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理论与现实的分歧(2)

2010年07月03日 01:3621世纪经济报道【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其次，金融危机和经济是怎样的一个联系过程。凯恩斯政策假定货币短期是非中性的，长期是中性的。但倘若货币是非中性的，就意味着秤不准了，在金融学中体现为不确定性。怎么对冲？用衍生工具。换言之，金融学假定货币应该永远是中性的，但现实中货币是非中性的，这样，货币和金融政策就产生了矛盾。加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就不能再用；要使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监管就不能太严。

最后，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总需求管理，假定供给是市场自然产生的，把需求管住，经济自然就会发展。现在管理到头了，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总需求再提高也没有意义，于是演变为供给管理，现在全球都在谈的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就是供给政策。但技术进步是偶然事件，经济学无法把握其方向。过去我们力图控制危机，控制到极限以后，突然无能为力了，这是现在全世界、全人类所遇到的一个困境。

国际经济秩序：洗牌与重构

《21世纪》：G20峰会声明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与G8相比，G20存在哪些优点和缺陷？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曹远征：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了南北问题，这是G20演变为正常机制的基础。尽管G20当年是一个反危机机构，但面对缓慢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和如此多扑朔迷离的问题，大家必须坐下来共同商量，世界经济才能维持。20个成员国占全球GDP的85%，只有它们稳定住，全球经济才能稳定住。所以，G20代替G8成为各国领导人共同商议的治理平台。

G20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参与国际事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开始走向前台，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搞好本国经济，还对世界经济承担了责任和义务。

其次，这也是对二战后形成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的改造，预示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是全球治理结构的一个进步。把很多问题放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并形成正常的机制，这是当年反危机时没想到的；去年伦敦峰会以后，大家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现在危机过去了，但复苏前景并不光明，还有更多问题需要应对，因此，这次会议基本确定了G20成为全球治理的平台，成为新的机制。

《21世纪》：G20峰会闭幕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支持提高中国在IMF的发言权。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投票权问题？IMF改革的重点应当是什么？

曹远征：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形成了三个支柱：一是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联合国机制，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是政治机制；二是“关税贸易总协定”，现在的WTO，这是贸易投资机制；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货币机制。在这三个机制之下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IMF。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经济发展问题，援助发展中国家；IMF则是维护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这一体系的基础，表现在政治上是美国霸权，经济上是美元霸权，这体现为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双挂钩、一稳定”，从而凸显了特里芬难题。后来所有的事实演变，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都是其外化的过程。

IMF也是特里芬难题的产物，这也是它后来在金融危机中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但世界经济仍需协调机制，我们不可能推翻重来，但可以改造IMF。所以在伦敦G20峰会上有一个改造决议，包括加强IMF的功能，将其与国际金融稳定论坛合并，共同研究全球经济问题。IMF反映的是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支撑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行不通的，必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既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发言权，也包括内部机制改革。IMF有一条规定，85%的投票同意，决议才能通过；但事实上，美国一国的投票权就占了17%，它不同意谁都别想干下去。所以，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份额大小，而在于改变美元霸权和表决机制，不再是一票否决制。

(因版面限制，本文经编辑删减，全文请见www.cf40.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