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谈中国模式： 要加快国际政治话语的建设

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变化，倒不如说是中国内政外交方面行为模式的逐渐成型。以往，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只有两个模式，要不是自我孤立或者被西方孤立，要不就是依附于西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但中国则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和国际经济体系整合，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角色。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像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中国内部还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但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很有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模式构成有效的挑战。这是西方所不能接受的。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西方阵营加强联合，向中国推行基于西方价值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即价值外交。所以近来欧洲各国随着领导层的变迁希望改变以经贸外交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德国要在亚洲推行价值外交，显然是针对中国的。法国尽管在价值外交和经济外交之间选择了后者，但对中国来说，这种以庞大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经济外交的持续性会成为问题。

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已经达至一个很高的程度，内部的经济发展也使得经济因素在外交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使用经济因素只能减少外交的压力。经济只能是一种手段。如果不能在国际政治话语上努力，经济手段的不断使用会带来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在对美国的政策方面，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形。更为重要的是，一旦遇到能够体现西方价值的外交事件时，西方各国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会对中国施加共同和一致的压力，例如在非洲达尔富尔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等等。把这些问题和中国即将举办的奥运会联系起来更是近来西方的一个热点。西方推行价值外交有其困难的地方。要西方各国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两者之间作一明确的选择并不容易。因此，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很难达成共识，一致行动。

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很大的能力来对付西方的价值外交。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对西方的价值外交置之不理。在实际层面，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像西方所认为的只重视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完全不顾价值和道德，尤其是人权。中国外交在近年来已经作了很大的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行为层面，而非国际政治层面。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非洲达尔富尔问题上和缅甸问题上都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不可否认，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有本身区别于西方的利益，或者是经济利益或者是战略利益。但同样，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作为一方面和西方不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自身的价值观。

在经济全球化状态下，任何国家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主权。在政治方面，中国政府也已经接受和认同民主和人权等理念，并且把这些理念看成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中国因此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活动，并且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贡献国。

由此看来，在软力量外交方面，中国面临三个互为关联的挑战。第一，尽管面临西方的压力，但中国仍会继续不去重复西方所通行的传统干预政策如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第二，努力不断探索自己的人道主义的干预道路。第三，调整和重新解释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或者重建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使得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和其国际政治行为相一致。

这种做法并非要挑战西方，而是要用不同的途径达到国际社会都加以认同的国际价值。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的国际责任。

(原刊于《联合早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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