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温州被誉为“中国改革的麦加”

2012年01月19日 06:38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胡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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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关注温州？

在中国改革史上，与改革开放如此休戚相关并受到持久关注的领跑者，当属温州和深圳这一对双子星座。而与深圳不同的是，温州崛起中的改革分量远重于开放，且改革核动力几乎完全源自民间，具有鲜明的草根性、本土化特征。

正是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内源式发展特征，决定了温州改革异乎寻常的艰难和坚韧，对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借鉴意义。到目前为止，温州仍是中国改革的晴雨表，关注中国改革就不能不关注温州的命运。

近些年，从温州传来的消息似乎越来越缺少当年的那般激昂与振奋，甚至是多了几分惶然与焦虑：体制突围的创举乏善可陈；产业升级举步维艰；资本人才外流严重；过度投机导致实业泡沫化；GDP增速排名直线滑落。显然，温州式烦恼的产生原因是多样的，有些内在病症迟早会发作。比如，地处浙江东南一隅，地缘劣势凸显；人均3分地，经济增长的各种资源平台狭小；文化素养起点低，全民言商的商业机会主义氛围始终浓郁；起大早抢头口水的先发优势风光不再，水落则石出。

但这一切是否就是答案的全部？因改革而生、因市场经济而兴的温州民营企业曾经以“有雨露就发芽，有阳光就灿烂”赢得顽强生机，其今天所遭遇的烦恼甚至陷入尴尬无比的危局，是否需要从更深广的环境背景去问诊把脉？循着这样的思维路径，我们至少触摸到了以下几方面令人不安的忧患：

——金融等综合配套领域改革严重滞缓。本次温州老板“跑路”的祸根，被普遍认为是温州庞大而无所不在的民间金融或称“万恶的高利贷”，并由此推论温州人因实业致富后已再度蜕化至全民投机膨胀的悬崖边缘。事实上，实业如同人之骨肉，金融如同人之血脉，须臾难分、唇齿相依。自改革之始，温州民间的金融变革冲动就从未停止甚至惊心动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用1984年就在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冒险创办了温州乃至新中国建国后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的话说：“左冲右突，33年前进了半步”。承认民营企业就必须承认民营金融业，民间资本市场的阳光化、规范化，既是未来改革的难点也是关键的突破点。

——政府行为异变，权力配置资源回潮。温州可能是浙江乃至全国“下海”官员最多的地区。从媒体陆续曝光的资讯看，至少已有数十位，其中最高职位是前温州市长。温州官员“下海”，基本集中于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这也正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定语被载入修改后的宪法，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最好时期。此后至今，温州官员“下海”的新闻几乎销声匿迹。 官员下海现象的背后，33年间，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才是正确的政府行为的激辩在温州从未停止。从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无为”，到1990年代初以“质量立市”、打造信用温州为起始的“适度有为”，争论是广泛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官员“下海”潮涌。而近些年，我们在温州越来越多听到的是，政府意欲直接配置资源的“大手笔”频频，强势政府开始被推崇为“拯救温州”的良方。权力盛行之时，必定是市场退潮之日。

——对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热情消退。温州改革史就是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民营经济发展史，民营企业无疑是“中国制造”的第一力量，其喷薄生机对温州、对浙江乃至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曾几何时，对待民营经济的姿态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国人对待中国改革的姿态。然而，往日的荣光在悄悄地改变：不知从何时开始，傍央企、追大型国企已然成为新时尚，小米加步枪的民营中小企业越来越让一些官员皱眉头，它们无法替大跃进式争先进位的形象工程增光添彩，它们属于早晚都得被淘汰的落后产能的代名词，它们是本地经济转型升级的麻烦的包袱。温州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颇为落寞地感慨：“戴大红花、上主席台，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33年来，曾经发生于温州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型市场经济变革主要触及并成功破解的，基本属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层面范畴，从某一区域点状突破相对容易。当下与未来所必须面对的，则更多的是诸如金融、财税综合改革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雷区和深水区，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甚至如同乱麻死结，往往需要自上而下统筹全盘的“顶层设计”，以及社会机制改革等深度配套。这是温州难以承受之重，然而，因改革而生的温州不进则退，惟有坚持二次市场经济改革才有活路，才有未来。

这是我们的期待，亦是我们继续关注温州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