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和他的班底解析：新政“法”字当头

2013年03月22日 18:46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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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和他的班底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的“政治年”。继去年秋天中共十八大产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之后，今年初春的两会上，人大、政协、高检、高法领导层相继完成了新老交替，而行政体系中的国务院新班子也浮出水面。

中国新的一轮权力更替，至此尘埃落定。

作为中国领导层中排名第二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角色尤其令人关注。新科总理和他的班子，甫一亮相便体现出平实而鲜明的作风，且透露出强烈的改革意愿。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走到一个关键时刻。用学者郑永年的话来描述，中国的改革正在与社会的变化赛跑。言下之意，处在2012-2020战略机遇期最后7年的中国，改革难度加大。时间紧而任务重，这将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

李克强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他也宣示，“再深的水我们也得，因为别无选择”。

新总理亮相

在全世界瞩目之下，新科总理在首场记者会上，以他“得体的表现”和“平实而真诚的言辞和气质”，赢得了普遍好感。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出政府减支、深化改革等具体措施，令人对新政怀有期待

本刊记者/王全宝

“在我个人的经历，在读书、做事、文化熏陶当中，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面对全世界，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首次亮相的李克强如是诠释自己的人生感悟。

3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后，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携四位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会见中外记者。

前几任国务院总理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几乎都是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

有细心观察者发现，在大厅，地板与主席台之间是斜坡铺就而成的，这被解读为每届新任总理的“上坡路”，亦即要努力“爬坡”之意。

“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

“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把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作为神圣使命，以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民的敬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政府，去造福全体人民，建设强盛国家。”没有过多的套话，李克强的开场白简单明了。

观察人士分析称，在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说“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与同一天在人大会议闭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有呼应之意，预示依法治国理念高度一致。

整个记者会上，李克强表现放松自如，语言朴实中不失幽默和机智。作为法律专业背景出身的官员，他多次运用法律术语，这一点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有关“黑客攻击”有关问题时，李克强回应称，“刚才你说的话我怎么有‘有罪推定’的感觉啊？我想我们还是少一些没有根据的相互指责，多做一些维护网络安全的实事。”

此外，在回答记者有关反腐问题时，李克强还提到了“公职”一词。

“‘忠诚于宪法’‘对法律的敬畏’‘有罪推定’‘公职’等词从国家领导人口中说出，令人感觉很亲切，很职业。”一位观察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

李克强是第一位出生在1949年之后、并同时拥有经济学博士和法学学士学位的总理。过去5年间，作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多有表现，其协调能力也受到各方认可。

削权与改革

“凡事想要做成的话，总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可能的选择。”在被问及“这次改革是不是您理想的方案？”这一问题时，李克强如此回答。

今年两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审议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这也是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

去年十八大以后，李克强操刀的第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行政体制改革。他也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文件起草组组长。李克强认为，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李克强在地方调研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说恼火得很。”

为此，他开出的药方是，“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改革要从自身做起，但“割自己的肉”谈何容易，以至于每一次机构改革都是一场艰苦的革命。而此次“削权”改革，也不例外。

正像李克强所言，“要削权，要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

尽管要政府主动放弃权力并非易事，“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李克强如此阐释新政府的决心。

“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我们愿意接受全社会、接受媒体的监督。”在被问及反腐问题时，李克强表态说。

反腐虽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在记者会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克强的回答并不限于宣示决心，而且还具体谈及新政府反腐的措施。

他表示，要把权力涂上防腐剂，只能为公，不能私用。要建立和完善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依法受到严惩，绝不手软。更重要的是，要让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使人民能够更为充分和有效地进行监督。

同时李克强还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对于未来的施政方向，李克强的表态主要体现在“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以及“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

观察人士认为，新政府意图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力推新型城镇化，试图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难题——农民问题以及城乡差距，并以此带动内需，进而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李克强坦承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已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

“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来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李克强说。

记者招待会的次日，李克强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会议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发展市场经济、法治经济的保障。

