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碳减排是救赎之道

2010年04月15日 10:21时代周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保罗.克鲁格曼

全球气温骤升，弥漫着灾变气息。如果你至今仍惊骇于气候专家们的警世危言，却迟迟不行动，那么一切亦为时已晚。碳减排则被认为是救世之道。

碳排放税和碳交易

阿瑟-塞西尔-庇古，20世纪初的“福利经济学之父”，提出了产生消极的外部影响的贸易方向第三方支付额外成本，即庇古税，用税收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

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亦提出“市场基准”方法，即对私营部门实行价格奖励机制，通过具体指示的“命令和控制”来治理污染。荷兰向污染含有机物质水源的生产商征税则不失为庇古税的典范。

目前比较盛行的另一种体制就是碳交易体制，即最高限度-交易。该模型主张发行一定数量的特定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可。一企业需排放超额的温室气体，可从其他企业购买许可；一企业的排放许可若有余额则可转卖，因此鼓励每个企业参与奖励机制。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最高限度-交易与庇古税的奖励机制是同等效力的。但在实践操作层面，两者大相径庭。一则两者的不确定性各异。如果政府对企业征税，污染方知其罚款额，而政府却不知其排放量；如果政府实行限额排放，政府知其排放量，而污染方却不知其罚款额。二则政府收入问题。私营部门的污染税收最终流向政府。而最高限度-交易复杂一点，企业间相互贸易排污许可，因而潜在的税收则流向产业，而非政府。

从政治角度来说，碳交易体制缓冲了部分利益群体在气候变化政策中的冲突。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采用最高限度-交易来治理酸雨污染，并向发电厂免费发放排污许可。

碳排放税亦并非毫无用武之地。最近，美国参议员已经提出混合策略：对部分行业采用碳交易，对石油和天然气征收排放税。其政治逻辑是，如果价格中税目清晰，消费者对高额天然气价格并不会见怪。无论是碳排放税，还是碳交易，凡是以市场为准的碳排放控制策略都是行之有效的。

重视中国因素

对低碳经济的一种普遍看法是，碳减排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经济增长。美国国会预算局研究结论称：“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预计将降低2010年至2050年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降幅为0.03%至0.09%”。又据最新的一份结合工程项目和各类市场的模型估计，一项高强度的气候政策的成本将高达全球生产总值的1%至3%。

这对于世界经济又意味着什么？仅凭美国一己之力难改全球气候变化的格局，唯有中国等新兴国家共同参与，才能扭转局势。在中美之间建立最高限额-贸易体系，同时允许排放许可的国际贸易。中国可向美国征收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超额碳排放费用，而美国并不吃亏，因为中国的碳减排成本远远低于美国。

否则，美国可按照进口产品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征收碳关税。倘若美国和欧盟进行碳关税结盟，这将极大刺激“不合作”国家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只要进口产品的碳关税与国内碳排放许可的成本是可比的，无论生产于何地，顾客都必须为其商品的碳排放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