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被公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财税改革是本轮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财税改革牵涉到中央、地方政府、企业、民众等众多利益，事关中国经济转型及协调发展。
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数据出来后，引起了各界争论，中国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需不需要减税？如何调整不合理的财政收支结构？凤凰财经就此推出“国赋论”系列访谈，请财税领域权威学者分析解读中国财税改革的紧迫性和改革方向。
本期推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访谈（上）。
财政是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而财税改革是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刘尚希称，财税改革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党的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和国防军队都有紧密的联系，是全局性改革。
刘尚希称，中国民众对税收的问题越来越敏感，是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老百姓感觉收了这个税应该什么都不要钱了，教育免费，看病不要钱才是。但若要真的全部免费，那要多少钱，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做不到，别说我们国家了。
中国处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阶段，我们面临一个现实就是贫富差距比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区域不均等。再加上自我意识增强，个人权利意识强化，缴税毕竟是涉及到掏口袋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税收问题就越来越敏感
此外，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搭便车的心理，希望他人缴税，我不缴税，但我也有资格或说有权利来享受这个福利。在北欧一些国家宏观税负是很高的，达到50%，GDP的一半被政府拿走了，但老百姓觉得税重的少。因为普遍愿意交税，如果不愿意那就觉得税负重了，所以，税负的轻与重和税负的高与低是不同的概念。
现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注重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性和本土性，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出发。其内容涉及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公共政策等方面。
凤凰财经：财税改革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其他改革的助推器,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财税改革与全面改革有怎样的关系？
刘尚希：从过去来看，财税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也可以说是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那么从现在来看，财税改革依然是一个重点，这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说明中，特别提出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总书记的说明中，提到两个重点，一个财税改革，一个司法改革。可见财税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实际上是中央深思熟虑的决策。这自然表明了财税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性。
这种重要性体现在财税改革对其它改革的牵引、辐射和倒逼的作用。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体现在政府改革，社会改革等各个方面，实际上对全面深化改革都有牵引、辐射和倒逼的作用，它不只是在经济方面。
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决定里明确讲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作为基础发挥作用，它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在经济方面的作用，是怎么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怎么提供良好的体制性条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比如税收制度改革，正在推进的营改增，对促进制造业、服务业的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对鼓励中小企业就业创业都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财税改革对优化资源配置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同时，财税改革也是政府改革的一部分，预算的透明实际上就是政府的透明。还有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划分，支出责任的划分，这都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财政的属性来看，财税改革本身就是政府改革的内容，财税改革每推进一步，意味着政府改革相应的推进。财税改革的政治属性是很明显能看到的,我们过去对财税的理解，它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超出了经济学的框架，它影响经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
刘尚希：综合来说，财税改革涉及到经济改革、政府改革以及社会改革。这个社会改革是广义的，实际上也包括了三中全会决定里所提到的比如文化、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改革，它都与财税有直接的关系。
凤凰财经：您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刘尚希：比如文化体制改革，分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那当然是交给市场。现在的文化企业资产很多都是国有，资产怎么管理？怎么配置？是配置到文化产业里，还是文化事业里？这就涉及到文化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与文化又连在一块。文化事业需要财政支持，很多文化事业就是政府拿钱的，属于公益性质。文化产业可以让市场发挥作用，让市场去决定文化企业的生死。那么文化事业毫无疑问属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需要政府来提供。文化体制的改革，和财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刘尚希：文化方面的支出，哪些该财政拿钱，哪些不该拿钱，政府在支出范围上要理清楚，如果不该支出的支出了，本来应当放给市场，结果财政拿钱，那政府就越位了。文化事业按照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来提供，财政如果不拿钱，把它推向市场，那不就错位了吗？那就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缺位。所以文化改革就涉及到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
