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财经讯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于2011年6月26日在北京举行，论坛将围绕经济形势与通胀治理、G20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凤凰网财经现场直播，以下为分论坛四实录：
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主题大家都看到了。我是主持人，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吕宁思。今天这场论坛还有腾讯网会进行网上的现场直播，媒体是什么呢？媒体就是一个大众传播的平台，公众通过这个平台要知道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他们和周围怎样的人打交道，并且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同时我想公众还有一个角色，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代表着公众来向这个社会的管理者进行一些发文，对这个社会进行一些监督。所以我们作为媒体人比较喜欢问问题。
我作为主持人，我同事还要担负着一个角色，就是肩负时间管理，在我们的主席台上是我们今天要发言的各位嘉宾，我这边有一个小铃铛，一般来说在许多论坛上大家用笔敲一敲茶杯就OK了，考虑到在中国一些声音发出才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给我准备了一个铃铛。这个主要是监督有话语权的人，如果到了两分钟的时候，我就稍微一下子，到一分钟，尽量把噪音小一点。我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今天出席台上的嘉宾，有我们中国政府重要的经济方面的管理者，也有来自世界的专家，全球各地的专家。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回头该谁发言我会说一下，现在我们开始，现在是主题演讲，我刚才说了我们都是围绕着智库，智库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嘉宾会围绕他们的位置发表他们的观点。
下面首先欢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博士，卢中原博士谈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与智库的责任。我们来鼓掌，请卢博士说话。
[15:06:27] 卢中原：大家好，我本人来自政府的智库，但是政府的智库并不意味着非常局限或者是非常刻板的一种形象，我们希望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广阔的眼界来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并且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只有10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4分钟了，因此我想我要用6分钟的时间把我的主要观点讲清楚。
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我认为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第一，就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份额在上升，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第二，在目前的世界上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特别表现在多国集团的作用，比如说G20，20国集团当中的新兴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数量比7国集团多得多，因此这表明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背景下，多国集团当中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用在增加。
第三个重要的变革，是国际经济组织当中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提升。
第四个，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蓬勃发展，大家知道东盟10+1，东盟10国加中国的货物自由贸易已经开始了，今后还可能发展到服务贸易的更加便利化，投资、旅游。现在我们已经走出第一步，就是商品的自由化贸易，将来我们在区域内的合作，可能生产要素的流动会更加活跃。
现在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当然竞争也是存在的。比如说过去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现在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区域竞争合作体之间的竞争。这也会对世界经济的治理格局带来新的变化。这是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四点重要的世界经济治理的重要变革。这对于智库来说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我个人认为有三点要求。
[15:10:44] 第一，要求我们的智库把独立性和包容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智库、每一个地区的智库也都在标榜自己的独立性，我认为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的独立性就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历史国情，同时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总道路，这就需要我们坚持我们历史文化的特性，这是国家层面的独立性。同时，我们智库的独立性，就是要公正、客观、科学、冷静，多角度地来观察世界、观察自己。
包容性就是在这样一个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的条件下，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本身也有很多自己的利益诉求，发展中国家大家的概念虽然是一致的，但是发展的利益、空间、概念都有许许多多的不同，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互相倾听、互相吸取，要包容。同时，我们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理念、成功治理的经验，这也需要包容。同时，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更多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理念、呼声和诉求。这就是说，我们所有可以称得上智库的，都要做到独立性和包容性的统一。
第二，我认为我们要做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我们的现实性，主要是指我们要更加冷静地看到我们自己发展的阶段，我们真正具有实力，不要高估自己。同样，也不要妄自菲薄，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当然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仍然有自己的优势，科技、文化，还有一些理念、管理经验、治理国家等等，他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需要我们来学习，因此我们要尊重现实。我们突出我们的现实性，不过高地估计自己，也不低估自己，同样也过低地估计发达国家在这轮金融危机当中受到的冲击，同样还有他们复苏的活力。
同样我们还要有前瞻性，根据我们世界的眼光，我们博大的胸怀以及视野，看到我们的前景是什么，我们追求人类美好的是什么，包括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智能型的发展等等，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盟2020年战略当中，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们要有这种前瞻性，争取国家和各国更好的发展未来。
第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我们不仅要对现存的世界经济不合理的方面，以及本国不合理的体制、政策持一种冷静、科学的批判精神，我们不要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更多地着眼于建设。就是这些问题、矛盾，我们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到此为止了呢？还是我们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使他能够得到解决，最终使我们本地区的人民、本国的人民，以及世界的人民从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当中得到福祉，得到好处，谢谢大家。
[15:15:20] 主持人：下面我们是第二位的发言者赛义德(音)博士。
赛义德：非常感谢诸位，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赛义德(音)。我也希望我能10分钟完成我的发言，在西方世界这个铃铛有一种敲响丧钟的意思，我希望待会不要为我敲响。
我在准备发言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在想为什么我们需要全球的经济治理，经济治理不是国家的事吗？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自己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以了，那么我们需要反思，我想温家宝的一篇文章，如果没读过这篇文章的话，我也推荐一下。这个文章里讲非常好，讲我们为什么需要全球的经济治理，事实上在我的发言里面，我会说有三大失败的原因。
这三大失败才导致了所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这些失败首先是在资本的自由流动方面，在这方面容易出很大的问题。因为全球的经济治理的体系还不够强有力，我们知道首先在发达国家对于金融界的缺乏的监管是一大失败。我们首先可以看这样一个图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流动性是非常得多，加上缺乏监管，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使得资产产生泡沫，尤其是在美国，在公共部门，也包括在欧洲国家，那么当泡沫破了以后，就会有银行的麻烦，最后导致了这个经济衰退，由于是个全球化的世界，很快就会传递到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个新兴经济体的收入非常低，马上也会被卷入到这个危机。
[15:19:49] 第二大失败，很大的就是全球的不平衡，这个图表就是显示在2008年之前，也就是金融危机的开始的初年，我们看到各种经济体，包括中国、日本、德国、美国，以及其他的先进经济体，包括欧洲。我们看到了2008年到2010年，我们看到当资产发展泡沫就会出现信贷紧缩，就导致了后面的一切。
第三个失败的地方，国际货币体系的弱项，就是我们对美元依赖太大，货币的储备主要都是美元。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也是通过增加货币储备，但是也是以美元的储备为主，这样的话再加上我们看到整个的金融体系，由于过分得依赖美元，就容易变成一种美元危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三大失灵，通过建立新的规则，引进新的角色，可以说，三件事情正在进行当中。
