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18日 23:35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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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汉澍 应辽产 上海 浙江报道

在上海的郊县经营着一家农用品加工工厂的老板章工正在焦急地招人。

根据章工最初的想法，兔年初七那天要准时开工。但令他尴尬的是手下几十个工人中90%并没有回厂的迹象。

“2000元包吃住是我这能给出的最高待遇了。”章工对本报记者说。就在这两周，他已经委托了数家劳务中介公司帮助其招募工人，但从当下的结果来看效果并不算好。

而就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另一端，来自山东聊城的老周同样在焦急地寻找着合适的工作。记者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参加上海闸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一场外来务工人员招聘会，“现场招聘的岗位大多是2300元左右，不包吃住，我想找个3200元上下的。”

浙江飞龙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尧存则对《华夏时报》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现象，往年春节后，火车从金华到温州，车厢里都站不下，现在到温州的火车一路开过来，车箱里的人越来越少，到温州就基本没人了。

“今年用工荒会特别严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本报记者直言：目前温州缺工在70万-80万人左右。

工人要涨工资，企业又苦于利润空间不大。劳资博弈背后，由于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和利润的不断下滑，如果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加速了企业的破产，众多打工者的未来同样不会乐观，由此劳资博弈似乎已陷两难。

劳动力不再廉价

为“争夺”劳动力，上海一些企业在春节后派遣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回农民工。

章工显然不具备这样财大气粗的实力，“我现在只能带着剩下的几个工人亲自下车间干活。”面对眼下的窘境，章工显得很无奈。

而无奈的还有上海斑邦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伊洪，这是一家以生产条码设备和射频电子标签为主营业务的制造企业。“眼下我们这个行业很多公司的生产线都没法开动，一条较长的生产线需要100多个工位，如果停一天就是几十万的损失。”伊洪能给工人的工资仅为1500元。

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对外介绍说，今年上海初步估算用工缺口约为20%。

而在打工者方面，老周对记者说：“找工作我现在也急，现在每天没有任何收入，回上海好多天了，开销光出不进，但薪水太低的话也没干的积极性。”

据浙江恒一气动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乐飞介绍，恒一的普工工资一般都在3000元以上，年底还有一定的奖金。

上海富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部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尽管我们预计元宵节过后打工者返沪的规模将更大，但是由于劳资双方在薪酬价位上的区间落差很大，估计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但记者调查发现，上海并非所有行业都面临用工荒。在一些利润充足、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劳动力的招募并不成问题。2月17日，上海寰洋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超声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船舶领域目前没有发生招工难现象，因为包工头利润比较高，即使是船上的油漆工，收入也都在3000元以上。

同样，规模较大的企业在招工上也会更容易些。人民集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朱为民对本报记者称：“春节后老员工返工率达80%以上，用工缺口并不大。”但朱为民也承认，现在温州的工资再不涨，就很难进一步吸引到人才了。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树清介绍，企业员工流失率只有2%-3%。但在周德文收集的数据里显示，浙江的返工率可能普遍减少两成。

涨薪空间受限

一面是劳动力越来越贵，另一面企业涨薪幅度又受限于利润空间。周德文从中看到了两难。

人民集团董事长郑元豹告诉本报记者，他的企业工人工资去年涨了20%左右，今年还要涨。谈到不断涨薪的原因，郑元豹称，现在农业也发展了，很多工人在家里就能赚到钱，不给更多谁还出来？

赵树清称，奥康公司去年工人工资也涨了20%以上。

上规模企业有涨薪能力，像中小企业老板章工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现在基础原材料、土地厂房租金什么都在涨，工厂的利润率只有将近5个百分点，而工人的成本已经超过40%，没有利润我拿什么去给他们涨工资？”

这并非个案。由于缺少定价权和议价能力，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利润微薄。雇佣廉价劳动力，靠数量扩张来获取利润成为了这类型企业主要的增长方式。

正略钧策咨询发布的《2010中国薪酬白皮书》中指出，受人才供给减少和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上升的双重影响，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8年时开始显现。

在郑尧存看来，刘易斯拐点的确已经出现，现在不仅仅是涨工资的问题，原来这些人要外出打工，现在在自己家门口也能赚到钱，原来欠发达地区进入发展阶段，也需要劳动力，造成劳动力输出形成本地化。这和赵树清的观点如出一辙。

周德文分析，今年订单有，但利润很薄，企业不敢贸然加薪；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用工荒问题不是企业自身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加点薪就能解决的问题。

2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做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注重科技进步。”

但是升级转型又谈何容易，伊洪对此非常着急。他对记者表示，企业也不想再靠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模式继续经营，但是无奈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十分有限。“我们生产的条码设备和射频电子标签都是仿照国外的技术，但是海外的科技指标已经可以做到30米外的识别，而国内最多只有60厘米。我们的平均利润也就7%。”

伊洪说他不是没想过给员工多发点工资，但是那样企业就得破产，到时候大家谁都没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