刘尚希：财政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这从文化体制的改革可以看出来。再比如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涉及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模式，怎么减少工业化过程中对社会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负外部性，也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财政的角度说，对各级政府就不能按照过去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给地方政府不适当的财政压力。过去是不管这个地方有没有发展的条件，不考虑生态脆弱性，在体制上都是一律要求让地方自己去发展，通过地方自身的发展，通常是搞工业和采掘资源来扩大财源和税源，从而让地方财权转化为地方财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普遍压力型体制容易造成一些地方不顾后果地野蛮发展，结果破坏了生态环境。这样的体制安排无疑是与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
目前的情况是，根据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根据各个地方的生态状况，具备发展条件的，具备搞工业的就鼓励大力发展。我国主体功能区分为四个方面：重点开发，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对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地方，就要中央给它“补偿”，通过转移支付提供相应的财力，满足其公共服务需求。不能笼统地说，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构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
在十七大之前，都是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来构建和完善财政体制的，结果搞得一半以上的县连工资都发不出去。地方政府要吃饭，就要想办法发展，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发展，即使破坏生态，地方政府为了过日子也得发展。这使得发展的代价越来越大，生态环境成本越来越高。也许财政体制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为了政绩，地方之间GDP增长的竞争，也是重要原因。这与GDP导向的考核机制有关，涉及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
还有一个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产权制度的关系。自然资源的开采、开发属于开发权、经营权，归类为产权制度的内容。但这类产权是如何取得的呢？资源的所有者授权了吗？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吗？我们知道，按照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公共资源，除了明确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之外，其他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是国有资源的所有者代表。那这里有一个授权的问题。国务院作为国有资源所有者代表，应该向地方有一个授权，明确各自的责、权、利关系，哪些资源地方可以开采，哪些资源地方无权开采，获得的收益怎么进行分配，是全部归地方还是中央与地方分享？等等，这些基础性问题不解决好，主要靠红头文件一事一议应急的方式来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其效果有限，没有长效机制，生态文明建设难以有实质性进展。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国有资源的收益分配问题、如土地收益、矿产资源收益等等，所有者是否参与分配？这就涉及到财政体制的问题。在公有制条件下，财权的划分，自然还要包括产权。这在现有体制中是缺位的。
去年的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公共资源的所有权和公共管理的监管职能要分开，现在我们是混在一起的。地方政府代行公共资源的所有权（真正的所有权属于国务院），但同时也履行公共监管职能。公共资源到底能不能开采，什么时候开采，做何用途，实际都是地方政府依据地方局部利益以行政的方式来决定。这种公共监管的职能和所有权的职能混为一谈，是导致各种乱相的根本原因。所以生态文明和财政紧密相连，财政问题处理不好，生态文明建设恐怕也很难。土地财政也涉及到这个问题，目前土地财政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实际是产权制度缺失在财政上的反映。
刘尚希：财税改革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党的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和国防军队都有紧密的联系。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意味着要对这些方面提出约束性要求和规范性要求，会牵引这方方面面的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为什么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这就是基本的依据。
凤凰财经：社科院报告提到中国人均宏观税负达到万元，之前也有调研说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很高。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刘尚希：中国处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阶段，我们面临一个现实就是贫富差距比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区域不均等。再加上自我意识增强，个人权利意识强化，缴税毕竟是涉及到掏口袋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税收问题就越来越敏感，捂紧自己钱袋子的这种下意识，或者说本能就显现出来了。这不是坏事，但需要公共理性来指引。
对税收敏感，是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老百姓感觉收了这个税应该什么都不要钱了，教育免费，看病不要钱才是。但若要真的全部免费，那要多少钱，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做不到，别说我们国家了。社会的福利水平不能总跟发达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怎么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呢？自然达不到，一旦达不到，老百姓从横向一比较，就觉得税负太重了。
