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投资方向

2010年07月19日 01:56第一财经日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最近国内国外被不同的新闻主导着：国内看到各地的工人纷纷要求加薪；国外则主要还是欧债危机和相关的灭赤措施。表面看两者没啥关系，可是如果从“高处”俯瞰，不难发现某种意义上两件事情的源头都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果。

发达国家比新兴国家“老”得更快，全球未来增长依赖“年轻人”

世界银行六月调高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GDP)预测至3.3%，而新兴国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更达6.2%和6%，表明发展中国家将是全球复苏的主要推动力。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欧债危机的源头？

看看以下的逻辑：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末期，由于抚养成本逐渐上涨，使生育期望减低，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当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位，老年受赡养人口大于青少年受赡养人口，平均人口年龄上升，国家产业竞争力被削弱，同时发达国家长期高消费的习惯难以改变，在民主国家以民生为先和选票至上的背景下，只能增加财政开支以维持较高的福利。

生产率不能大幅提高，政府财政赤字却不断扩大，最终将导致政府债务危机，可以说是今次欧洲各国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根据欧盟老龄化工作小组的统计数据，希腊作为这次欧债危机的源头，其长者占总人口比率是全欧洲最高，人口老龄化负担达到GDP的15.9%。根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的报告，欧洲已于2000年变为成熟型社会，即60岁以上老年人多于15岁以下的青少年。由此看来，金融危机并不是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是问题的导火线。

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中，除了美国因其移民政策不断吸引年轻移民，以保持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外，日本早在20年前就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在改变世界，开始从输出“通缩”转为输出“通胀”

半个月前在中国讨论最热的话题是富士康的“十二跳”事件和其后的大幅加薪。富士康崛起并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代工之王”，得力于全球化和外包的国际大潮流，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土地和劳工，以在控制成本上力压对手。但是从2000年开始，内地的工资却不断上升，开始打击这种薄利多销的“世界工厂”模式。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商，压缩成本的效果无人能及，连它都屈服于工资上涨的大趋势，其他在华工厂则更不敢想象了。

富士康不是个别事件，民工荒从2003年就开始，且日趋严峻，原因已不只是季节性(如民工春节回家)或外来因素影响，而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现在民工荒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开始向中西部推移。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指的是中国渐渐失去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亦意味着世代更替后，年轻劳动力的总量开始减少。有人说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尾声，已迫近“刘易斯拐点”，即过去数十年的工业化过程已把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要进一步吸纳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对于中国是否已到了“刘易斯拐点”，学界众说纷纭，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则证明200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

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意味着什么？

因此，中国企业不可能一直依赖低廉劳动力和低成本拓展市场，而必须及早升级产业，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形成新的企业竞争力。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加速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由粗放型生产社会转变成高增值消费型社会，提高最低工资就是朝消费型经济走出的重要一步。物品因工资和需求上升导致供不应求，形成预期物价和产值同时上升，通胀升温不可避免。在“老龄化”和“通胀”的背景下，医药和消费品板块值得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