传承与谋变

如果从1993年算起，到今年，总理记者招待会已是连续20年举行，从未中断。回顾往届新任总理记者会，每一任总理的表现和言辞都有其个性和风格。

十五年前，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朱基的首场记者见面会时，朱基被问道：“人们称您为‘经济沙皇’等，您对此有何感想？”

朱基非常坦率地回答：“我不高兴。”他又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

十年前，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温家宝的首场记者见面会时，被问到及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风格。温家宝回答：“在我当总理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

17日，李克强首任记者会上，在被问到“从政生涯一路走来，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您个人的情怀”问题时，李克强说：“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九个字不是什么典籍的原话，是我的心得。我坚信做人要正、办事要公，才能利国利民”。

观察人士认为，李的个性语言平实且突出做人做事要遵循规则，亦透露出其个性和风格特点。

此外，三任总理记者会上，“改革”总被多次提及。不同的是，前两任总理都曾被问及过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制度问题，而在李克强的记者会上，这些“敏感话题”没有被提及，于是有评论认为这是“媒体的失职”。

据统计，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改革”的次数多达29次。此前两任总理的首场记者见面会，温家宝34次讲到改革，朱基讲改革有26次。

尽管三任总理都谈改革，但是内容却不尽相同，对其进行梳理可呈现出中国15年来的改革轨迹。

15年前，朱基被问得最多的是国企改革；10年前温家宝被问及较多的是金融体制改革；李克强的首场记者见面会，记者们关注的则是如何深化改革。

显然，现在的改革已不是十年前或十五年前单兵突进的改革模式，新政府面临的是如何统筹谋划改革，这也将考验新政府在传承中如何寻机谋变。

正如李克强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今后改革既要突出重点，也要统筹协调。要推进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

解析新班子

以李克强为总理的新一届国务院班组搭建完毕，“50后”正式开始主导中国未来决策。新班子呈现出“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并释放出依法治国理念和强烈的改革意愿

本刊记者/赵杰

随着新总理李克强在中外记者会亮相，他身边的四位国务院副总理也一并登场：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未来协助李克强工作的，还有杨晶、常万全、杨洁篪、郭声琨和王勇5名国务委员。

这10位高官，与同样由刚闭幕的全国两会所决定的25名国务院各部委“一把手”一道，构成中国新一届国务院班底。

“50后”当家

统揽本届政府班底成员履历，李克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七位总理，以58岁的年龄成为改革开放以来5位总理中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中，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与李克强同岁，而另外三位分别为67岁(张高丽)、68岁(刘延东)和67岁(马凯)。

5名国务委员中，除59岁的郭声琨和58岁的王勇，其他3位均年过60岁，其中，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杨晶刚满60岁，常万全和杨洁篪则分别为64岁和63岁。由此，10个人中不满60岁者4人，其他6人又以65岁为界各占一半。以出生年代为界划分，则有6名“50后”占过半比重。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看来，这样一个年龄结构是一种“新老结合、注重稳妥搭配和过渡”的人事安排。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本届国务院领导班子整体特点在于“沉稳、稳妥”，体现出一种政策选择上的延续性。

回溯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决定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除李克强这位时年53岁的副总理，其他9人均年过60岁。不过，后者中只有梁光烈和戴秉国两位超过65岁，分别为68岁和67岁。而在“胡温新政”正式拉开大幕的2003年，当届国务院领导班子中，只有时年59岁的副总理回良玉一位未满60岁，其他9人中，有4人同为65岁，曹刚川以68岁最为年长。

本届政府人员构成主要以“50后”为主，而刚刚产生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样生于1953年，在竹立家看来，这意味着从此中国的决策将由“新生代领导人”主持。这一代人，青年时期都在改革开放后度过，因此，在改革路径选择上会更有决心和信心。

“50后”在25名部委“一把手”中也居大多数，共有20名，占比80%。以年龄划分，60岁以上共16人，占64%。

而2008年产生的国务院部委“一把手”27人名单中，未满60岁者以17人居多，约占63%，其中农业部长孙政才时年45岁，最为年轻，现在是重庆市委书记。2003年产生的当届此名单中，60岁以上者居多，共16人，占去28人中的约57%。

