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被公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财税改革是本轮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财税改革牵涉到中央、地方政府、企业、民众等众多利益，事关中国经济转型及协调发展。
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数据出来后，引起了各界争论，中国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需不需要减税？如何调整不合理的财政收支结构？凤凰财经就此推出“国赋论”系列访谈，请财税领域权威学者分析解读中国财税改革的紧迫性和改革方向。
上一期主要从财政收入角度，分析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期推出周天勇访谈（下），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尤其是行政公共费用角度，分析问题，解读热点。
周天勇，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主要研究领域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行政改革、宏观经济等。
凤凰财经：有没有办法可以约束地方政府乱收费行为？或者从制度设计上解决这个问题？
周天勇：很难。几乎没有，除非政府收钱法定、预算、地方人大这些制度安排真正起作用。但是，我们几乎没有这制度和机制，地方人大一直起不了真正作用是因为，第一这个人大归当地市书记、市长管。第二，人大代表的构成，推上来的，都是不提意见的。你代表谁？第三，人大没有设立一个机构，类似于其它国家议会的筹款委员会，负责审议、批准或否决、监督政府收入的每一笔钱。我们没有这样一个部门，地方政府发布一个文件就可以收费。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地方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大概50%的人是以收费供养，除非把这一半的机构砍掉，让一半的人下岗，地方政府才能在刚性需求上不乱收费。地方的很多行政性的事业单位，很多机构，内部人员的工资不是财政预算支付的，而是让他们去收费，再美其名日收支两条线合法化，另外加上超收奖励，罚款分成。比如大部分城市的城管，就是一个公务员当局长，两个事业编制当副局长，剩下全是一些雇来的协编和临编。然后利用一些罚款和收费，来支付这些人的工资。一出事，就是这些协编和临编干的。
地方政府这类的机构特别多，这些机构不精简，人不走，对老百姓的收费就解决不了。如果把地方政府收费停了，这些机构和人怎么生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这个非常好。但是现在关键问题就是收费和收太重税的问题怎么清理和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凤凰财经：我注意到您之前提过一个问题，中国18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周天勇：不是养一个公务员，是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不能只算公务员。吃财政饭的是这样，公务员有一千万，事业单位有三千万，事业单位以外的协编、临编的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估计在一千到一千五百万之间，还有财政发退休工资的可能在一千万到两千万之间，你说这规模怎么不大呢？所以，人社等部门总是出来说，公务员不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越说越让人不信服。
另外，我们这个社保政策没有改，有些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后，还是财政发工资、退休金。他们没有经过社会保险机制，是养老保险双轨制造成的。所以财政养的人不仅是在职的人，还养很大一部分退休的人。
比如说一个人在企业缴纳五险一金，退休后到社会保险机构领养老金；但很多人原来是公务员，或者其他特殊事业单位，并没有进入社保，这部分人就是财政给他发退休金。
老百姓养的人应该这么去算，第一，吃皇粮的公务员有一千万，事业单位有三千万，退休了财政发工资的人员，估计可能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万；协编、临编等人员，没有进入财政预算的拨款范围人员，比如城管、计生、县超办。地方政府收了那么多钱都哪去了？都养了人。
我估计，中国的行政公共费用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34-36%，美国大概是16%。
凤凰财经：超出美国一倍多，他们大部分财政支出用于福利。
周天勇：他们主要是养老金，医疗、养老、教育。
凤凰财经：自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很多公务员福利被削减，嚷嚷着要涨工资，您对公务员涨工资这个事怎么看？