一个就是全球的金融市场正在建立新的规则，首先还是巴塞尔框架，正在加强。包括银行的资本金，还有流动性、杠杆率。另外，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参与强化国际金融监管。我们现在关注25个最重要的经济体，包括中国，我们对金融业进行评估，邀请中国，包括政府也参加，让他们了解他们的金融业有什么样的溢出效应。这是我们三大正在做的工作。
另外，我们现在也在建立新的论坛，还有新的工具，来讨论这个全球的政策，包括刚才说的20国集团，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提供一些支持，通过考虑不同国家的政策。我们在提供所谓溢出效应的报告，包括对中国的金融业、美国的金融业、欧盟的金融业、日本、邻国，都了解他们的金融业的溢出效应。这种研究就是了解一个国家的金融政策对其他国家发生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进展。
[15:22:58] 第三，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我们采取新的措施，就是要有建立起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储备的货币要多元化，比如说要让人民币变成更重要的一种储备货币。这已经讨论很多年了。
要想成功，我觉得我们要获得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包括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支持，这里面有两点，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了，全球治理的框架是在1940年开始建立起来的，也是二战以后，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了。另外，世界也需要新的新的参加者设定新的规则。我们要防止保护主义，另外还需要更稳定的货币系统，还需要在国际金融机构上使得一些先进国家具有更强的代表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承担责任。
另外，IMF同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加强了中国的投票权，以及出资分摊额。另外还有一种趋势，就是进一步扩大G20。另外，作为智囊团、智囊机构、智库，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作为智库需要提供一些信息支持。第二，智库可以做一些定量的分析，这样的话为一些多边的讨论提供支持，包括G20的讨论，以及包括IMF的溢出报告。还有，智库的话可以增强公众的意识，得到一些合作方面的一些支持。我认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发挥智库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包括在一些金融的改革，还有财政的持续性，还有一些外汇的政策等等。另外的话，还可以如何解决全球的问题。
[15:26:07] 主持人：下面我们欢迎赵白鸽博士，他的演讲主题是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智库发展。有请赵博士。
赵白鸽：尊敬的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这一次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论题，第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第二个是全球治理，第三个是智库引领。我想发表以下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可持续发展所包括的内涵，绝不仅仅是指的经济，应该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的全面发展过程。关于全球治理，我们认为在一个深度融合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如何从人口、资源、环境、产业、贸易、信息等诸多的领域出发，系统解决其中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平抑众多不完善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不仅仅是限于在经济领域，也不仅仅限于在中国的事务。
我的第三个看法，关于智库引领，我想有三点，一，现代国家的竞争首先体现在战略和智慧上的竞争，不是通过肌肉来实现的，要通过大脑来实现。
第二个，这种竞争依赖于智库的远见卓识、责任心和自信心。
第三点，在当今信息爆炸、错综复杂的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智库如何发挥信息知识密集的优势，来实现两个重要的职责。一个是引领现代的科学决策，第二个引导公众舆论与推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这个是我发言的几个主题。
[15:35:00] 第一个主题，我先讲两个案例。《谁掌管了美国》，有500多个掌权政策，不仅仅指政府的部分高级官员，而且包括核心智库领袖，他们是政府、企业、研究部门，以及媒体的关键人物。他在功能上真正体现了美国社会权势和控制力量的集中状态，决定了重大决策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方面，我想这三点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他的功能是什么？第二个，组成是什么？第三个，责任是什么。
第二个案例，我想举日本PHP综合研究所在2008年公布的，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我读这个报告的时候非常震憾，他们做了两年的研究，在2008年正式发布，在这个报告当中，明确地提到了人口变化、环境问题、贫富差距，以至于独生子女一代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不确定的影响。他们没有把独生子女仅仅看作计划生育和人生多生少的问题，而是把一个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分析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共提了16条建议，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发展。这个建议对日本政府处理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这两个案例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智库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如何促进中国的智库发展。当前在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人类面临着包括气候变化等等，不能仅仅谈经济。我提四个建议，智库应该建立起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不仅仅不能停留在缺乏建设性的批评，也不能少独立的分析与思考，智库只有真正形成与政府的独立，而密切地合作的关系，才能发展其在治理中的重大效应。目前的问题是？应该尽快地建立所谓的旋转门机制，政府官员不永远是政府官员，他应该在政治、非政府、新闻、媒体、企业吸收各方面的人，以使这个角色具有综合性和科学性。
第二个问题，发展中国家智库的发展问题，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决策机制有所差异。而智库在其中的发育成熟度和扮演的作用也不同，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应该找准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个方面治理框架当中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认为海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就是中国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自1991年成立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极地围绕中国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积极地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既是一个独立的网络性、国际化的重要智库，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们应该从关注国内事务发展到区域事务，乃至全球事务。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人口发展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领域，当人们非常热切地在谈着GDP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思考过人口与GDP的关系，当人民在大谈民生政策的时候，在大谈社会保障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考虑到人口的结构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我们在讨论着全球竞争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考虑到在这个竞争中如何提高人的全面的发展能力这样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觉得对于中国目前这个问题有四件事情，我们想提给中国的智库来进行思考。
第一个问题，人口在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我们中国明确地提出了两型社会，一个是资源节约型，一个是环境友好型。目前我们中国的智库明确地把人口均衡型作为三大科学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我认为这个想法是非常郑雪的。
第二个问题，要值得研究的，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战略和人才战略，未来全球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传统的土地、资本、一般劳动力，扩展到市场、信息、技术、资源等等，但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是聚焦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如何发现，如何使用我认为在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点，关于人口发展与人口的公共服务。我们将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什么样的人口发展体系，什么样的公民参与和分享机制，值得我们来认真研究。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人口管理体系问题，未来20年，中国将面临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最大规模的老龄化，流动人口给人类，给人们的发展有更大的空间，预期寿命的增加，使我们人的寿命延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人口的管理，从信息、规划、政策、评估、载体和保障系统的管理链条，必须要通过我们的智库来进行有效的设计，我们期待智库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我们更期待智库在历史新纪元中发挥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引领作用。谢谢大家。