如果以十年一期前后名单做对比，在每个执政周期更替时，国务院班子成员以60岁以上者居多。

“为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一特点会在过渡期比较明显。”竹立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这一特点尤其明显。“这是因为现实中问题越来越多，要面对的矛盾越来越复杂，更需要保证政策的相对稳定。”

高学历凸显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是李克强的大学同学和故交。他对自己的老同学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姜明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克强为法学科班出身且成绩优秀，此后还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对于经济运行规律熟稔于心。许多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有法学和经济学的背景。

本届35人整体班底中，除个别人无明确显示外，履历中有法学和经济学教育背景者共23人，占比约66%。“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依法治国、科学治国理念渐次成熟。”竹立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李克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博士总理。而这一高学历的特点，同样体现于其班组成员中：副总理中，刘延东为法学博士；汪洋和马凯则分别为工学硕士和经济学硕士。5位国务委员中，杨洁篪和郭声琨分别为历史学博士、管理学博士，王勇则为工学硕士。由此，在这10人领导班子中，博士占比40%，硕士以上学历占比达70%。

在25位部委“一把手”中，具有博士学位(历)者，共10名，占比40%。他们当中，文科教育背景凸显，占比逾70%。

专业性同样得到体现。北师大前校长袁贵仁留任教育部部长，汽车领域专家万钢留任科技部长，具有财政学博士学位和高级审计师资格证的刘家义担任审计署审计长，同样为高级经济师的社会学博士高虎城担任商务部部长，有世界经济专业教育背景的苗圩为高级工程师，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军看来，在李克强的班子里，知识化和专业化的特点非常明显，“这也是近年来中共干部任用的趋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竹立家对此表示认同，“本届班底的知识化水平较高，这也是在当前全球化、知识化时代特色鲜明的背景下，中共所做的与时俱进的努力。”

蕴含改革思路

新组成的国务院班底中，有几位官员因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实施，而颇受关注。此番改革涉及到铁道部拆解、撤并，以及卫生、计生领域的合并，等等。而由此使得本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再度扩权，也再度引发热议。

相应地，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也将成开启相应领域新时代的“拓疆者”。其中，原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徐绍史就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他在3月16日下午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

即将62岁的徐绍史易职，在一位国土资源部人士看来颇有“委以重任”之意，也蕴含着新领导层重要的改革思路——推进城镇化。过去五年间，徐在国土资源部的成绩可圈可点。在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过程中，徐推进实施耕地保护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问责制”，以解决日益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问题，使得土地违法案逐年下降。由此可见，由他领导发改委，或将助推城镇化这一改革最大红利尽快彰显。

而一度让中国受益甚巨的人口红利，用业内专家的话来说，“已经消失殆尽”。人口政策的调整，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再度成为热点议题。在“大部制”改革方案中，卫生部与计生委合二为一，成为“大卫生”格局启幕的标志。观察家由此推测，计划生育国策或将松动，医卫体制改革将强化。而这一改革的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部委的“新掌门”李斌。

李斌此前曾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并于2012年就任安徽省省长，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位女省长，期间领衔创造了享誉全国的安徽医改模式。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安徽成为唯一有两个国家试点联系城市的省份。至于相关改革，这位新主任上任伊始即表示，“将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至于“铁老大”谢幕，执掌“大交通”布局第一棒的杨传堂，“两会”期间已数度遭遇记者围堵。在被问及数年来困扰民众的“购票难”等问题，这位59岁的新任部长提出，将由多部门联手解决。至于“大交通”时代的综合运输体系，他表示“将掀开新的一页”，并认为挑战不大，对人员融合等工作均有信心。

“国务院人事任用，必然要紧密结合中国未来发展的经济布局、工作重心、宏观目标等进行。”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目前布局，虽然副总理分管领域尚未公开，但是可以推测，李克强会围绕自己在记者见面会中所强调的三项任务布局：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

