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被公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财税改革是本轮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财税改革牵涉到中央、地方政府、企业、民众等众多利益，事关中国经济转型及协调发展。
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数据出来后，引起了各界争论，中国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需不需要减税？如何调整不合理的财政收支结构？凤凰财经就此推出“国赋论”系列访谈，请财税领域权威学者分析解读中国财税改革的紧迫性和改革方向。
本期推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访谈(下)。
韦森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不只是万元，如果计算全国财政收入，将土地出让金等其他收入加起来，人均一万五六千元。如果综合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来，政府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收入还高一点。
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快，而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相对慢。韦森认为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很好赚钱，资本边际收益率高。二是通过“金税工程”，使财税部门税收的征收能力大幅度提高了，偷税漏税非常难。
韦森透露，预算法今年会通过，难度应该不大。中国财政管理体系是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做实人大，建立制衡和监督政府预算收支的机构。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多年，现为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法治与民主等。
凤凰财经：据您了解，今年预算法方面会有哪些新进展？
韦森：预算法今年通过，基本上阻力不会太大。另外，我一直呼吁要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首先是要建立现代财政管理体系，把财税管起来，有制衡监督机制，才算是建立起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在政府财政预算，年底一个数字，年初一个数字，怎么收税，怎么花钱，没有细目，有在很大程度上不透明，更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监督和制衡，这怎么会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首先是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故加强人大对加强对各级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乃至批准和制衡，当是未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建设和组成部分。1994年，当时我们只有五千亿财政收入，现在财政收入猛增，已经达到十几万亿，去年财政收入将近13万亿，加上土地出让金，就17万亿，再加上政府其他收入，合起来不下于20万亿。这么大的盘子，花钱没个章法，财税部门任意征税，发改委和财政部任意决定财政支出，任意批项目拨款花钱，这种体制是有根本问题的。用现代财政学的术语来说，纳税人的钱袋子，没有实质性的监管和制衡，纳税人只有政府说让征多少税就交多少税，还派代表决定政府所征税收的用途，甚至连政府怎样用纳税人的交的税款都无权知晓，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国家还没有走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问题。
财政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要做实人大。修改预算法，用法律规定下来人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审查和值制衡，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做实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财权的监督与制衡，更准确的说是做实人大预算工委。现在的预算工委在财经委里，开会时候出现一个财经委，开完会就又变成预工委。财经委一套人马两套班子，一个国家，只有两三个人具体负责，这是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监督制衡的作用的。
凤凰财经：以目前的状况，应该怎样才能做实人大预算工委？
韦森：首先，可考虑从全国人大到各省人大以及县级人大都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预算工委，每一级预算工委下面常设预算办公室，如果这些预算办公室，能像美国国会两院的12个拨款委员会那样有财政资金使用的决定权，每一年的财政预算都要通过预算办公室去才能支出，就可以规范我们十几万亿政府财政收入的收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也会堵住许多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渠道。比如现在要开两会，财政部要制定下一年的预算，那么首先要送进人大预算工委和预算办公室审核，经过一帮专家审核后才能上会。这不仅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涉及到中央地方分权的问题。
我们国家到底该如何设置这一体制，我认为应该综合考虑，整体上看看美国，瑞典，德国，英国等现代化国家，了解一个现代化国家是怎么用钱的，各国议会内部到底有什么样的制衡和监督政府预算收支的机构，做一写各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探索建立起我们国家未来的国家的预算管理体制。
目前来看，做实人大，首先要的可以考虑做实人大预算工委，可考虑在人大内部建立像建立美国国会的专业拨款委员会那样的机构。我觉得今年即使修改通过了预算法，进行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可能还到不了这一步，能在以后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能建立起这样一个人大对政府预算管理的监督体系就不错了，关键是决策者要意识到这一点，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凤凰财经：前段时间社科院报告提出，中国人均宏观税负已经到万元，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韦森：这不仅是万元阶段的问题，把财政和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收入加起来，我估算不止这个数字。我之前大致算过，如果把政府各项全口径的收入全算进来，这几年是我们13亿人每人一块可支配收入，政府拿一块财政收入，1：1的比例。政府全国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还有其他的收入加起来，估计会在20万亿上下。中国13亿人，每人就合一万五六千块钱，城市可资本收入乘上城市居民，农村的可支配收入，这些加在一起然后再做一个平均，可能政府拿的总财政收入，比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高一点。
凤凰财经：也就是说，政府拿的比我们可支配收入还多，是这个意思？
韦森：对。
凤凰财经：这样来看，是不是在与民争利？
韦森：这里不是老百姓穷不穷的问题。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阶层和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提高了，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减少了。只是相比较而言，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太快，而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相对太慢了。我初略计算了一下，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到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翻了三、四十倍，而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最多也就是翻了7.7倍。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很好赚钱，资本边际收益率高。中国的税收主要是通过间接税取得的，增值税还有企业所得税，所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财政收入也在高速增长。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是通过“金税工程”，使财税部门税收的征收能力大幅度提高了，电脑联网，增值税发票一开，偷税漏税非常难。尽管税率没变，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大幅度上升了。