[15:44:00] 主持人：下面有请帕哈德(音)先生。
帕哈德：大家好，非常抱歉，看到这个流程，事实上我是有同事一起来的，但是他有一个紧急情况，在出发前2个小时出现了紧急情况，所以我就替他发言。事实上这个演讲搞也是他准备的，所以我想把这点讲清楚。我要把这个幻灯片减少一点，这是他的内容，我就来代替他作一个发言。他是非洲研究院的院长。
我们看到非洲很多的问题，包括贫困、薄弱的基础设施，另外还有社会的各种条件，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不足。学术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在高等教育上，包括大学都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另外的话，我们在资金，还有研究方面，也属于这种短缺的状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智库的作用，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我们看到非洲需要找到自己的历程，希望非洲能为全球化的形成做出贡献。现在看到我们非常多的挑战，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现实，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和解决办法，有一些是传统的挑战，我们在逐渐地解决，包括得到一些清洁水，包括一些基础设施，这些都在逐渐地改善。但是我们还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包括发展，包括教育，还有使得非洲融入国际系统。
另外的话，还有如何来更好地利用本地的资源，还有就是在制订公共政策方面，都属于非常严峻的挑战。还有在气候变化方面，也是面临着挑战。还有非洲的教育，也需要找到自己的战略，包括经济的多元化。这需要的是对于我们的提高，我们的生产，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事实来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
我们要把智库的转移点进行转移，更加关注资源、能源这些话题，同时，还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技能的交换。还有使知识更好地转播。更好地能够把知识转移，这基本上是我的发言内容。
最后，我再花一分钟的时间，讲我自己的一些背景，我们大家知道非洲有很严重的政党之争，现在南非不管是在我们广泛的运动的领域上，包括非盟和南非的一些组织，我们看到出来很多的理论，是过于空洞。我们一方面要承认问题，但是在看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抵制，因此的话，在长期来说，无论是在非洲大陆，我们一定要好好解决这些基础的问题，而且是一种采取长远的视野，我们非常这种能力就很难实现根本的转变。因此的话，在非洲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一种抵制的情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要转变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16:00:32] 主持人：下面有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综合资源管理处处长，李少义先生。
李少义：各位下午好，我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看到了五轮的工业革命的浪潮，大家不太注意一个事实，就是每一轮的经济浪潮都是利用了自然资源，包括文化，还有化石燃料的使用，还有现在的石油化工，还有重金属的利用。因此的话，联合国做了一项研究，研究经济增长当中自然资源利用的情况，我们发现在20世纪自然资源的利用有四大种自然资源，包括化石燃料，还有工业资料，还有金属，他们增长了8倍。与此同时，建筑材料也增长了32倍，我们看到化石燃料的增长了32倍，矿石增长了28倍。这些的物质的利用，使得我们的经济能量扩大了21倍，我们看这些自然资源是相连的，一个是跟收入相连的，收入越高对自然资源利用度越高。从全球来看，人均的使用，刚才我说得自然资源是人均。这样统计的数字，是发达国家是16吨，发展中国家还有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人均是4度。我们看到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另外的一个联系，我们看到是代谢速率，我们看上世纪初，我们看到人均是3吨，但是上世纪末是8吨了，现在差不多是10吨。另外，分配也是平衡的，发达国家高达30到40，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这就是现实。我们发现矿石资源获得是越来越难，你要挖掘的深度越来越高，还有要非常远的地方、非常深的地方挖出以前同样的矿石，成本就要高。
过去20年，生产铜电力的消费已经增长了4倍，这就是说你要想生产铜一样的重金属，需要的电能更大。我们也做了一项研究，看未来的发展，我们看到如果维持这样人均资源的消耗量，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必须要至少减少50%的消耗，即使这样的话，2050年也会总体消耗非常多的资源。如果这个使用量不减少，总体的消耗就会达到1500亿吨。基本上是相比现在的三倍，我们说石油的高峰期已经过了，煤炭的高峰期即将来高，未来三年如果自然资源是三倍的话，我们是负担不了的。
怎么办呢？怎么样避免这种局面呢？这种不幸的局面，我们觉得一种事情，我们可以减少自然资源的利用，我们也可以使得经济增长跟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脱钩，这张图表就是让大家看到在发达国家他们已经实现了这种结构，不是因为他们利用自然资源更少，而是一方面在出口自然资源，一方面在进口成品。我们看到对非洲国家脱贫是非常难的，怎么进行脱贫，我们觉得在这方面的创新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创新不光是技术的创新，也包括体系的创新，以及不同的组织结果。在联合国我们做了一项研究，我们看了一下创新的浪潮，我们今年晚期将会投产一个报告，谈到要自己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如果想扩展经济上的使用，有新政策支持的话，我们就能使得自然资源利用减少。同时，我们要关注城市，现在有50%的人口都是在城市里面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联合国说到2050年世界人口会增加30亿，很多都涌入到城市当中。这些城市人口，我们要有10亿人口还是要生活在贫困中。
同时，城市化也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环境的问题和资源短缺的问题，因为我们意识到城市的人口越多，密度越大，我们利用资源的效率就越高。城市从人口密度上来讲，他们平均使用的资源跟服务，在资源方面是更有效率的。这是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个图表，谈水的问题，知道水是代表着生命，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尽可能简短一点，在目前来说，上世纪初水的短缺是影响了非常少的比例人口，是差不多1/5的人口受到影响，现在1/3的人口都受到水短缺的影响。到2050年，这种受短缺人口的影响高达75%，也就是说多数的人都会受到水短缺的影响。个对水需求的差别会高达40%。这个图表让大家看到，哪些人口会受到水短缺的影响，我们对于水短缺有一个定义。我们刚才谈到差40%的水，20%可以来子技术创新，另外20%可以通过新的设施建设。还有60%不知道如何解决。是不是有方法呢？是，我们需要强调脱钩，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要跟水量的增加进行脱钩。美国有一些研究院，人均的消耗量减少了25%，在过去40%，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了25%，但是他们水的消耗只是增加了5%，而他们的人口又增加了2.5%，澳大利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他的经济增长了，但是他们水的消耗的绝对值下降了。我们希望中国也能够采取措施，而不要再20年以后、50年以后再做，这是中国的一个课题。
现在有很多技术方面的创新，政策方面的创新，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来做。在目前来说，我们的时机非常差，我来讲一下土地的问题跟土壤的问题，土地也是一个短缺的资源，人口的增加翻了二番，你要增加产量就要使用化肥，这样对土壤就会破坏。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图表大家可能能够明白，我们看到整个的生态体系有子系统，系统也会影响，包括气候的变化，由于时间的问题，我再给大家分享一张幻灯片。
在这其中智库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这需要智库担负起责任。另外，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国家，中国也在抱怨自己的发言权不够，我们的发言权被边缘化了，但是向我们的同事提出挑战，有发言权的话准备说什么？给你了发言权，你不能只喊口号。我们现在处于一种IT的社会，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快的。因此的话，智库有更重要的责任，要把政府的信息提供给大众，而不要把谣言传播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图表，大家知道华盛顿有一个游说界，有很多的游说团体是专门注册的，他们并没有独立性，他们会有商业的推动，有金钱的推动。我相信我们这些智库不是受金钱推动的，你们不是追求短期利益的，你们是追求长期利益的，不是属于急功近利的。
第二，智库应该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刚才我提到自然资源的消耗，因为给我们提供一个科学的基础。你不能够做猜想，你不能说我提出一个思想来应对另外一个思想。你应该把思想建立在基础值上。比如说我们谈气候变化，除了气候变化，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有一种思想的动态，刚才的赵女士也提到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在美国有一个能源机构，在过去的四十年，他们一直关注能源的问题。谢谢。
[16:18:05] 主持人：下面请薛澜先生。
薛澜：我们两年前的智库峰会到今年一次，我们大部分的智库还是来自于发达国家。实际上我觉得最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实际上智库在发展中国家最近这些年也发展非常快。今天我想把这个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想主要从两个方面，首先介绍一下金砖五国的智库，另外一个最近在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加拿大的IDIC(音)，我在这里也担任董事。
首先是全球智库的分布情况，实际上其实我们现在并不是全球真正的比较科学的统计，大家可能也知道，宾夕法尼亚大学做的一个智库的研究，实际上这个统计也并不是非常完好，并且他的统计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是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覆盖面比较广的智库统计。
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到，在全球的智库还是在北美和西欧，中国的话，实际上刚才也谈到，第一次统计的时候，中国只有很少，后来可能加进来很多，可能还有不全的地方，从全球也是一样。
