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使我们社会更多的对一些问题逐渐的形成一些基本共识，使社会以后的矛盾会逐渐减少，使政府决策会尽量的科学。

当然这个恳谈会也除了包括政府和民众之外，我建议的这种恳谈会制度还包括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话。我一直推崇对话，我觉得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基本前提。比如说在我们目前劳资双方矛盾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如果由政府出面把劳资双方组合在一起进行对话的话，使双方都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对方要求的底线，你的诉求的真实内容和真实底线的话，那么彼此自然的为了共同利益就会达成一个妥协的一个方向。这样会使社会矛盾大量的减少，也会使很多问题得以一个基本解决。

我想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多元了，利益已经多元了。在利益已经多元，利益格局形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正式承认这种利益的多元格局。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对话沟通的方式来彼此了解。没有了解，都不懂得对方的要求点，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矛盾越来越激化。

在这个会议上我提了一个立案，是关于建议国家制订《反就业歧视法》。应该讲就业歧视问题是一个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要说到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制订专门一个法规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来重视，可能社会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现象，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大家对就业歧视的理解可能比较狭隘。

我们由于知识各方面的限制，我们一般人能想到就业歧视主要是几类，比如说第一个性别歧视，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第二个比如说身体健康状况，是不是有什么疾病，比如说乙肝，这两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第三个是残疾，残疾人的就业歧视问题我们全社会已经认识到了，也关注了。而对于其他的一些隐形歧视我们并不一定能了解，或者是并不一定知道，甚至知道了之后我们已经麻木了不认为它是问题了。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很多就业单位要求就业的条件里面有地域限制，非本市户籍的不要，你这是不是一种歧视，这就是一种歧视，户籍歧视，地域歧视，这是一种。比如说在招聘广告里面，经常会看到年龄上的限制，35岁以下的我们不要，这个在中国的就业报纸上，就业的招聘广告里面到处都会有，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很正常了，麻木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歧视，这是一种年龄歧视。再比如说有多用人单位，他所招聘的这个岗位跟他的学历、能力不需要任何挂钩的，但是它有学历条件限制，非硕士生不要。比如说有些单位明明招一个就是文员，但是它要求必须硕士学历，跟他这个岗位所需要的能力是完全不搭界的，你说这是不是一种限制。

有一些除了这个以外，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在招聘教师的时候，虽然在公开的招聘条件里面不列上，但是他在内部操作上是有规矩的，现在我们的大学都要求招聘教师都要求必须有博士学位，但是它在内部掌握上要求，你这个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这三个学位必须都是九八五院校的，有一个非九八五院校它都不要，当然这个内部掌握的，这是不是一种歧视，是一种歧视。

我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歧视呢？道理很简单，我的这个学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规定的标准，换句话说是国家统一标准。既然国家授予我这个学位，证明我就达到这个学位的标准，学位不是各学校自己制订标准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理由限制我，这是一种限制。类似这样的限制其实在我们的很多就业的招聘条件上，在各单位在录用员工的时候是有很多很多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单位招聘女性，她没有公开的女性限制，但是规定了进了单位几年之内不准生育，这是不是一种限制，这还是一种限制。我们所说的限制歧视其实是很多的。像刚才你说提到的年龄、身高，这些都属于歧视，在加上对这些服满刑期人员再就业在我们社会上歧视现象其实很普遍。一个人如果被判刑，刑满之后回归社会再就业上会有很多很多的公开的或者潜形的这种歧视限制。

因而说其实反歧视就业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是很迫切了一个问题。因而我这次提议国家制订一个反歧视就业的歧视法，通过这样一个法律制度能把这个问题尽量的化解掉。

问：我了解到好像是蔡定剑先生也曾经提过这个提法，您跟他这个是有什么不同的？

侯欣一：是这样，就反就业歧视问题而言，目前在国内学术界是一个大家基本的共识，而且有很多人在身体力行的在推动。比如说像中国政法大学已故的蔡定剑教授，他就是方面做的优秀的学者。他不但去在这方面做大量的调查研究，而且还组织人形成了一个专家建议搞。我只是说把蔡定剑先生这个专家建议稿作为我这次提案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向政府提出来。因为蔡定剑教授或者是专家建议稿的人员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像我这样的身份，他们缺乏这样一个有效的渠道像上边公开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建议。他们只能呼吁，通过一个专家的身份去向上边去反应，上边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所以说我希望通过我来把这个问题更有效的推动起来。

问：谈谈您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大学通史课的，因为这次会议上还有人提出要使用繁体字，就是呼吁大家对人文传统的回顾，您要求开这个课是什么样的考虑？

侯欣一：我是鉴于对在学校和社会上一种观察上的一种反思，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个有着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我们的历史非常的灿烂非常丰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当代中国人的这种人文素养，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的程度是很差的。我经常在学校里边，在大学里边可以看到一种观察一种现象，当代中国大学生对美国对欧洲对日本对韩国的了解要远远高于对我们自己民族历史的了解，这是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一个是历史了解知识欠缺，还有一个就是人文知识欠缺，很多人专业素养很好，包括文科的一些学生和教师，但他的人文素养很差。

所以有鉴于这样，我觉得应该提高我们人文素养，提高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认知度。这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现行的这种教育制度安排却刚好相反，在目前中国大学里面除了历史系以外，其他各专业是不再开中国历史这样的课程的。然后我们往前一步推导的话，我们一般的地方在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一旦被分成理工科，而理工科的学生占绝大多数，那么就不在学任何历史。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教育环节的话，只在中小学和在初中环节是开设中国历史课程的。但是那个课程讲的时间、课时，由于当时的年龄知识接受能力是非常肤浅的，导致我们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非常破碎非常肤浅。鉴于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我提出能在大学里面普遍的开设中国通史课程，这是这个提案。

我同时也有一个技术的一个建议，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大学里面由于各专业学习的压力，导致它的学分已经非常紧张了，要想安排进行一门新课程是很难的一件事，这在教学管理上是一个现实。但是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我们目前中国大学里面，是所有专业的学生在上大学的四年期间都要开设一门课程叫中国近代史，这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有开设的。我觉得我们把这门中国近代史替换成为中国通史，不会增加任何教学管理的难度。我们既然能讲到近代，为什么不能讲到更远一点呢，所以说从教学的难度上讲，管理难度讲是不成问题的。下来可能仅是一个师资的问题，师资问题也很简单，一个教师，历史教师能够讲到近代史，我觉得他再稍微培训的话也可以讲到通史。

所以说我希望通过这么一门课程能对这个问题有所改观。当然通过教育尤其大学教育解决所有的人文教育和历史知识普及不是现实，只是中间一个环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