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3)

2012年02月02日 08:09
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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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当罗林斯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小平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可以说，邓的这些话是对中国“渐进主义”改革模式的很好描述。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进改革。中国不是放弃自己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中国的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不断试错和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

会见结束前，邓小平建议罗林斯“看一看我们去年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比较好地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这个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中国经济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当时党内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成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奏。

罗林斯说他期待着阅读这个决定，并说“中国发展模式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不仅中国需要您”。邓小平回答说，“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就好”。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回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以我自己的了解，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他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他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8页)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如上所述，他在会见罗林斯时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在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他又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的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思路”的归纳，就像我们过去30多年中无数次用过“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重庆模式”等概念，它就是对一个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模式输出的意图。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种模式是否定型，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一旦认为它完全定型了，恐怕这个模式就开始走向衰落了。美籍日裔学者福山20年前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结果这20年正好见证了西方世界不断地走衰。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经形成，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的进步。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思路和思想无疑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关键。我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把中国模式归纳为八个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用我自己的语言对邓小平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从“北方谈话”到“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思想演进的过程，看到邓小平思想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有必要把中国模式确定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并形成整个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基本认同。羞于提“中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一种政治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正是导致中国今天不少问题的根源，它已经导致了大国小民心态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和许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

其实中国模式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中国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它已经不害怕和西方模式竞争。

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谨作此文缅怀这位伟人的睿智、远见和勇气，缅怀他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我相信在他所开创的中国模式指引下，中国将会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并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作者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