智库在全球治理里面，包括重要作用的一类体制，还是被发达国家通知着。实际上，最近这些年金砖五国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我想国内也不用多说了，大家都很清楚。然后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这些年有的话，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合作、联系。他们已经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金砖国家智库的特点，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地谈一下，第一个跟政府的联系相对来讲是比较紧，但最近呈现多元化的局面。俄罗斯的话，其实是跟政府是一定关系的，但是他们的科学院系统，包括海外的机构，独立的也有。然后印度、南非都有各自的特点。刚才企事业都谈到，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从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智库的运行模式还没有完全比较稳定的运行模式，所以他的研究也是不稳定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高质量的报告，但有的时候也有质量问题。怎么样实现稳定的运行模式，这个是金砖国家制度建立的一个共同问题。
另外一点的话，政府影响。政府的影响主要靠研究成果报告，刚才赵部长也谈过，有几种方面，第一个是宣传，智库应该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当中去。目前的话，金砖五国的智库在这方面还是有各自的缺陷，这一点也是今后需要去考虑的。
其他国家的智库发展情况，我刚才想重点介绍一下，由加拿大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管理的智库计划，这个智库计划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跟英国国际合作部、荷兰等等多家联合协办，这个应该是创意家园的计划，但是这个是委托IDRC来管理的。他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政府研究组织。他的基本模式，一般的来讲很多的基金会提供资助都是具体的项目，但是恰恰前面提到的发展中国家的智库的运行模式、管理模式不稳定，这里就是给你基本运营经费。另外一点的话，在智库的研究方法、沟通与对外联络方面，也给智库提供帮助。而且的话是长期的，这个是10年的支持计划。前4年是提供经费支持，另外，还有专门的技术服务来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
同时的话，实际上也是建立网络和平台，支持在这些网络之间，同行的评审、外部的组织机构、专家来参与智库的结构，建立和其他地区的沟通平台。
这个的话是前两年申请资助的情况，主要是在非洲，东部、西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这里面一共有20几个国家几百个智库在申请。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部分加起来有五六百个智库申请，最后有四五十个智库得到资助。智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在国内提供独立的政府研究，还有政策研究的交流和协调。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全球治理当中表达发展中国家的看法，而且金砖五国在上面有一些做法。像在韩国的首尔，我们也参加了。
最后，对全球治理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大家都能看到，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问题，发达国家有那么多有影响的智库，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前看到？我想可能这个问题就是说明这些智库本身有他的局限性，我们觉得需要有更多元的智库，能够去观察、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提供他们独特的观点。
另外一点的话，刚才赵部长也谈到了，也有战略的竞争。实际上智库今后也会有更多激烈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没有国界区分，是以他们的观点、分析来竞争的。我想可能今后不同国家的智库，在不同的政策层面上，完全形成更多的联盟，而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使我们的国际智库得到更好的改善。谢谢大家。
[16:32:47] 主持人：有请郑永年先生。
郑永年：我记得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行合一的问题。温家宝总理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的个人要做到知行合一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事情停留在知的层面，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到行，另外一方面有很多行，并没有提升到知的层面。知行合一，既然是一个理想状态，我们就要追求。
我个人认为，智库的角色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个双向的桥梁，一方面要追求如何把知转化为行，另外一方面把行提升为知。只有处于知跟行之间，政策制订者要同时了解知跟行。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现在存在的，还是表象，所以哲学家在哲学思考方面有非常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有一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有一些理想是不能得到实现的，将来可以实现。有些理想可能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从这里来看，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理想，大多数理想都是历史的记忆。政策影响者，我觉得必须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不懂就很难分清楚哪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哪些理想是今天实现不了，未来是可以实现的。
还有一点，这个政策研究者跟政府官员分开，因为政府是在微观的层面，而政策研究者是在宏观的角度来看。现在为什么跟实际的商业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的智库也是这样，智库跟商业毫无关系，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有一篇稿子，知道跟知行结合，如何好多政策制订不下去，跟政策研究有关系。谢谢。
主持人：下面请各位做五分钟的评论。有请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闽榕。
李闽榕：能够参加这次论坛非常容幸，听了各位专家的演说深受影响。要对各位专家的演说做评论，很难，几句话很难说清楚。但是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全球经济治理的共同责任，这个题目很好。特别是我们下午的题目，经济全球治理与智库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了上午主论坛突出的主题，这个题目之所以好，就是在全球治理之中不仅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还要发挥智库的作用。智库和政府是一堆孪生兄弟，没有政府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智库，智库为社会、为民众服务是历史早就有的，但是智库成为真正的智库，就是要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支持。只有尽到自己的建议被政府采纳，这是我们智库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
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要认真研究了。所以我想在这里评论的时候，这个机会我就想把这个问题再深入和大家探讨一下，全球经济治理政府的责任也是智库的责任，要求智慧发挥作用。这个责任的基础核心是什么？我们从责权利的角度来讲，有责任就有权利，权利从何而来，要有利。我们现在探讨智库的作用如何发挥、如何做，探讨了很多。但是对智库如何处理好利益关系，利益是什么，探讨得很不够。各种智库都在面临着这种问题，我们政府在全球治理当中为什么要共同发挥经济治理的作用，是否有利益在里面，利益关系是根本关系，离开利益不可能有什么责任，不可能有所谓的权利。全球最根本的治理是什么，在我看来是治理利益的关系。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利益，各个政府有各个政府的利益，现在对国际组织如何发展作用，对全球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有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智库如何在这中间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站在全球的角度处理好几个关系，处理好国和国际的关系，处理好关于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利害本身也是一种利益，不能你的是利益，我的不是利益，你的是大利益，我的是小利益，利益是共同的。我们智库在交流、合作当中，都要处理好利益的关系，站在一个共同的利益角度，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发挥作用，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全球经济共同致力很难发展下去，我们智库的作用也很难发挥下去。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6:38:54] 主持人：下面是科勒沃克教授。
科勒沃克：因为很多事情突然发生，我们做一些调整，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自己面对多元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调整，对于我们的智库来说，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说。