周天勇：公务员涨工资，这个很复杂。管的不严的时候，很多基层官员通过各种办法获得灰色的收入；管的严以后，他就靠工资就无法保障基本生活。但是目前财政供养的机构太多，人员数量太庞大，如果要增加工资，财政就需要填补很多，不增加工资基层公务员确实生活困难，这是个麻烦事。裁员又裁不掉，增加工资又是财政很大一个支出，与民争利，又得增加企业的税费负担。
周天勇：基层公务员很难涨工资，主要是因为地方党政机构和人员太多。比如说本来应当有500万人，每个人工资5000是不低的；结果地方政府养了1000万人，每个人的工资变成了2500块钱，要涨工资，就要给一千万人涨工资，这个数目就非常庞大了。
凤凰财经：如果这样下去，您觉得基层的公务员会不会熬不下去了？辞职了？
周天勇：是这样，对于基层的公务员来说，如果房价比较便宜一些，物价稳一些，那么工资还能大体上能够维持。现在房价这么贵，物价再涨，那肯定受不了，要是再不让他有灰色收入，或者黑色收入，那样他肯定是熬不过去。政府管得不严，就通过他的权力寻租养活自己。
凤凰财经：但是权力寻租本身就是不对的，应该纠正的。
周天勇：本来是一个人干的活，非得要三个人，一个机构可以服务和管理的事，要五个机构干，行政性的事业单位这么多，最后工资定的那么低。公务员也要吃饭啊，只能靠灰色收入。
凤凰财经：从去年开始，政府加大了削减行政审批的力度，把政府权力缩小，可是但是财政供养机构和人员一点都不减，他们需要支付工资，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审批或者收费反弹？
周天勇：第一，中央虽然在削减审批项目，但是只要机构在，人在，就会创造新的工作，创造出来新的事情。把这个项目，可能有另外一个项目出现。只要和尚在，不让他念经是不可能的。
第二，政府中很多人以前是靠这些被取消的收费权力来运转的，靠收费过日子。如果把他的权力缩小了，但是收费不可能会减少，会变着法创造收费项目，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
凤凰财经：如果这样，改革的效果就会减弱，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周天勇：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财政要民主化，就是公开透明，政府收钱必须得经过人大，经过老百姓同意；政府花钱也要老百姓跟人大同意。目前在人大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是否进行社会听证，参会人员不是政府选的，而是群众推举的。根本还是人大代表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充分发挥民众和人大的监督作用。
周天勇：很多国家的财政预算要向全民公布，账目非常细，放在网上。比如我到某些国家去，政府的收入支出账目老百姓可以随便拿。老百姓要管政府要，你必须给，而且是公布在政府网站上，可以随便下载。政府要收一笔钱，首先要议会筹款委员会要通过，重大的要全民公决。在中国目前，实行起来难度很大。
凤凰财经：据了解，目前政府收入，很多都是依据条例，而不是法律。您觉得税收基本法为什么一直挺难推进的？
周天勇：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什么呢？第一，全国人大委托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条款，就是人大不管这一块儿，国务院出一个条例就可以收税。第二，每个部门要收什么钱没有限制。这个在相当多国家是不允许的，所有的政府收费都要通过议会，议会同意收这个费，成为一个法案。我们除了国务院规定以外，政府各个部门也在定，各个部门定的还不是国务院条例，是部门条例，甚至部门发个文件，就可以收钱。
周天勇：如果要实现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监督和审核，中央和各个地方的人大必须设立一个机构，国外叫筹款委员会，审查政府每一笔收入。政府收费首先要上报，然后人大代表们进行辩论，特别重大的还得全民要讨论，讨论以后经过审查应不应当收，收多少，怎么个收法，完了制定一个法案。政府才可以收。
比如说现在交通的安全、行政、运管、限超办等，可以随便收钱，据有机构测算，每年收费罚款高达2700亿，甚至连政府的预算外管理都没有进，这是不对的。所以要控制政府乱收费，需要两方面工作。首先是财政民主化，在人大设立一个监督机构，人大代表监督政府每一笔收入。第二，财政透明化，政府收支账目向公众公开，钱都花在了哪里，清清楚楚。
凤凰财经：财政供养的人太多，税费负担重，这个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周天勇：第一，制造业和中小企业会大规模的萎缩，第二，就业会越来越困难。企业倒闭、税收紧张、供养人员需要增加收税收费，这样形成恶性循环。最后造成企业财政供养人员链条断裂崩塌。
凤凰财经：您觉得目前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结点了吗？
周天勇：不好说，可以细读一下明清历史，看看他们的教训。（文/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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