新政“法”字当头

在会见中外记者的开场白里，李克强提到“忠诚于宪法”“对法律的敬畏”。这在王军和姜明安看来，均体现着新一届政府“法”字当头的执政理念。

“这应该说是中国多年来法治建设的进步。”王军认为，十八大之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数度强调依宪治国理念，而李克强此番表述，更进一步体现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依据。本届全国两会虽为换届年，但议程中并无修宪事宜，这在王军看来，表明中国宪法已趋成熟，宪法的基本原则、规定已趋完备。李克强关于“忠诚于宪法”之说，是一种成熟的理念。

在年逾八旬的北京大学政治学专家李景鹏看来，李克强此说“似乎是向宪政迈进了一步”，是依法治国理念的明确和强调。竹立家对此表示认同，并认为这是打造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任何一项改革举措的凭据。

李克强在提及中国改革进入深水期或攻坚期观点时，用语“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来描述改革将要触动的固有利益格局。“既得利益往往会阻碍改革，此前的讨论多在学者层面，如今李克强明确提及，表达的是一种攻坚克难的决心。”李景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利益是一种现实的诉求，灵魂是一种意识的升华。王军分析认为，李克强此观点旨在强调改革所遭遇的现实与意识之间的难题，前者由于更直接、更复杂，较之对于取得改革的共识更为艰巨。

姜明安则倾向于从语义背景来解析，他认为，李克强一代年轻时经历过“文革”，之后也经历了改革开放，深知人与人之间触及灵魂之难。但是，要触及多年来发展所形成的固有利益格局核心，则“难上加难”。

依据王军的观点，打破固有利益格局，无疑是要形成新格局，现在的困境就在于该形成路径很难推进。“新利益格局的形成，最难的是社会各种习惯的转变，也即专家口中探讨的公民社会的成熟、中介组织的培育等等，这需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而非仅限于经济和行政领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转变格局还要取决于中国现实承受代价的能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由此，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成为学者热议的中国第四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今，机遇期还剩下7年时间，而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是：人口红利消失殆尽，土地红利也空间几无，市场机制变形，财富分化加剧，这些问题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问题当前，时间紧而任务巨。

对此，李克强强调“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竹立家认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改革议题的转变。“未来5至10年，改革的中心议题必须围绕公平、公正，打造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领域，要保持既有成果，必须尽快转变发展方式，改善经济结构。与此同时，行政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推进。”(周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克强“施政地理”

丰富的阅读与实践让李克强的视野与众不同。就任地方大员期间，他给河南带来一场头脑风暴，又给辽宁带去一双“眼睛”

本刊记者/韩永

“刚才你说的话，我怎么有‘有罪推定’的感觉啊？”

3月17日的总理新闻发布会，在回答美联社记者“中国是否会停止对美国的黑客攻击”时，李克强面带微笑，语调平和，说了一个美国人耳熟能详的法律术语。记者席中发出会意的笑声。

这是一个暗藏玄机的问题，预设了“中国对美国黑客攻击”这一事实。直接回答容易中招。李克强选择了一个巧妙的方式，四两拨千斤。

河南省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厅级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对这样的反应非常熟悉。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向省委书记李克强汇报工作，没说几句话，他就已经明白你要说什么。“一沓20多页的材料，他一扫一页，看完后马上拿出自己的意见。”

这样表现的背后，除了天分，还有持续不断的学习——从书本中，也从实践中。

李克强的书单

在安徽合肥市徽州大道与红星路交叉口，坐落着一个院子，院门已被废弃，里面有两座大楼，围栏处锈迹斑驳。这是“红星路80号”，是李克强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

当时，这个院子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办公的地方，后院是宿舍，中间有一个通道连着。一到做饭时间，过道上的煤球炉灶里，就飘出诱人的味道。

李克强走在这个通道里，见了熟人打声招呼，有时还抱抱邻居家的小孩，父亲李奉三见了，忙说：“小心抱跌跤喽。”

年少的李克强，留给邻居的印象是“话不多，不怎么调皮，特别爱学习”。有时候搬个凳子自己学，有时候跑到对门的李诚家里学。

当时，大院里有一个由两件平房辟出的图书室，四五十平方米，藏书近万册，供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研究之用。李诚是这间图书室唯一的管理员，兼做出纳与采编。

