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希望的经验表明，保证食品安全的关键并非取决于企业是否大包大揽，做从头到尾的全产业链，而是能否在上游与占绝对生产优势的广大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
“我就像坐在火山口上。”
成都新希望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再勇自嘲地笑了下。如果公司深加工的产品出现安全问题，无论在哪个环节，最先让相关政府部门“请”去谈话的，可能第一个就是他。
周的另一个职务是新希望四川产业链建设负责人。对经营全产业链的酸甜苦辣，新希望是最有发言权的企业之一，自2005年开始，它在猪肉、禽类、乳业三大产业链上耗资几十亿元，收购、联合了一批区域性龙头企业，贯通上、中、下游产业链的布局已颇具雏形。
自3月15日发生的“双汇事件”后，作为同行的新希望马上行动，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更严苛的管理措施+完整产业链建设，是新希望保障自己“不犯错误”的砝码—如果这两招行得通，周再勇“坐在火山口上”的焦虑就会大大降低。
无法回避的猪源
走进新希望肉食深加工厂，能够看到冷冻的鸡脯肉和猪肥膘混合起来，碾成肉糜，再混合着水、淀粉、配料，经高温蒸煮制成新鲜火腿肠。在周再勇眼中，这“一句话”就能说完的过程，足够某些不法分子打一辈子主意。
用下脚料肉、多兑水和淀粉、添加违禁配料、蒸煮时间不达标，采用类似做法的企业、作坊不在少数。“规规矩矩做的话，成本起码会比这些公司高出10%。”周再勇说。
“深加工环节的可控性非常强。”周再勇对此有足够信心。他最担心的是饲料和养殖。
从经济性考虑，肉食加工企业所需的生猪，不可能100%来自自己的养猪场。另外，生猪养殖也是农民重要收入来源，从“三农”角度出发，集中养殖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散养。
自2006年开始，新希望从加拿大引入海波尔种猪，开始自己养猪。但这显然不够，根据计划，除了在三台县建立1个祖代猪场和5个父母代猪场(猪分为4代，曾祖代、祖代、父母代、商品猪代)外，新希望还将利用多种联合方式发展商品育肥猪集中养殖小区，最终建立30万头猪源可追溯的高品质生猪养殖基地及川西地区优质种猪基地。
某屠宰公司总经理助理透露，新希望一直优先收购与新希望饲料和养殖有关联的猪，同时原则上规定各屠宰厂只收本地猪，可由于市场需求不断增长，要将散户养的猪以及外地贩运来的猪挡在屠宰场的流水线外，并非易事。
对于那些散户的猪与外地贩运来的猪，要检测是否含有规定项目之外的有害物质，而且不出现漏网之鱼，成本很高。即使是双汇现在提出“头头检验”，能否成为长久之计也有待观察。“试纸价格从1块多钱涨到12块，检测成本比杀一头猪的利润还多，我们现在只能靠减少屠宰量减少亏损。”另一家屠宰厂匿名负责人颇为无奈地告诉《中国企业家》。
新希望以做饲料起家，对饲料的原料十分敏感。新希望饲料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朱黎强透露，刘永好本人到工厂时，会亲自试尝一点饲料，看看有没有问题。不过目前全中国有1.2万家饲料企业，水平参差不齐。常见问题是把已经腐败的原料，或者难以达到营养标准的原料制成饲料。
而对散养猪而言，在饲料、防疫、兽药等关键环节发生了什么，都在新希望或任何大型农牧企业的监管体系之外，能否解开这一死穴，取决于企业和农民的合作模式。如果双方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猪源的安全始终有失控的危险。
委托合作养殖
如何与农民合作，是令涉农企业头痛，又绕不开的一道难题。
新希望摸索出的方式是种猪自己养，商品猪则依靠将农民组织起来，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
每每说到“利益共同体”，新希望集团副总裁王航总是在不经意间加重一下语气。在他的推动下，新希望2008年在四川乐山建立试点，分别成立了乐山新希望农牧公司和担保公司，主要是推行委托合作养殖和农村合作社。
委托合作养殖，就是让农民自建猪场养猪(建设费用约11万元)，由新希望提供猪苗、饲料、兽药等，并由新希望解决销路问题，农民无需承担市场风险。购买这些物资的费用约9万元，可由新希望担保、银行提供贷款。每年农民除了保证拿到每头猪约50元的“劳务费用”外，还可以获得约40%的利润分成。最初新希望要求每个猪场至少每批需养150头猪，一年3批，现在则提高到每批300头。
“刚开始许多农民都不相信。”乐山新希望农牧公司总经理胡永忠说。农民一是害怕花钱把猪场建好后新希望违约，二是不相信这是个保本买卖。
农牧公司团队多次和农民沟通，拟定严格的违约责任。而真正获得农民的信任，则源于2009年的一次危机。当年猪价急遽走低，乐山农牧公司不仅没有利润，还亏了本，可他们依然按照合同，发给农户“保本工资”。此举让更多乐山农户加入了委托合作养殖的队伍。到了2010年，猪价回升，农户赚了钱，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找上门来。
而担保业务的扎根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据担保业务前开拓主力郎波介绍，其运作模式是新希望将自身资金作为保证金存在商业银行进行放大，一般放大规模在5-10倍；继而由担保公司根据农户需求，用这些贷款为农户购买猪苗、饲料、兽药等生产原料。一旦农户养猪亏损，担保公司会帮农户先履行还款手续，确保银行利益。
“但目前中国做银行担保成功的企业除了新希望，寥寥无几。”郎波说，如果没有新希望在商界的影响力和信誉，担保业务根本做不成，“这也是很多企业想模仿却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
除了与银行艰难谈判，郎波还必须处理与县、镇、村政府及各种地方势力的关系。包括势力强大的猪贩子，“很多企业做担保公司，就是栽在这一环上。”
即便如此，难题仍层出不穷。之前，新希望提出联保模式，即几家农户进行联保，一家赔钱了其余几家共同帮助承担，但这一模式遭到不少银行的反对，他们担心农户会集体欠账甚至逃跑躲债。
2011年3月，一个农户偷偷将190多头商品猪全部卖与他人，乐山农牧公司、担保公司正在与地方政府展开争论，他们认为这是合同欺诈，而当地的意见认为，既然农户也是新希望的工人，应该属于职务侵占。“这是我们的第一起违约案件，如何定性特别慎重。”胡永忠说。
委托合作养殖需要经济条件较好的合作伙伴，而“合作社”则更具有群众基础了，模式也相对简单。由新希望组织成立的合作社租母猪给农民，帮助他们进行配种改良，这一模式也将成为新希望在农村推广饲料的主要方式。
“乐山模式一箭三雕，能帮助农民致富，解决了集中养殖的污染问题，又能给新希望提供有保障的猪源。”胡永忠认为这会是今后企业与农户间的主要合作模式。
文 | 本刊记者 孙欣 编辑 | 何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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