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龙军
近来,一些地方的蔬菜种植农户可是遭殃不小,大量成熟丰收的蔬菜因卖不出去,有的烂在地里,有的不得不贱卖,甚至出现了个别农民为此轻生上吊的事件。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紧急出台一系列应急措施,以缓解农民卖菜难。
各地采取的应急措施多种多样,比如郑州,确定了10多家大型超市或市场,由商务部门和农业部门带队,分赴蔬菜滞销特别严重的地区,开展“农超对接”,嫁接蔬菜种植和终端销售的直通桥梁,减少中间环节,既给农民一定的收购保护价,又降低市民购买蔬菜的成本;比如山东,通过鼓励大型蔬菜加工企业,对大量新鲜蔬菜进行收购加工,或腌制成酸菜,或烘制成干菜,使农民降低蔬菜损失。
这些措施,由于都是临时调动有关力量,以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因而都被称之为应急措施。出现了问题,有一定的措施予以应急,当然比没有办法的好。但从长远来看,总靠采取应急措施是不行的。
我们不能让各级蔬菜管理部门总是陷入在一种“灭火”的状态,一方面是农民卖不起菜,另一方面又是市民买不起菜,生产和市场的两头都有意见,一次两次还可以接受,三次四次还可以忍耐,时间长了,恐怕类似于那位轻生者的悲剧以及更多的不良社会问题就会增多了。
农民卖得起菜,才会有种菜的积极性,各级蔬菜管理部门肯定愿意看到所辖范围蔬菜丰收的景象。但若丰收后却亏老啰,烂地里啰,想必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暴露出来的情况是,即便是农民辛辛苦苦种植出来的蔬菜,其价格贱到伤得人都不想活的程度,我们的广大城市市民却仍然承受着高价菜的痛苦。
这是极其不正常的。高菜价并非由于物资紧缺所致,而是一种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导致的严重结果。也即众所周知的中间环节问题。有专家估算表示,中间环节抬高的菜价因素居然在10多倍以上。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有关部门一启动“农超对接”等应急措施,就能既让菜农满意,又让市民满意了。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机制,降低中间环节费用甚或是减少中间环节,使蔬菜生产与消费终端直接对接,相信农民卖菜难与市场菜价高这种两头都不讨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解决菜价问题,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给农民提供准确的种植信息,不至于让有关品种大小年波动的问题太突出。
当然,这样做需要耗费各级政府大量的人力甚至财力,更需要全国一盘棋来研究。如果我们把蔬菜问题真正当作人民群众最切身利益来看的话,这个耗费应该是值得的。最起码可以先从大的市场和大的生产基地的联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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