这个地方对李克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由于是北房，又书拥四壁，室内光线略显昏暗，但很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的感觉。”李克强在《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写道。

有时候放学归来，李克强会悄悄溜进图书室，这儿看看，那儿翻翻。这儿没有一本儿童读物，多是线装书和旧版书，李克强不知所云，但他喜欢这一种氛围——“一种书香四溢的氛围。”

在这个氛围里，50多岁的李诚每天端坐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很有画面感。

后来，“文革”爆发，小学和图书室都被冲击，李克强和李诚双双“赋闲”在家。李奉三钦佩李诚的学问，领儿子拜师，开始了长达5年的传道授业。每晚9时，李诚烧上一壶水，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开始给李克强讲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轶事，每天近一个小时。

李诚给李克强开了个书单，里面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还有《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桐城派色彩的书。他反对李克强读《古文观止》之类的“村书”，也不主张他读后来人作的《中国通史》之类的书，说夹叙夹议太多。

对李克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吸收知识、奠定国学底蕴的过程，还是一个培养读书习惯、以书格人的过程。

1974年，李克强去凤阳县东陵村当知青。他白天干10个小时的农活，晚上回来还看书。有一回替别人家烧火，边烧火边看书，火熄了全然不知。

村民们对这个“又黑又瘦年轻人”的劲头啧啧称奇。李克强这时候看的书，史学类居多。

进入北大后，李克强读书的渴望得到充分释放。他的同学何勤华回忆说，没有课的时候，李克强一早就离开宿舍，吃完早饭就去图书馆，除了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才离开。

李克强此时所读的书，以法律、经济居多，为了学习英语，英文原版书也看一些。

李克强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他看了很多经济学理论的书，茅塞渐开。同学何勤华写了一篇文章，说资本家只顾剩余价值而不顾亲情，李克强给他提意见说，最好看一下二战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李克强的施政思路中，有很多经济学理论的运用。

李克强学习英语，简直就是一则励志故事。他自己制作了一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死记硬背，认识的单词就翻过去，不认识的就看中文解释。“克强学英语的刻苦勤奋，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同学何勤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

工作之后，这个习惯依然延续。同事会发现他带着随身听，摇头晃脑学英语。他读英文原著，看英文电影，最常看的频道是CCTV-NEWS。有时候一家人在一起，也会用英文对话。妻子程虹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是李克强学习英语的“贤内助”。

良好的学习能力让他的视野与众不同，这在他担任地方大员时展露无遗。

头脑风暴

李克强在河南的第一个“施政纲要”，就引发了一场“头脑风暴”。

2002年12月，李克强就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此后，他着手推出《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这是他在河南的“施政纲领”。王永苏是主要执笔人。

他把河南省实现小康社会的路径，归纳为三条：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动农业现代化。

这个顺序，与河南传统的做法相差很大。过去，基于中央的要求和河南的省情，该省一直把农业放在各个产业的首位，说完农业，才会说其他的产业。现在，李克强把农业放在了工业和城镇化的后面，成了“老三”。

那一年6月的一天，王永苏和省委副秘书长杨春雨一起，向李克强汇报这些意见，同时听他阐述。

这是一个初夏的午后，窗外知了尖叫，屋内热气上升。李克强从办公室椅子上走下来，三人围成个半圆。李克强笑眯眯地，一如今年3月17日新闻发布会上的神情。

杨春雨说，现在大家的意见是，中央把“三农”放在重中之重，放在第一位，河南放在第三位，跟中央精神不一致；另外，河南的省情是农业大省，重视农业是题中之义。

这些意见分量很重：上不合国家精神，下不合河南省情，《纲要》何以立足？

李克强身体微微前倾，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表达观点的时候喜欢带着手势，似乎为了增强力量，同时也控制节奏。

王永苏慢慢理解了李克强的独特思路：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就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而且是为了更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只是路径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就“三农”论“三农”，现在是跳出“三农”说“三农”，把“三农”放在一个大盘子里，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让农民转化为工人、市民，自己脱贫的同时，也让农村土地适当集中，农村的现代化则指日可待。