我们看到全球化带来了一些进程无法逆转，相互依赖、相互连接，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层面，以及环境的完好性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崛起，越来越有实力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已经有经济的驱动力。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话，我会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这时候应该做更多的贡献，在软实力方面，如果我们的经济贡献是15%到16%，在未来的20年，我们可能成为第一大的经济实力，我们在知识方面的影响力又是怎么样呢？因此的话，我们希望听到中国的这种智者的意见，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了，我们全世界的人从最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一直到像老挝、巴拉圭，我们看到这时候大家都提出了不同的创意，这是一个新的时代。那么，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些教条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光希望新的创意是来自哈佛，不光是来自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也应该来自北京、上海，更多的创意来自中国。我们在作为智者的社区，我们也在实现这个全球化，虽然我们在用不同的语言，说英语、汉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如何治理全球依赖的经济体，如何以全球的方式来提供服务。因此的话，与此发生了很多事情。波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波兰有伟大的历史，我们也希望在区域欧盟的层面来提供我们的声音。因此的话，我们也特别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我愿意支持全球化的智库，在中国建立总部。
同时也是各个部门合作的一个产品，汇成一种知识资本。以一种具有领导力的智囊智库，来告诉我们如何来更好地治理我们的经济体，在21世纪。那么，我们希望除了有第一届和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还有会第三届、第四届的全球智库峰会。而且能够给我们一种动力，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有这种新的思维。这种新的思维也有一种思想的来源。这种全球的智库需要很好地组织，很好的管理。我们也希望在全球的智库当中，中国能够基于他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16:43:17] 主持人：有请王辉耀博士，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辉耀：我觉得今天下午的讨论非常好，各位都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我想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一下，一个是全球治理，智库在其中的作用，就是看如何进一步发展。刚才也讲到了全球化也分了很多阶段，全球化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贸易，在全球发现贸易的流动。17世纪荷兰市场又有资本的流动。现在我们进入了全球人才的流动。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中国这些年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超过了700万，留学生超过了200万。人才流动也应该是智库关心的话题。
贸易的方面，我们现在全球治理，比如说通过协调有WTO，金融有IMF国际货币基金会，人才的基金会，也应该是我们智库关心的话题，怎么样建立全球治理的机制，类似国际人才流动的管理机制。我觉得这个是在行业方面，智库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特别是对中国来讲，在这个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包括在贸易、金融，包括在人才。刚才还讲到环保，还讲到了人口，还讲到很多治理方面。这些都是中国智库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的方面。这个是全球经济治理在行业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在区域一体化的方面，中国的智库和全球的智库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我觉得在区域方面，我们现在也经历了很多的步骤，我们有亚泰经合组织，也有东盟10+3，我有东北亚合作机制。在这个方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包括两岸三地大中华经济圈，还有东亚经济圈，还有儒家经济圈。首先可以通过这个解决来我们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东亚、南亚问题上，我们有一些新的发展趋向，通过各国之间的智库，我觉得不是为一个解决方式。大家来提出思考的方案，来提出这些方面的建议，供政府来参考。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方面。
第三，从智库本身来讲我们有什么更多的发展方面？第一，应该加强智库之间的人才流动，刚才讲的旋转门的机制，我觉得这都是智库本身需要加强的，本身民间和政府的智库。
第二个，应该加强智库的联盟，现在发达国家的智库非常发达，包括金砖五国，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智库的联盟，我觉得应该更多地加强。这是我提的第二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智库的论坛应该继续主办，这次国际中心主办全球第二届智库分会，应该不断地举行下去，使中国的智库真正能够成长起来，能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和全球的智库联合起来，为全球的治理提供新的建议，提供新的视野。我想今天的时间已经很短，我想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现在有请加拿大驻华工事南基维尔公使。
南基维尔南：大家好，我们如何把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支持和智库的优点连在一起做一些合作项目，我想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因为各有各的优点，政府有资源，政府有政策的优势，政府没有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刚才各位专家谈到的那个问题，进行理论的研究，就必须得有独立性，我们都要求短期的措施和短期的结果，可是我们在谈到社会上、经济上、环保上大的问题，都需要非常长期的措施。所以，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建议，就是智库的作用。德国的政府、加拿大政府的看到金融危机的看法，就是我们不会回到以前的情况。就是加拿大政府支持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平衡化。为了给发展中国家更大的作用。前几天加拿大政府宣布要支持墨西哥，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当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主席。
我们政府最大的优点，智库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作用，就是说所有的政府要为他们的人口有直接的责任，所以我们经常就没有办法，就提出一些新的建议。有的建议就被我们自己的国家短期的利益可能有不好的结果，所以就没有这个独立性。我想看到现在的国际经济情况，国际环境的情况，我们越来越多地靠智库的作用，来帮助大家解决那些问题。
最后再说一点，我觉得像今天这个周末的论坛会，那些活动也作出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也想代表大家为我们主席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的时间可以再有一位下边的代表朋友提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茶歇。如果就没有提问题的话，现在就宣布茶歇。现在茶歇10分钟。
[17:08:54] 主持人：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我们的原计划主讲嘉宾每人10分钟，有点评专家每人5分钟，本来我们还想留给参加会的各位朋友、各位专家提问和讨论的机会。上半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包括时间规划里没有留给主持人一分钟，就占用了主讲嘉宾的时间，就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基本来说的话，我觉得比昨天的主会场还是比较成功地控制了这个资源，我们下半场的话，大家一起再接再厉，我们把演讲者的精彩观点管理好，或许还有时间。
有我们的问题，有组织计划的问题，也有各位在座的问题。请各位在外边茶歇的朋友先进来，我按照我们的秩序就开始好了。我们的下半场还是继续咱们的话题，这次的主办单位不能不重提一下，因为20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这就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现在我们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做关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智库作用的演讲。欢迎迟教授。
迟福林：谢谢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一些智库和学者在如何评价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方式上面有不同的观点。
作为中国的智库，我想我们恐怕不能回避要不要，以及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是不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要不要改变这个模式，为此我提三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第一，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与GDP。首先我们知道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历史贡献，应当说在市场经济形成和起飞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有其客观需求和历史贡献，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在哪里呢？就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政府主导型经过增长方式弊端开始凸显，并逐步积累风险。政府主导型增长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把主要经济放在投资扩张上，导致投资增长过快，不断加剧投资消费失衡，这些年尽管消费者零售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2010年居民消费率已经降低到33.5的历史最低水平。再如，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大量资源，加大资源环境压力。一些省区的“十二五”规划，大多数是以投资的高度扩张和能源的过高需求作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两个条件。
我看有个材料，有的专家估计，全国各声区要在2015年能源消耗总量也超过150亿吨标准煤。2010年的32.15亿吨标准煤增加50%左右，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就是说，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也带来了GDP膨胀。从地方层面看，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我认为有这样四个特征，以追求GDP增长方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任务，以土地出租和商业化项目为突出特点，为资源配置为主要手段。
