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经济发展应改变“速度为先”思维
凤凰卫视7月31日《财经点对点》节目播出“屈宏斌:经济发展应改变‘速度为先’思维”,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瀞漪:欢迎收看《财经点对点》,我是曾瀞漪。在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认真反思经济快速发展当中存在的隐患,还有是不是该减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因此慢下来,当前中国的经济表现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今天请来的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先生,宏斌你好。
屈宏斌:瀞漪你好。
曾瀞漪:我们看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之后,事情是使得国内外都很震惊的。但是我们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对中国经济增速发展当中所谓的增速减速的问题?大家认为今年大概9%,是不是会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呢?
屈宏斌:我觉得任何一次灾难,我们能做的,最起码应该做的就是从重吸取教训。从这次灾难中至少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有两个教训我们可以吸取,第一我们应该赶快的去改变这种速度为先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有些事情速度快了就必然在其他方面会相应的付出一些代价的,所以说速度和质量并举,这个是我们未来中国要发展的总的发展的方式的转变,有一些东西过去我们发展可能强调速度,很多的大型的项目我们都强调要赶工期,提前完成工期,有些东西其实是不能提前的,按时完成挺好的,这个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当然这个作十二五规划里,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体现。我们希望把速度降的慢一点,从而顾及到其他的方面,包括质量,包括安全,包括环保,跟这个都是类似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也要反思为什么在这个作为铁路运行过程中,这也是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故。
我们觉得还是有各种方面的因素,但是从我个人来讲,体制性的深层次的因素不可忽视。我们觉得在铁道部目前作为,既是一个踢球者又是一个裁判的角色应该考虑要进行改革,否则话包括未来铁路运行的效率,包括各部门未来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我想这是两个方面。当然这个事情可以谈很多,但是从经济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应该尽快改变速度第一的这种思维方式。
第二就是在体制方面,我们更多的去引进一些这种强调效率,其中强调效率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说你要引进这种竞争,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尽量去发挥更大的作用,监管机构来讲,政府角度来说做一个全面的规划,做一个中长期的,特别是市场失灵的部分,做一些比如说不赢利的部分,我想这个应该吸取教训的。
曾瀞漪: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速方面,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就是,中国7月份的PMI数据,官方的数据应该是很快就要公布了。你们在7月下旬公布的汇丰7月的PMI数据当中是28个月来最低的,而且是跌破了50这个阴阳分界线,是48.9,这个数据是让市场有点震惊。你们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样调查出来的,它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震撼性的意义,有人说制造业正在萎缩,有人说其实不用太着急。
屈宏斌:是,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因为自从我们PMI发布以后,我陆陆续续得到很多的这种询问,就是如何去读解这两个似乎,两个相互矛盾的讯号,一方面是公布的二季度的前不久公布的二季度的GDP数字,又是好于预期。我们六月份实际上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实际上是有反弹的。但是过两周我们的汇丰的PMI的预览数是下降到50以下,如何去看待这两个之间的这种比较混乱的信号。
我觉得有两个角度可以看,第一PMI这种数值是领先性的指数,它可能所表示的是未来两三个月个,我的未来的经济运行的状况,也就是说汇丰的PMI50以下,如果说下周公布的PMI,它的最终数,包括官方的公布的最终数也是都在下降,可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未来三个月,也特别是在三季度,我的经济的增速会比较明显的减速的这种状况,我想这是一个。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过去,特别是二季度的GDP是一个过去的数,这个是更多的展望未来的,这也是之间的差别。
另外一个差别就是PMI,刚才你也问了这个问题,我们PMI的样本,企业样本70%是非国有,就意味着可能这里面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毫无疑问相当大的一部分又是中小企业,所以说MPI下降,同时我的整体的经济增速好像还可以,如何解释这两个之间的差异?这个差距可能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我虽然整体经济增长还可以,但是经济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分化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减速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国有大型企业减速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趋势,我们需要给予高度地关注。如何去防止经济内部分化进一步扩大,我们认为需要从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
曾瀞漪: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现象来佐证你们在中小企业方面的调查,因为最近全国工商联在17个省市做了一个普遍的调研之后就发现说,现在中小企业的生存境况比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还要困难,当中是有九成的中小企业是贷不到钱的,它们把这种现象据说已经上述给国务院,希望中央能够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从你们刚刚提到说70%的样本是来自于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到底怎么样帮助中小企业在这个经济要继续发展结构要转型,他们很困难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他们真的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发展环境?
屈宏斌:我觉得是这样,中小企业的困境当然融资难是大家讲的比较多的,我觉得不只是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目前遇到的困难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由于信贷政策收紧的,包括融资的容易度和融资的成本都在上升。第二个原因,就是成本也在大幅度的上升,我们高通胀意味着什么呢,不仅仅是我的食品价格也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大宗商品价格,原材料价格也在大幅度上升,所以对企业来说,所以对企业来说这个成本的上升。另外还有工资在上升,我们过去跟2008年根本不同的,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虽然过去2008年之前也有通胀,但是我们那时候工资的上涨显得没有这次这么明显。
所以说有三个因素的叠加,使得中小企业困境更困难,这个如何去帮助中小企业,在未来下一个阶段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去疏解它的困境,我觉得是未来下半年中国的宏观政策应该主要考虑的一个领域。
曾瀞漪:可以怎么做呢,在政策方面大家谈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
屈宏斌:我觉得大家谈的里面,有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说因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所以人就简单地甚为我们是不是下半年应该,信贷紧缩应该停止,甚至可以说翻转。我觉得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信贷紧缩政策,它只是一个总量政策,它所能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控制总体信贷的松紧的状况,从而达到什么目的,从而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从而达到消除通胀的货币因素的目的。
言外之意就是说这种信贷的政策是解决不了我的资金分配的问题的。所以说用总量政策的放松,或者说改变中小企业,然后去试图解决中小企业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第一不恰当,因为如果说这样的风险可能通胀会抬头,我想这个是一个过早的放松的话。
另外一个是即便你放松了,送能保证放松的资金会到中小企业,往往都不是,往往放松首先受益可能不一定是中小企业,可能是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所以这个政策是不能的。
如何办?我认为在这个领域财政政策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财政政策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有针对性的对中小企业进行一些适当的帮助,比如说给贴息贷款,比如说融资担保的问题,甚至包括减税和减费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财政政策可以在总量宏观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的,确保通胀见顶回落的前提下,财政政策还是完全有可能起到这个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我建议我们目前的财政的收入的状况,我们的财政政策完全有这种客观条件去扮演这个角色的。什么叫客观条件呢?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的财政税收是征收了30%以上,这个是几乎两倍GDP的增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财政征收的情况下,拿出适当的一些超收的那些钱,去补贴一些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舒缓困境。而且大家都不要忘记,给中小企业补贴,不是说企业老板受益,更多的我们要记住,中小企业为全国创造了接近70%的就业的机会,所以说你补贴中小企业,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间接70%的这些工人。
曾瀞漪:就稳定了就业的环境。
屈宏斌: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政策组合就是我们的信贷政策主要根据通胀的状况进行制定,对于中小企业的困境,经济内部出现分化的情况,我们用财政政策去对应,这样一个政策组合,可能是我们既能保持通胀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控制,同时又使经济和就业得到稳定的,起到这么一个效果。
曾瀞漪: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部分,就是财政政策补贴等等可能不只是说而已,对于政策当局来说是要尽快做,因为如果从调查看起来,它们这么难的话其实应该赶快去帮助它们。所以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请屈宏斌来谈谈,就是其实中小企业也面临包括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但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又造成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另外一种不断增加的压力,怎么看这个问题,广告之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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