李克强曾经测算过，在农村人均1.2亩地上做文章，不可能大幅提高农民收入，也不可能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即使人均5亩地也难以做到。必须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河南省社科院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庭联产承包确是一次对生产力的解放，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对生产力的抑制。

“他是个系统的思维，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个系统里，谁在哪谁在哪，看在哪个地方着力对整个系统最有效。”王永苏说。

理论上是这么说，但观念的转变非一日之功。这时候，李克强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纲要》完稿以后，他不急着发下去，他建议王永苏把理论界动员起来，让他们的研究跟省委的决策有机结合。

农民进城，城里要有工作机会才行，这就需要招商引资。李克强提醒河南的干部，过去河南人老说自己人口多，基础差，底子薄，人均水平低，这不利于招商引资，以后要换个说法。“人口多就是市场大，基础差、底子薄都说明发展的空间大。中国叫‘发展中大国’，河南就是中国的缩影，为什么不可以叫‘发展中的大省’呢！”

换个角度想问题，对于长期以来信奉“中庸之道”的河南人来说，可谓另僻蹊径。

郑东新区建设，李克强又给了河南人另一个冲击。此地原是一个军用机场，占地两三平方公里，后来要搬走，郑州市有意引进港澳的资金，在原来的区域建一个“港澳新城”。向李克强汇报时，他觉得气魄不够，认为要建就要目光更远大一些。于是，规划重新修改，改名“郑东新区”，占地150平方公里。如今，郑东新区已成为郑州的地标。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克强留给河南人的，是强化了城市意识。

农民进城与民生网底

而在辽宁，李克强给中国这另一大省带去的新意，是在一个外界惯性认为的内陆省份，新辟了一个沿海开放带。

2005年初，走马上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不久的李克强，沿着海边走了一圈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辽宁是一个沿海大省，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克强对“沿海”有一个新的解释：不仅包括海岸线，还包括向内陆延伸最多100公里的腹地。“就相当于建一个距离较远的码头。”

按照这个标准，分别离海岸线30公里、90公里和100公里的锦州、朝阳和阜新，都是沿海城市。

这是一份让人羡慕的沿海资源：陆地海岸线占全国12%，14个地级市中，有6个在海边，全省三分之二的面积距离海岸线不到100公里。更重要的是，在沿海一些省份遭遇土地瓶颈时，辽宁沿海却存在着大片废弃的盐田和荒芜的盐碱滩。开发既不占用耕地，又成本低廉。

有人说，李克强给辽宁带来了一双“眼睛”。这双眼睛里，有李诚早年的教诲，有东陵村4年的磨砺，有法律和经济学的专业积淀，更有扎实的一线调研。

有时候，李克强会一个人坐火车去调研，连秘书都不带。

2004年12月26日，抚顺零下29度。刚刚就任省委书记12天的李克强到该市莫地沟棚户区调研。他看到当地的墙体多处开裂，屋内的温度都在零下20多度，700多人共用一个厕所。这让他非常震惊。恶劣的环境让外地人避而远之，当地曾经连续5年没娶进来一个媳妇。

当听说79岁的全国煤炭系统“技术状元”王文章已在这儿住了50年后，李克强热泪盈眶。他说出了一句至今让沈阳百姓记忆犹深的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搬出棚户区，住上新楼房。”

在今年3月17日的记者会上，李克强说：“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莫地沟调研4天后，李克强在省委九届八次全会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全省5万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这被列为该省“一号民生工程”。

不到两年，辽宁省拆除棚户区1212万平方米，建设回迁楼1931.5万平方米，安置棚户区居民120万人。“要住房，找克强”的说法不胫而走。

在3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说，要编织一张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一方面是为社会稳定考虑，同时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他承诺，本届政府下决心再改造1000万户以上棚户区。

按照社科院在2011年发布的报告，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很多人担心，中国会步拉美国家后尘，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的速度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出现了很多贫民窟。

辽宁省一位退休官员说，城镇化与基本保障，代表了政府的两个执政方向，前者代表发展与效率，后者代表稳定与公平，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是摆在李克强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实习生刘蔚、孙晓磊对本文有贡献)

