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 2011年不需对经济增长担忧 焦点在反通胀上

凤凰网财经讯 2011年1月15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于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此次年会会议主题为“把脉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势”。凤凰网财经全程图文直播。中国社科院财政预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会上表示，2011年我们可能不需要对经济的增长持续有多少担忧，而应当把主要的焦点放在反通胀上。

以下为高培勇发言实录：

肖薇: 谢谢王主任。现在我们来解读一下2011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我们都知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今年是第三年采取这样的财政政策，但是今年的背景和以往有很大差异。现在请高培勇先生就201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给我们进行解读。

高培勇: 我想至少可以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尽管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总格局是积极和稳健，但是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反通胀，而并非是保增长。第二句话，201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点类似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对于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明为积极，实为稳健。为什么这样讲？尽管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当中有积极财政政策的安排，尽管表面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以保增长为主要的增长目标。看一下我们2011年主要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其一，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都有投资冲动的迹象。2011年还是建党九十周年，2011年又是迈向“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年，在这样的条件下，再加上世界经济形势尽管有振荡，但是我们说它仍然处在振荡当中的一种复苏迹象。所以，我的判断是，2011年我们可能不需要对经济的增长持续有多少担忧，而应当把主要的焦点放在反通胀上。

高培勇: 一般来讲，反通胀，要看CPI，即使2010年和2011年CPI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增长，比如5%和6%，其实5%、6%和九十年代初期的20%以上，甚至到2007年5%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非常严峻，特别是收入分配矛盾非常尖锐。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是，通胀一旦和收入分配矛盾的尖锐化相碰头，我们就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防通胀上。这是一个判断。

高培勇: 第二，2004年，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一年我们标榜的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它的具体安排就是保持财政赤字的不变，并且为走向稳健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2003年的财政赤字是3198亿，2004年财政赤字也是3198亿，只是在2005年实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之后，财政赤字就缩减为3000亿元。今年的情景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按照预算的安排，今年的财政赤字名义上安排了9000亿人民币，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中从2010年的预算调节基金当中，也就是2010年预算超收当中拿出1500亿元用于弥补2011年的财政赤字，或者当时在预算安排上没有说明把它作为预算收入来安排，实际上9000亿财政赤字加上1500亿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调度，今年的财政赤字的规模依然是10500亿元人民币，和去年大体持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011年中国政府的减税空间究竟有多大，起码立刻可以得到一个判断，它不会像2008年、2009年那样有较大规模的减税空间，今年主要是增值税的作为，增值税的作为无非是增值税要吃掉营业税当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些减税的动作。除此之外，还有个税小规模的调整，而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收入总盘子当中不过是6%-7%，总规模不过1000多亿元，能够做的是工薪所得税的调整，这其中有多大的空间，就增值而言，就投资的安排，主要是放在已开工项目后续的安排上，而不去新增项目。

肖薇: 结合去年的情况，去年由于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在国内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数量和融资的规模就会迅速发展，相应加大地方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现在请教高先生第二个问题，您认为2011年我国应该如何防范财政风险？

高培勇: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甚至包括地方债务规模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观点，这并非完全是一个新问题，我们要以平常心加以对待。事情表现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债务膨胀上，问题的根源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上。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一个老问题，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或者通过减税优惠来吸引投资。1994年以后，税制改革，随便减免税已经很难实施了，于是有了各种各样收费的办法，通过收费来积攒用于投资的税收。2000年以后，收费逐步得到了抑制，所以地方政府的投资来源自然就转向了土地出让金，在近几年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这种投资冲动就搭上了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一趟列车。这种问题目前表现在了债务的规模膨胀上，而并非表现在收费规模的膨胀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有所不同的是，在债务规模出现膨胀的条件下，它带给财政的是直接的风险，而并非像过去那样隐含着制度运行当中潜在的风险。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方面我们要高度关注地方债务膨胀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应当标本兼治，把更重要的注意力放在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当中。我的判断是，只要是对地方政府有考核，而且这种考核主要是来自于中央，而不是来自于百姓，只要以政绩作为考核的标准，尽管可能不是GDP，但是是其他的考核，它总要有一定的冲动，通过各种手段筹集资金，维持投资规模扩张的机制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2011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由此而导致的财政风险，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应对，一方面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事，因为它就早就存在这个经济体当中。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根本措施上加以解决这个问题。

肖薇: 因为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对于整个“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政策的走向，您能不能再做一个简短的判断？

高培勇: 因为讲财政政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的，二是是财政收支的具体摊薄，我们称之为结构性的摊薄。我并不一定说得非常准确，我觉得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财政政策的主基调可能是稳健，我刚才提到了一点，2011年我们事实上是在名义上财政机制条件下实施的是稳健的或者主要实施的是稳健的、实实在在的。而展望整个“十二五”，我们能够做出两个基本判断，其一，就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而言，导致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或者主要因素，比如结构失衡的问题还没有根除，发生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我们还必须有扩张性的措施来维持经济增长。其二，在过去两到三年当中，中国政府所实施大量非常规的扩张转移，已经使我们初步品尝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且这种通货膨胀影响或者叫做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它的释放将会持续几年或者更长时间。如果这将是我们整个“十二五”中间所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十二五”，第一年我们还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参照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经济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转化的经历，整个“十二五”期间，我想今年是积极，明年就有可能转向稳健，今后的几年可能会在整个稳健的基调来维持这种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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