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搭便车的心理，希望他人缴税，我不缴税，但我也有资格或说有权利来享受这个福利。在北欧一些国家宏观税负是很高的，达到50%，GDP的一半被政府拿走了，但老百姓觉得税重的少。因为普遍愿意交税，如果不愿意那就觉得税负重了，所以，税负的轻与重和税负的高与低是不同的概念。高与低是个统计指标，轻与重和社会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向发达国家看齐，我们的税负水平并没有达到，但是要享受发达国家的那种福利水平，这是做不到的事。做不到，大家就觉得税负重了。看病难，看病贵，还有上学难，上学贵，这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再有一个，比如农民工，这个群体确实连基本公共服务都没享受到，农民工肯定有很多的怨言，尤其是二代、三代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实没有做好，不公平，这个要承认。这也是政府当前努力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现在人均宏观税负确实重了吗？从个人角度讲很重，因为普通劳动者一年的收入就几万块，一想到承担一万多元税负，就“感觉”税负很重。但是换一个角度，也可叫人均财力或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力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给大家提供公共服务，摊到每个人头上的钱就这么多，意味着摊到人均头上的公共服务也就这么高。
中国人口基数大，摊到每个人头上就这么点钱，比发达国家的人均财力要低得多，大概是十分之一，怎么能享受高福利？所以要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让老百姓满意，那这个钱就不够了。而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人均财政收入的水平要更高才行，不然公共服务水平无法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越高，才有可能提供更多的人均公共服务。单纯从税负的角度来讲，觉得这个税负很重了，税负要降下来；如果降，那意味着按照人均财力衡量，可提供的公共服务将会更少。因此，收多少税，提供多少公共服务，这两者之间是要权衡的，也就是需要公共选择。
凤凰财经：关于中国的税收来源的结构，社科院去年有一个数据提到，中国企业缴税占90%，个人占比小，同时间接税占比高，直接税很低，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尚希：这个问题既与税制有关，更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首先，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来自于个人的很少，为什么呢？这与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有关系。居民收入占比低，怎么可能在税收中占比高？再者，税收更多来自于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这个也是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美国的直接税占比高，间接税占比低，但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我们好几倍，如果把我们的税制搬到美国去，那毫无疑问直接税的比重就上去了，美国能交得起税的人多，我们现在能交得起税的人少，来自于直接税、来自于个人的税就少。
凤凰财经：能不能理解成还是中国的居民收入太低了？
刘尚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所以这个比例就低。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税自然就会提高，个人的部分也会提高。如果与十年、二十年之前比，来自于个人的税和来自于直接税的税收比重大大提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均收入从几百美元到现在人均六千美元了，直接税比重自然就上来了。
这个不是靠税制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反映的是税收收入结构，不完全是一个税制的问题。我国税制肯定还要完善，但是不能说通过税制完善就可以让直接税的比重大大提高。
凤凰财经：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们是不是也通过间接税的形式在缴税，比如在购买很多商品的时候，只是不像直接税那么敏感？
刘尚希：这里所说是间接税，比如像增值税。但是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是很严谨，也不是很科学。如果说，间接税都是消费者负担的话，我们搞营改增就多此一举，改他干吗，反正都转给消费者了，与企业税负无关，何必要改呢？在营改增过程中，有的企业称税负上升了，如果说按照这种消费者全部负担所有税收的说法，企业税负怎么会上升呢？不是都转嫁出去了。
凤凰财经：不是说全部转嫁，是有一部分是通过这种形式征收的。
刘尚希：一部分是，但是这个部分有多少，实际上是不确定的。间接税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的，按照消费者负担的逻辑推理下去，那企业发给员工的工资也是消费者负担的，企业的利润是不是也在价格里，是不是也是消费者来提供的？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实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不少人混淆了。
凤凰财经：有学者提到，尽量减少消费环节等征收的间接税，应该提高直接税，比如财产性税收，房产税等。
刘尚希：无论什么样的财产性税收，个人得有钱，没有钱什么税都交不了，不管什么名义。如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整体比重偏低，居民交税的空间有限。你不能刮地皮，强制缴税，那会官逼民反，这要讲道理。交房产税不是交房子，而是交税，来自于个人的所得，你得有钱。个人用什么交房产税？用当年挣的钱交，挣到钱才能交，挣的钱少怎么交？如果工资水平高，承受税收负担的能力就强，如果收入水平低，哪怕加几百块钱都是不轻负担。扩大直接税，这个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不能凭想像，要从实际出发。
刘尚希：如果收多了，把社会收乱了，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商品里包含的税收少一点，那价格未必就会相应地下降一点，消费者未必是受惠者。直接税多收一点，如果摊到富人身上还好说，若是普遍扩大，则会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水准。企业多承担点好，还是说居民个人直接多承担点好呢？这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我国现在是穷人多，富人少，是倒金字塔型结构，而不是橄榄型的。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最多，中间大，两头小，中产阶级可承担更多税收，直接税的占比就可以上来了。
金字塔型结构，富人少，但是越往下大部分人是没有负担税收能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去扩大直接税的比重。强化对富人缴税的监管，减少这方面的税收流失，这个途径可以增加直接税，但也不会导致直接税比重直线上升。
刘尚希：直接税的改革就让现有的直接税变得更为科学，让税负结构更加合理，减少税收的流失，在这方面下功夫，也不可能使直接税比重有多大的提高。脱离人均收入水平和分配结构来谈论直接税比重的高低，没有实际意义。（文/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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