李克强的北大印记

在北大法律系77级的昔日同窗眼里，李克强是个低调的同学，沉默寡言，上大课时喜欢坐在后排。他学习刻苦，勤于实践。在北大学习法律、以及从事经济法教研这段经历，对李克强日后引领一个大国的经济工作颇有影响

本刊记者/申欣旺

看完新任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直播后，陶景洲说，“很真实，克强一点都没变。”

在陶景洲眼中，克强还是那个克强，自信、真诚。

197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83名出身各异、年龄不一的学生通过高考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北大法律系选拔学生的标准。日后这一批学生走向社会，可谓群星璀璨，其中有行政法学家姜明安、刑法大师陈兴良、民法权威郭明瑞、国际上颇负盛名的大律师陶景洲、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

当然，最令人瞩目的，是2013年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

梦想与抱负

1982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毕业前夕，李克强曾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陶景洲认为，这种抱负，应该是李克强从政的精神动力。

其实，梦想在大时代面前，显得神秘渺小而不可捉摸。毕业之时，法律系三位同学通过考试获得出国资格，现在是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管理合伙人的陶景洲，最初就想去美国，却因为年龄最小被安排去了法国。

刚开始，李克强也想出国，也有学业优势。他和姜明安是同学们公认的学习特别刻苦的两个人，后来又成为法律系仅有的两个校级优秀毕业生，这在当时全校毕业生中也只有20多人。何勤华曾回忆李克强学英语的情景：“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

毕业前的两个月，李克强复习了留美资格考试的相关课程，被老师和同学们认为十拿九稳。但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看中了他，要他留校担任团委书记，并且锲而不舍地找他谈了十多次话。陶景洲认为，这个时候，李克强的党性原则就体现得很好，听组织的安排，正如李克强自己所说，“融化于社会之中”。

其实当时还有很多梦想。毕业之时，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四人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不过，约定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大家就各自忙开了。全班83人之中，他们四人被留校任教。文革之后，各大学的师资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选择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充实师资力量成为最好的办法。

“我们四个人方向都不一样。我本人从大二开始就对行政法感兴趣，李克强选的是经济法方向，武树臣主攻法制史，郭明瑞则选了民法作为执教领域。”姜明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日后李克强又回母校北大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这对于他在未来领导中国的经济工作奠定重要基础。

留校当年，李克强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陶景洲说，“越来越多的团委工作占用他的时间，经济法教研室的一位老教授惜才，说共青团工作是不务正业，劝李克强继续经济法的教研工作，劝他不要走。”

但北大团委工作有声有色，引起团中央的关注，李克强很快就被调往团中央任职。走的时候，姜明安骑着自行车到派出所，为他办理了粮食户口关系。

法学背景

何勤华曾撰文回忆，大学期间，武树臣、李克强等都是系主任张国华老师的崇拜者。“老武最终走上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道路，与张老师不无关系。克强也曾一度想邮轮泄伤枷胧返慕萄Ш脱芯俊馐撬卓诙晕宜档摹！

陶景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当时处于改革之初，大规模立法刚刚开始，但对法律主干课程的学习并未耽误，走过这一段时期的法律人都有深厚的知识背景。陶景洲特地将李克强在记者见面会上的回答仔细看了一遍，“他的回答中充满着很强的法律味，宪法至上、法治精神、法治政府、法律神圣这样的表述很多，尤其是类似‘有罪推定’这样专业的词语，不学法律的人，不可能那样自然地说出来。”

说到这些，陶景洲回忆起李克强亦曾有过出庭辩护的经历：1980年12月，班上不少同学在南京法院实习。陶景洲在南京中院，李克强则在一个区法院实习，主要当陪审员，有时也当辩护人。他们曾代理一个四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李克强是首席辩护。“他认真查阅卷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记得开庭的前一天，他组织我们几个人讨论到很晚。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法庭辩护经历。在法庭上，他说话比较慢，还带点合肥口音，表情很严肃。”

3月17日记者会上，李克强说，“建设法治政府，这尤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陶景洲认为，对于法治，李克强显然有着比一般人都深入的思考。

