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基尼系数已远超警戒线 学者称十三五可实现共同富裕(2)

需把握怎样的方向标

北京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肖鸣政认为，初次分配以促进提高效率为主，适当拉开差距，但要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第二次分配以公平为原则，通过调节税收，如征收遗产税、房地产税来平衡差距。对高收入群体征收个人所得税，或鼓励他们多为社会捐赠，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可予以政府补贴、福利等保障性政策倾斜，通过对富人征税和向穷人补贴来达到均衡目标。

关于收入分配均衡化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国家过度保障可能窒息地方、单位、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自我努力，就会导致依赖心理甚至‘养懒汉’。因此，基本保障需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

据贡森分析，按照库兹涅茨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分析框架，我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相同点，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初期导致和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同时我国有两个主要不同点，一是没有遗产税和完善的资本税，以减弱富人的资本积累速度，二是民主政治体制还在建设完善中，还难以保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利益平衡。因此，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要扭转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关键在于中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加快二元经济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移过程，以及建立健全税收和政治制度。既不能听任“完全的自由市场”自动修复，也不能寄希望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初次分配。

蔡志洲认为，在初次分配中，提高职工工资，势必增加投资者特别是企业的成本，如果工资涨幅太大，会影响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些企业主甚至可能撤出投资。因此，收入分配调整一定要把握好度，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原则上是逐步改善，首先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慢慢来，步子不要迈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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