从今天看来，这种增长方式使GDP主义盛行，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星。
第二个大问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与当前改革的困境。主要的观点，我这里有三个，第一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坚持政府主导基础上的市场作用，还是坚持市场基础上的强大政府作用，在今天这个问题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例如，政府在控制的资源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就使市场在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二，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偏离了政府的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背景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公平正义。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坚持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抓速度、抓投资、抓项目上，甚至把经济增长同发展划等号，这是公共服务不能增长，也不能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一定程度的失衡。第三，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削弱改革力度，在先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干部考核制度下，GDP成为政府政绩的刚性指标，这就使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逐步突出。在当前看，尽管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
第三个大问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与投资消费的失衡。这里有三个判断提出来，第一，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加剧投资与消费的突出矛盾，中国的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足力，已经成为当前失衡的矛盾。能不能在“十二五”时期扭转消费力的下滑趋势，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改变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关键在于转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
第二个判断，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加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形成消费主导，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的比重。从现实看，政府通常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上，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这也使我们服务业长期徘徊在40%左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说明如果不尽快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我们所改变经济结构将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个判断，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具有明显的国富优先发展的特征。从事实上看，GDP长期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快于GDP增长。这种国富优先的偏好投资，是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我认为关键在于从国富优先的发展导向转向民富优先的导向。
最后整体来说，改变政府主导型方式，应该涉及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改革。就是说，这就需要中国的智库进行独立、客观的研究。因此说，中国的转型与发展需要大力地发展具有国际性视野、战略性思维、独立研究的智库。今年也是我们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20周年，我们讲按次来努力建设中国改革的智库。谢谢大家。
[17:20:15] 主持人：下一位是司马拉瓦克维什南先生，印度政策研究中心荣誉教授兼主席。
司马拉瓦克维什南：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在刚才说了政府是花更多的时间用于智库，有些人在政府工作了几十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加入了智库的工作，我是前政府官员，现在是一个智库的负责人。
有的时候，我们是只有在离开了政府部门，我们才真正意识到真正的现实社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智库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保证独立，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的机构，我们不接受国家的经费，我们有自己的项目，根据项目来获得经费。我们的人员也不是很多，但是覆盖的面，就是研究的面非常广。我是我们机构最大的人，其他的很多同事都很年轻，我们在这个机构中也有各个年龄阶段的研究人员。印度的智库作用，跟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是相似的，比如说研究治理的，还有政策等等，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
在智库的组织结构也有所不同，他们研究的重点也有不同。有一些智库，比如说像中国，还有印度，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更加紧迫。薛澜教授也提到了，在印度的话，我们有两百多个智库，我们的机构也是尽量地使得智库具有独立性，我们是一个民族制的国家，所以说这个权利机构是一个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第二天或以后谁会上台执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能关注几个人的观点，我们要关注公众。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光是研究政府，还研究司法机构面临的问题，以及还有立法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环境领域、安全、社会运动方面的话，都进行了研究。
在经济里面的智库，他们对于政府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而在司法和立法方面呢，影响要小一些。在环境方面的智库，他在司法方面影响大一些，而安全方面的研究的智库，在政府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点。而研究社会运动的智库，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有相应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行政部门跟政府的部门，我们跟他们讨论的余地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他们是不太原因承认有这种改变的必要。每次我们要往前迈一步的话都会有体制上的一种抵制，这是从政府思维上来说，政府觉得不必要，或者不鼓励。因为他们只关注现在，司法呢，司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抗辩制的。而立法跟政治的空间，则是有政治立场、政党的立场，因此的话，我们看到智库，他能够提供一种比较中性的谈论空间，而且能够允许更广泛的参与。因此的话，我们觉得在公共政策方面，智库应该能够扮演非常重要的作为，因为智库他不是通过一些社会的运动，不是靠一些抗议的行动，我们当然有我们的局限。从传统上来讲，我们关注国内的事务，因此的话，跟国外的接触和交流比较有限，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和其他国家问题的了解是都不足的。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要强调智库分享知识的重要性。这也要求对我们的观念、思维进行一些改变，才能够应对现在的时代，在全球化方面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强调把学术界和政策制订者做更好的连接。
怎么样彼此相互理解呢？首先要强调我们现在面临问题的一些共同性，我们知道中国跟印度两个国家之间有很多共同的问题，印度并不掌握所有的答案，中国也不掌握所有的答案。这是一种大的新的变化，怎么样处理。我们如何处理人口的移动，如何处理宏观经济以及多样化、食品安全性跟就业，我们需要打量不同国家发生的不同情景，在印度我们有几个项目，像在中国有几个项目一样，我们有国家的农业人口就业保障组织、教育网络方面的组织。因此的话我们需要一种长期的交流，当然首先我们要克服语言的障碍。
智库非常有用，除非你愿意跟别人对话，不是你的选择，而是你要愿意来彼此对话。我非常感谢中国组织了这样一个全球智库峰会，使得我们能够增加彼此的了解。我觉得智库非常得重要，独立性对于智库来说非常重要。当然作为智库来说需要资金的支持，但是别人给你提供资金，并不是丧失你的独立性。当然独立性并不是说比较排斥合作，合作非常得重要。同时，我也要强调一个但蒙的重要性，否则的话，没有联盟的话我们要想理解人类共同的挑战是比较困难的，找到答案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找到共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有一中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应该向现实的模式去屈服。
[17:29:54] 主持人：下一位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庞中英先生。
庞中英：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跟大家交流，感谢主席。我听了两天的会，我修改了一下我的发言稿，我主要讲这么几点，大家都是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我更多是政治学的角度，尽管我的背景里面有经济学。
我首先谈一下关于治理的概念，这个概念尤其对中国的听众、中国的参加会议的各位朋友应该有益，这个概念在西方是跟政府相对的，但是在中国这个字进口过来，我也是这20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个概念，进口过来就变成进口的主题。我非常同意迟院长谈到的，要加强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这也是克强副总理昨天的一个主题。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其实有三个概念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概念，国际治理。第二个概念，全球治理。第三个概念，世界政府。我记得去年10月份在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上举行的高峰会上，温家宝总理、联合国潘基文秘书长，还有美国的诺贝尔学家讲授谈到了爱因斯坦的思想。这次会议上有法国的学者提到了世界政府的思想。我想仅有国际治理是不够的，仅有全球治理也是不够的，必须要考虑到某种类型的世界政府。