中国企业的所得税仅次于韩国，做企业都感到税负太高，太痛苦了。所以，现在现在中国政府的最好的宏观政策，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在目前已经无效，甚至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是负效用。
货币政策为什么无效？因为只要银行放松贷款，钱会流进两三个地方：第一是地方政府；第二是房地产；第三是僵尸企业。很多企业靠银行贷款活着，就像快垂死的人。放松贷款只会到这里面去。目前好企业不缺钱，根本不需要贷款，经营不好的企业银行又不敢放贷，所以放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不大。
中国经济面临的整个格局是：人民币在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税收在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这些因素加起来，在中国企业还能做吗？假如你想办个新企业，靠银行贷款来融资，现在恐怕是很难的了。像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买腾讯的理财通，利率都到百分之六七了，支付宝余额宝的利息，也一直在百分之六、七了。这些理财产品再转贷给别人，这些机构至少在其中要赚两三个点，那么企业最后拿到的实际贷款利率，恐怕就超过10%了。历史上有多少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长期超过10%？
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货币政策基本上失效，未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较为有效的宏观政策主要靠财政政策了。财政政策不是政府再猛花钱投资，而是减税。目前企业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币近些年来一直在升值，尽管最近中国的人民币币值有波动，但人民币升值不是中国政府所能决定不了的，只有税收是政府可以做到的。政府减税后，中国企业才有竞争力，企业活过来，有出口定单了，政府的税收才会增加；再不减税，好多企业都关门、破产了，政府税收就收不上来，结果未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只会减少。
依据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我们知道，当政府的一般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
凤凰财经：现在中国处在这个拐点上了？
韦森：是啊。我判断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拐点上了，甚至都有点往后了。政府减少一点税率，财政收入短期也许会减少一点，但长期只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如果现在政府再继续提高税率，一些企业关门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只会减少。
所以，现在李克强总理或者财政部长、各省财政厅厅长，应该多考虑企业的困难。应该把减税写入政府报告之中，这样地方财税部门也没有太多的考核压力了。如果中央政府把减税列为自己的施政目标，至少地方上就没有那么大增加税收的压力了。现在问题还是政府决策层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据说三中全会一直到最后一天，对于要不要减税都没定下来。最后提了一句话，叫“稳定税负”，稳定税收，财政收入不增不减，最后停在这个地方。
凤凰财经：如果不减税，按照目前这个思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风险？
韦森：现在中国经济表现出几个相反的趋势，一是一月份出口突然冒泡，两位数。每年年初出口都在下降，今年突然上升了，但是汇丰的PMI到已经低于50了，即在经济的枯荣分界线的线下了。这样一来，经济学家都被弄糊涂了，PMI 在往下走，出口数据在往上走，这个数字怎么来解释？国家统计局说，一月份的出口数字没假，不像去年上半年好多企业虚报出口数字，想多点出口退税。
但是，对于去年上半年一些出口企业虚报出口数字的事，政府是应该反思的。一些企业依靠出口退税才能存活下来，来养活自己和工人，这说明企业经营都难到了什么样子了？企业都快存活不下去了，想着多报点出口退点税，企业才能维持运作，都要喊救命了，快要沉底了，这是什么征兆啊！但是，自去年五月份之后，海关一收紧，一打击虚报出口数字的做法，后来中国的出口增速就下来了。
现在的问题关键还是最高决策好像还没有认识到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格局中，合宜宏观政策是什么。自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经济危机成那样了，政府都纷纷掉入财政悬崖了，都能坚持减税政策，中国十七、八万亿的财政收入，四、五万亿政府财政存款，就不能减税吗？就没有减税空间么？
凤凰财经：如果不减税，财权上收后，也是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
韦森：对，解决不了。减税的财政政策才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好的宏观政策。现在税收这么高，企业不赚钱，把风险都推给银行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攀高，很多企业贷新款还旧债，早晚把会企业拖垮，企业破产了，就把银行拖垮，到时中国经济就要出大问题。现在若政府考虑减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经济增长会更有利。
凤凰财经：这样看来，您认为中国经济GDP目标设置上，会不会调整下降？
韦森：去年两会期间，我就写文章说过，应该取消设GDP增长目标。因为中央一旦设立GDP增长目标，地方上就会竞相提高；不定反而更好，如果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设GDP 增长目标，每年只报实际完成的量，对中国经济。
凤凰财经：现在业界预测的比较多，不能低于7%，这是一个底线？
韦森：我注意到，原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预计2014年中国的GDP 增速会攀高到8.6%，林毅夫则说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速到8%是没问题的。他们都比较乐观，但是认识到中国经济困难比较多的经济学家还是占主流。
在2012年5月到11月，我在FT 中文网上发了三篇头条文章，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但是到了第四季度，一个拐点上去了。到了一月份和三月份之间，许多投行的经济学家高兴得不得了，说警惕2013年宏观经济过热。这些偏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看中国经济不用看其他的东西，就看一个指标，就是银行贷款，贷款上去了，肯定就过热，贷款下去了，经济就回落。
但是去年，贷款和社会融资上去了，经济却往下走，出现一个“剪刀差”。这个怎么解释？原因并不在于很多钱是借新款还旧债，而在于中国的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中可能有重复计算成分。就是大银行贷给小银行，小银行贷给信托，信托再贷给融资平台，融资平台最后就到了房地产，或者是到地方政府企业中了。其中，很多社会融资和银行贷款可能交叉和重复计算。
中国经济下行是一不可逆转的趋势。现在中国的企业赚钱都很难，很多企业资不抵债，依靠贷款才能维持一天天撑下去，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再按照过去的发展思路，一味的靠政府推动的投资来维持已经不可能再维持的高速度，不管资本收益，只管GDP速度，不管下一届政府谁来还债，这种模式一路走下去的话，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相反，如果现在中国顺应经济增长趋势，慢慢允许它下行，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来说还会更有利。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再靠投资拉动增长，就等于是在抽鸦片，你猛抽鸦片，短期会兴奋一段时间，但最后肯定会要倒下去；但如果你把鸦片戒掉，只不过是在短期更难受一点，可能还能熬过来，中国经济还能稳稳的增长，不会出现大萧条。所以，经济速度慢一点，可能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会更有利。（采访:晓童刘静文/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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