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2)

2012年02月02日 08:09
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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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解释：在中国，没有这四条原则，就会形成亲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垮”。他说：坚持四项原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都不是主流。经历过数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带来的精神创伤，广大知识界盼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高举“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的大旗，一时在中国引来不少羡慕和赞扬。当时中国许多人和整个西方都看好戈尔巴乔夫，不看好邓小平。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吊诡：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治改革没有产生他所预想的结果，而是导致了国家迅速解体和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尽管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至于邓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谈，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容易被人忽视的弹性空间。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讲坚持党的领导，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和毛泽东思想，但反复强调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可以说邓小平用共产党的传统话语，为中国政治今后的发展和变化预留出了巨大的创新空间。我想只要认同中国需要的是体制内的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人，迟早都会理解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坚持。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反复解释了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执著的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对邓小平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邓小平不宣扬暴力，但他的切身经历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混乱和动荡。我后来做过一个粗粗的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持续的太平年景最长没有超过八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终于使国家走上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快车道。

我后来替邓小平做翻译，几乎每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不管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不管中国的体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国今后变革还会经历多少迂回曲折，邓小平“中国不能乱”的观点似乎已成为今天中国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曾很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时特别需要铭记的。

过去的20多年里，就我自己走访过的国家中，由和平转入动荡乃至战乱的国家就有数十个，原因各异，但经济停滞不前和民生凋敝往往是主因，而西方势力的策划和煽动也是一些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超级大国苏联瞬间四分五裂，黎巴嫩重陷战火，科特迪瓦冲突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火并，索马里变成海盗国家，刚果(金)爆发了非洲的“世界大战”，一个和平繁荣的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一分为七。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并为我写过一篇比较铁托和邓小平的论文，他是这样结尾的：“铁托死后，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邓小平死后，他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也许是对邓小平及其治国理念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与罗林斯谈“实事求是”和“中国模式”

在邓小平会见穆加贝之后不到1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口译。那是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见会议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开幕式的讲话，提到过去的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这个会议还有两大看点：一是领导班子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邓小平一直期待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回过头来看，这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今天不少国家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都是领导人终身制导致了无能政府永久化和百姓的怨声载道。从这次党代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

第二个看点是会议提出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七个五年计划与过去的六个五年计划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过去的名称只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现在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多了“社会发展”几个字。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五年计划的内容已经不限于经济，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个趋势延续至今。

邓小平那天是参加完党代会开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厅等候加纳客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福建厅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钟的光景。外交部部长助理周觉刚要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则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然后问了三个简短的问题：“加纳政局稳不稳？”“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周觉一一简要地作了答复。回想起来，邓的三个问题表明了他对非洲问题的熟悉。非洲发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稳，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国家居多，与西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模仿西方，要么是全盘拒绝西方。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也都面临这三个问题。邓小平治国的特点是善于在关键的时候抓住关键的问题，把这些关键问题处理好了，国家就走上了正轨。邓小平指导下的中国崛起的特点就是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借鉴西方一切有益的经验，但趋利避害，决不失去自我，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大概还沉浸在党代表大会的气氛中，邓小平会见罗林斯一开始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刚刚开幕，我刚从会场过来。这次会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7年的经验。”罗林斯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祝贺，他说：“中国正在出现迅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人民所欢迎的。”邓小平说：“这些成绩还是初步的，但我已经可以这样说，我们制定的新的方针和进行的各项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这7年中国发展得比较好，也比较快。这也证明我们提出的自1980年至本世纪末的20年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甚至能够超过。”

那段时间邓小平的心情特别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新老干部交替平稳进行。邓小平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罗主动谈到了加纳人缺乏理性，所以近20年来，加纳经历了许多困难，但加纳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邓小平接过了他的话题说：“一个国家经历一些波折，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是波折可以成为教员，使领导人受到教育，也使人民受到教育。”邓小平这番话的顺序很有意思，先是讲“使领导人受到了教育”，然后再说，“也使人民受到了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之所以能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政治精英和百姓都亲身经历了过去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悟出了许多有益的道理。邓小平告诉罗林斯：“现在，中国人民上下一心搞建设，也是因为有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人民有个比较，那10年是什么情况，这7年又是什么情况，人民一看就清楚了。”后来我注意到这是邓小平治国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让人民获得实惠，然后让人民自己来比较，人民不会愿意回到激进思潮泛滥的动荡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