第三点，我想将一个对于当前的全球治理改革，还是重建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参加了中国的国际会议，今年也分别在新加坡、比利时、卢森堡参加了两场演讲，就是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关系。我前不久还去卢森堡参加了英国外交部举办的会议，上个礼拜刚刚回来。我感觉到世界上，包括中国有两个意见，要改革旧的东西，改革联合国。还有一种思想，就是重建，我们看到这次研讨会有一个重建布雷顿思想体系的思想。
我认为应该仅有改革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重建，所以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了加拿大公使提到的世界不会回到以前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也认为要把改革和重建这个东西结合起来，这是我讲的。
还有第四点，现在我们有复数，有许多个全球治理，我们需要治理的治理，我们需要治理的治理。比如20国集团，可能解决最高的问题就是治理已经有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联合国管理会可能也要完成这样的角色，就是治理的治理。我们有好多这样的机构，政治、安全、经济、金融、货币都有了，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更高的，就是治理的治理，就是我们对已经有的多种多样的治理的网络，尤其是的网络，正式的非正式的，民间的和政府的要去作治理，这是更高层次的任务。
下面一点，我想谈到关于全球治理的政治问题，就是全球治理的政治学。中国还有印度，尤其是印度、巴西，中国提出来国际关系民主化，这都非常好。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了合法性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一定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谁来治理管理美国。美国一直在管理世界。但是的话，让谁来治理美国呢？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尽管有些美国人会有反对，我觉得不要紧，这个问题还是要坦率地提出来。
最后一点，我想提出来上一组还有许多人谈到了智库的问题，我准备了很多智库的话题，我不想重复。这里想补充一点，除了我同意清华大学薛澜教授，我的中国学术界同事的观点以外。我本来想讲薛老师的话题，我就不展开了，我就想讲一个东西，中国是出口大国，但是中国很少出口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邓小平说中国不输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去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作演讲，提到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下个月要发表出来，我觉得中国智库一定要想办法出口，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对中国智库，也包括我们在大学里面的一些智库的使命和作用，然后我自己提到的一个重要任务。
[17:39:11]
主持人：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刚才迟福林提到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的机制，庞教授提出改革美国机制的想法。反过来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以讨论的话题。
现在我们请墨西哥学院经济系教授，就是罗梅罗教授，他谈的题目是智库在墨西哥非正规就业与就业不足应对政策和框架的作用。我们知道墨西哥在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的市场化改革当中，是一个很惨烈的案例，所以请墨西哥的罗梅罗先生。
罗梅罗：大家下午好，谢谢主持者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墨西哥问题。我们正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是不是作一个追随者，还是作为政府应该深化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我会谈一下我们墨西哥的社会问题，犯罪跟贩毒也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大家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社会问题。
我这里主要是谈我们的劳工市场，我们看到在墨西哥的劳动市场，非正式用工非常多，这是因为投资的不足，而不是因为过分管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养老基金，养老保险，健康医疗保险不足。因此的话，我们非正式用工是非常得多。同时，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也是相应得比较低，而且他们的工作也不稳定。让大家看一下我们非正式用工从1944建立起了我们社会保险的制度，从那以后大家看到非正式用工变化的情况。一方面墨西哥发展非常快，另外我们在不断吸收富裕劳动力。因此的话，我们的非正式用工非常得多，1989年大家看到是比较高。那个时候，我们是政府对经济有一些放松管制，非正式产生了保障行为，在整个用工里面从3%增加到35%。同时墨西哥跟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自由贸易的协议，这些自由贸易协议是禁止贸易的保护主义，不能够进行行业的报混。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的产业政策出台是非常困难。大家看到这一张幻灯片是我们GDP的增长情况，还有出口的增长情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大。另外，我们的出口是占整个生产量的47%。因此的话，我们的出口量是比较大的，我们的财政部长也讲出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由于我们的出口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应对能力是比较弱的，也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另外，我们账户下也有很严重的赤字，我们资本的流入也是非常的大。但是资本流入进来以后到什么地方呢？一方面进入消费领域了，很少是便成了资本。
这是工人的投资，大家看到对于工人的投资，在1980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增加。这是这个时期的外汇率，这也是在上升的趋势。我们看一下墨西哥的货币政策，然为利率平价是这样的计算，这是由这个远期的贴现来计算利率的平价，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利率来刺激经济。如果用利率手段就会导致资本的外流，我们现在央行是一个独立的，也和财政部没有这种一起来协作，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结论，我们现在有一个开放的经济，但是进系统的发展不足，还有独立的银行，我们的货币是估值过高，导致在投资的利润比较低，因此，我们在劳动力市场有很多的非正式的劳工。同时的话，导致了生产率比较低。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这个开放资本市场，我们要开放这个商品市场，我们需要跟美国的协作。包括商品的这种流通、资本的开放、商品的开放都需要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支持的话，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要为改革而进行改革，我们要重新考虑资本系统的开放，以及商品市场的开放，如果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上有什么建议的话，希望各位提出来。
[17:47:28] 主持人：下面一位国际劳动组织北京局劳动关系和社会对话高级专家李昌徽先生。
李昌徽：非常感谢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关于在发展和改进治理过程中智库的作用，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工人的组织，以及雇员的组织。一方面我是来自于国际劳动组织的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知道我这个机构。国际劳动组织呢，是一个特别的机构。劳动组织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同一天成立的，我们的治理机构和其他的联合国组织和世界银行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专门是关注雇主与雇员机构的组织，所以说我们不是关注政府，我们是关注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想着重来强调雇员以及雇主组织的对话性，这对包容性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就是要确保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同时使发展能够更加得公平，同时的话更加使社会公正。所以，这是我们国际劳动组织的目标。我认为中国要实现包容性的发展，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同时还需要调整权利的结构，包括经济中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也就是雇主和雇员的权利机构，才能够实现包容性的发展。
我们看这张幻灯片，这是张平面图，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差距，以及集体谈判权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他的工人待遇是由谈判来实现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集体谈判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北欧国家，事实上70%到80%的员工都参与到集体的谈判机制，但是左边的国家，也就是美国、日本，他们的员工参与进谈判的不到20%。我们看到由于这样一种差别，这个工资的差距在这些员工参与集体谈判比较低的国家，看到差距很大。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有内在的关系，越多的员工参与到集体谈判里面工资差距会越小。这是显示了集体谈判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到集体谈判里面，工资的差距就会越小。
