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唯有市场化方式才能突破户籍瓶颈
以市场化方式突破户籍瓶颈
长久以来,户口清晰地划分着城与乡的边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说,城镇户口代表的权利有五项,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而农村户口代表的权利有三项,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
“把农村户口的三个权利转换成城市的五个权利,改革非常复杂,争议性也很大。”崔之元说。
尽管目前少数地区由于农村物质条件大幅提高,甚至出现了“非转农”现象,但城镇户口的福利含金量在绝大多数地区居高不下。而越是在城镇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越难推进。
2010年8月以来,重庆开展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户籍改革。计划在第一阶段即今明两年内,将330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为了鼓励转户农民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重庆设计了一些创新性的政策:一是农民在转户后有3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享受各项土地收益。二是过渡期结束后的退出也不是剥夺性的,而是有偿退出。
在此之前,重庆还设立了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所,农民通过土交所退宅基地,每亩可以拿到十多万元人民币,并且还可以申请公租房居住。“我觉得,重庆模式是令人兴奋的政策,值得大家关注。”崔之元说。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认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全国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但探索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即采取市场化方式来突破户籍制度的瓶颈。
他建议,在某些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借鉴国外的跨国移民的方式,向已经进城的、有工作的农民工或者外地工人先给一个“绿卡”,有长期居住权并享受本地居民待遇,这个绿卡可以发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根据绿卡的量决定自己的劳动用工量。每个持卡者在一定的时间,比如五年内,如果合理工作、遵纪守法,可以转为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
李稻葵还建议,建立“可移动式”的社会保障。如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给有户口的居民一个可携带的、量化的、货币化的福利待遇,引导他们逐步搬到周边的地区生活,为使具有竞争力的新来人口进入这个城市腾出空间。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维克拉姆·尼赫鲁也赞同这种“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一些福利与服务可以随劳动者迁移而移动”的尝试。他说,“一个人选择就业地区时,不应取决于他在当地能否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而是应该取决于这里是否具备为劳动者提升经济发展机会的要素。”
尼赫鲁认为,选择前述尝试,还能让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转向有效利用经济资源,而不是单靠政策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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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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