何勤华回忆，李克强刻苦学习英语，大三以后就开始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何勤华在1980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他写的《信息控制与法学》的论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学研究》。他与周振想(注：后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刑法教授，已过世)同学合写的报道《法律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也将被《光明日报》录用。”

李克强与同学合作翻译了几部西方著名法学家的名著，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英国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该书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即便在10多年后的今天，“程序治国”仍然是姜明安等行政法学者着力推动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十几年前，姜明安以及中国行政法学界便力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典，以促成政府行为合乎正当程序，而近二十年来，与正当程序相关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已经成为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最重要立法。

陶景洲认为，李克强当年读书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社会。“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感觉李克强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想法。那个时候尽管已经开始主张市场经济，但什么是市场经济都说不清，(李克强)能有这种想法已经很难得了。”

彼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中信聘请了哈佛大学一位法学博士任顾问，这位博士同时在北大开讲国际法，他带了十多名学生去中信实习，陶景洲和李克强都在其中。

“我们在中信实习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去中信总部看材料。当时北大的国际法水平可以说是全国第一。这次实习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中信公司的案例材料中，我们学会了如何用法律规范投资行为，如何用合同来约束企业行为。这对我们掌握中国未来的外商投资政策很有帮助。”陶景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时隔不久，1979年7月，中国就出台了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尽管仅有15个条文，却将改革开放实质性推进了一大步。

“不事张扬，稳扎稳打”

在陶景洲眼中，李克强谨言而慎行。“他在班上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上大课时，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座位不固定，他常常坐在后面，课堂表现也不算活跃，并不显眼。”

尤其是照相的时候，李克强要么站在后排，要么站在一边，不事张扬。陶景洲说，“他从团中央调到河南工作以后，我们联系少了，不过他对我们仍旧没有官架子。我们同学聚会，就数他级别高，大家都推他坐中间，他却总是推来推去不肯坐。记得唯一一次例外，是2002年的同学聚会，他已经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是主政一方的大员了，合影时几个人硬拉着他坐中间，他才坐下。这是我见过他唯一一次居中合影。”

在他们那个班上，同学之间感情都很好。李克强和姜明安因为常一起去龚祥瑞老师那学习，关系就更密切了。

有一次，姜明安看上了中文系的一个女孩，但是羞于开口，就请李克强出面说媒。他去了，几天后回来说：“哎呀，中文系的女同学都很开放，说‘既然姜明安看上我了，你就让姜明安过来谈，你来干吗？’”于是，李克强少有的做红娘的经历，最终没成功。

在同学印象中，四年多时光，李克强不仅学习刻苦，还勤于社会实践。陶景洲还记得，因选修课“海商法”，自己曾与李克强等同学去天津港做过实地考察。“这门课由外籍老师主讲，用英文授课，仅限英语好的人选修。因为涉及海上事故处理等实际问题，我们十几人一起去天津新港考察，上码头，登轮船，专门看了卸货区，了解货轮装卸货的各个环节，内容很细致。在这个过程中，李克强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

组织能力也是李克强的长项之一。陶景洲回忆说，毕业那年，李克强作为主编组织了二十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前后用了一年时间。在陶看来，没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不可能在一年时间内完成这个项目。

“他是一个稳扎稳打，吃苦耐劳，胸有乾坤的人，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今天成为国家总理，我不是惊喜，而是只有喜，没有惊。”陶景洲说。

2008年奥运会期间，李克强回到北京大学法学院，请昔日的老师和在校的同学看了一场乒乓球赛。“他和我们说，时常想念大家，只是到中央工作后，见面就没那么方便了，请大家谅解。”姜明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同学之间常有电话、短信往来。但自从李克强成为政治局常委后，警卫工作繁重，他又希望尽量减少扰民，便用这种方式表达了歉意。

于同学而言，除了祝福，还有期待。陶景洲的话很有代表性：“我只希望他好好为国家做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医疗、养老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当然，还包括环境和食品安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责任编辑：wanggq] 标签：李克强 中国 改革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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