在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这张图就是中国的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的比例，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工会的数量，我们看到从2001年开始，这个工会的数量在上升，这个蓝色的线是参与集体协议员工的人数，我们看到这个人数也在上升。在中国的话，还有国外的很多人都质疑工会的作用，很多人都认为工会不能够代表员工的心声和利益，这个批评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想强调，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了，因为劳工已经出现了短缺，还有就是更好的法律制度的保。另外，还有这个工会本身的改革，所以说我们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工会变得更加有用、有效。
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工会能不能为劳工市场的分配带来一些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工会加强集体谈判的话还有一定的空间。我认为这样一种改革的话，不光是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的情况，初次分配。还可以改善二次分配，也就是说智库系统的参与来研究工会以及雇员之间的对话，同时的话，在中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而更好地协调双方关系的优化，所以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的问题。在这方面的话，国际劳动组织非常愿意和IMF、世界银行一起来共同增强改善这个全球的治理结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谢谢。
[17:59:01] 主持人：下面我们有请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接受，请王教授。
王荣华：主持人、各位代表我就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作用谈三点看法，求教于各位。
第一，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有文化视角，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治理问题迅速上升到政策和战略的高度，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为危机后全球经济体系的恢复与重建，承担着更多的国际责任、信心和决心。作为智库，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觉得还要积极推动文化交流，这又重新开始人对人、心对心，认真倾听、互相尊重，努力消除障碍和误解，才能更好地推进国际合作和发展。
八年来，我们曾经在上海举办过四届中国学论坛，我们分别以和而不同、层次不清、和平和谐、和衷共济、和和共生，来讨论中国的和文化，得到了与会朋友们的肯定。这个论坛是由民间的力量主办和承办的，全球治理讨论的，不光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传统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一个作用，而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民间团体、各类智库组织，也就是民间力量、民间智慧，非政府力量在全球治理当中的作用。
关于全球治理的议题，很多问题难以靠单个国家来解决，譬如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等，而必须依靠国际的合作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正在处以深刻的调整之中。这就要求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肩负起共同应对危机的重任，像G20作为新的大国力量的平台，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路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有全球视野、文化视角、需要明天的力量。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全球经济治理重在本土化治理。毫无疑问，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全球的共同参与，但是，随着区域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某一个地区发展也会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有本土化的特征，也具有全球化的特征。某一个地方的发展问题解决好，在某一个层次上就具有全球治理的重大意义。世界好比是一个大网络，分成若敢个网格，在本土化的节点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想，以背靠中国大陆，面向太平洋的上海为例来做一个阐述。
大家知道上海证在致力于三个中心的以及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譬如说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上海的大事，也是作为全球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全球经济治理意义的含义和意义。又譬如说人民币多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顺应和适应这样的发展要求，要为长三角和全国发展提供重要的金融服务和支柱，而要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合作服务。譬如说，我们正在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成本上升的重大挑战，为此发展社会服务业和制造服务业成为了上海的必然选择，但是这些发展面临着越来越高的成本挑战。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全球城市在转型发展中同样遇到的问题。又譬如说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全球城市共同的，比如说大部分的人口流动、城市安全运行，住房、交通、保险等等的公共问题。所以全球治理，只有与本土结合，为本土的实践创新全球治理提供经验和教训。
第三个，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智库，发挥独特的作用。应对全球风险时代，需要勇气、胆略，更需要智慧。除我们自己以外，特别要凝聚世界人类的智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理念、机制、秩序，这是新智库的历史使命。
从我们的研究和实践来看新智库的功能和作，我们想大致归纳称五个方面。
第一，是战略、政策的储备库，坚持前瞻性、可行性、战略性。要围绕政府工作，围绕社会重大的理论现实问题。
第二，社会大众的罗盘指南。就是要坚持用专业知识解答大众的问题，要引领社会潮流，教育大众理性思考，影响民意，防止民粹主义。在诚信成为社会稀缺资源的时候，智库增加公信度，迫在眉睫。
第三，水涨船高，根深才能叶茂。
第四，人才培养的蓄水池，要坚持实现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身份的转换。目前中国的状况，就智库与政府的研究人的门是在选择着。但是智库到政府的人，这扇门开得比较多，政府再回到智库的相对补多，这个门是开了半扇门。所以，政府要智库的人，因此我们要成为一个池，人才池，随时能够提供。
第五，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坚持开放性研究，倾听不同声音，通过交流争取话语权，共享人类智慧。
上海社科院在三年前成立了智库研究中心，我们有同行说，你们在建智库的智库，我们想看不同学科之间，要相互交叉、相互提高，在智库的研究中深深感到有不容回避的问题。比如说，一方面智库建设方兴未艾，同时力度不够。同时从自身来看，有体制机制问题、人才储备问题、政府官员学科发展问题，与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关系问题等等。
我们智库的发展需要加强多与智库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国际交流，这要坚持开放研究，共享经验智慧才能共同发展，谢谢大家。
[18:04:27] 主持人：下面进行专家点评，下面有请挪威驻华大使司文先生做一下点评。
司文：主席先生，各位代表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谢谢组织者，谢谢各位发言人。分论坛四的发言人讲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见识。
刚才，我倾听了迟福林院长的发言我从他的发言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您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智库院长，在中国的发展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们是高度水准的智库。今天下午我也倾听了其他的发言，来自于其他的智库，来自于其他的国家，包括来自印度、墨西哥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时间不够，所以我集中来谈我的三点观察。
第一，我们面对问题的复杂性，谈到全球的治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的参会者谈到决策者是需智库、全球新的思维为政策所借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同意刚才讲到的中国贡献的话。没有中国的贡献，没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是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恢复。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经济当中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的话，二站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一些全球的模式，应该做一些相对的变化。
另外，智库的这种前瞻性、全球的视野非常重要。第二，要强化智库跟政府之间的联系。中国的政策制订者在寻求好的创意，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如何实现好的经济转变跟社会转变，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中国的特色。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定，就是智库应该把眼界跨越到国际，中国的智库已经开始跟其他的国家智库进行合作了，来分享自己的思维、创意，这对未来来说非常重要。
我觉得中国有约见思想者，跟其他的思想者交流有很大的空间，中国在发展方面跟挪威发展的研究所，来进行紧密的合作。跟中国的合作已经有多年了，而且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成果。我看到中国跟挪威在这个领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国政府都非常愿意倾听，愿意接受智库的思想，这种合作是我们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也认为还有进一步拓展和做的计划，在中国智库跟挪威智库之间。包括能源、城市管理、社会福利，我希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能够给两个国家带来益处，再次感谢会议的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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