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16日 14:04
来源：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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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转变很容易，走一个程序、打印一页纸就完成了变化，本质的转变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让一些农业户籍人口适应“市民”的新身份、新环境，是户籍新政下要面对的课题

孙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非常重视户籍属性，它是个人身份的标志，并与各种赋税徭役紧密相连。户籍身份一旦确定，子孙后代也将延续这种身份。户籍属性改变的条件非常苛刻，需要执行严格的程序。

建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改革，新中国户籍制度逐渐稳定下来，其核心内容就是将户口分为两大类：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将户口与不同的社会权益、社会资源相结合。尽管我国户籍制度在不断进行改革，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省域户籍新政，但基本上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不曾被调整。

曾经的梦想：“农转非”

曾几何时，“农转非”是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从农业户口变迁为非农业户口意味着可以吃供应粮，享受市民待遇及一系列福利政策。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转为非农身份。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主编《2010年城市蓝皮书》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6.2亿，城镇化率达到46.6%。与200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63亿，城镇化率提高10.4%，年均提高约1.2个百分点。

我国户籍制度中的“农转非”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升学、参军转干、军人家属随军等从农村迁移到城镇，户口也随之转变；一类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失地农民；还有一类是一些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农民工等长年在城市中工作，但户籍仍然保持农业户口。第一类人群是主动从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第二类人群属于被动转变，第三类人群中绝大多数人依然保持着农业户口，一些大城市政府部门正在研究改革户籍政策，逐渐接纳第三类人群。

现实的诱惑：“非转农”

可就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中国人的户籍选择正在悄然起着变化，一部分被“农转非”的群体，如今正积极要求将户口“非转农”。如在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很多大中专毕业生申请返回原籍所在的农村落户，这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行为。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土地不断升值，一块位置稍好的宅基地就价值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村还为村民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每个月还发给困难村民几百元最低生活保障费。这对于在城市生活陷入“囧境”的大中专毕业生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另外一个群体是在城市化大举扩张下城市周边的失地农民，他们虽然得到了相应补偿，也拥有了城镇户口，但由于缺乏在城市生存的技能，没能融入城市的社会和生活，或其他种种原因，逐渐沦为城市贫民，产生了重新当农民的想法。与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低收入对比，农民的自给自足更符合这些中低收入人群。

“逆城市化”成因

这种逆城市化的现象虽然不是非常普遍，但在个别地区已有抬头趋势，论其原因较为复杂，每一地区有特定的乡土民情。姑且归纳为三点：

首先，我国统筹城乡政策得到有效实施，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加大，各项农业补贴、合作医疗等政策普遍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一些富裕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还为其成员提供了更为优厚的生活保障，逐渐使往日受农村户籍人口追逐的“城市户口”不再具有吸引力。

其次，城市生活成本逐渐提高。日益上涨的房价、各类名目的消费支出都给人们施加了很大的生活压力，坊间流行“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口号，大城市已经不是很多年轻人的首选，一些学业有成的“农二代”宁愿回归农村。正如毛主席语录所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再次，我国土地的稀缺性使地价不断攀高，让一些人找寻到逐利的空间。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过去被看轻的农业户口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一些城市人希望借此改变身份，拥有农村宅基地、耕地或林地，从而拥有了升值、保值产品。

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原因，如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城市贫民的边缘化、人们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等等，也使部分具有城市户籍的人们选择逆流回归农村。

身份认同非朝夕之功

诚然，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步伐不会因“非转农”现象而减慢，但从城市化逆流的成因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问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农村、农业、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牺牲，造成农村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相对城市落后。城乡之间的鸿沟一直以户口制度作为表现形式，将人们的身份定义为“城里人”和“农村人”。这种身份的认同感是与生俱来的，虽然经过后天的户籍变迁，但在心理上和行为上也依然受到原属户籍身份的影响。在两种户籍的背后是城乡间经济、政治、文化差异，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改变。

如今各地纷纷进行着户籍制度改革，如重庆出台的户籍新政，使大量农村居民快速转为城镇居民。形式上的转变很容易，走一个程序、打印一页纸就完成了变化，本质的转变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让一些农业户籍人口适应“市民”的新身份、新环境，是户籍新政下要面对的课题。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宜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在民主、自愿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不搞“一刀切”，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链接

奥运冠军占旭刚： 为“农转非”才练举重

资料来源：摘编自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4年8月20日)

占妈妈隐约记得小旭刚8岁那年的一天，放学回家，小旭刚一进门就趴在桌子上哭，很委屈很伤心。

占旭刚告诉妈妈，那天是六一儿童节。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有一方是城市户口的，只有他，双亲都是农村的。所以当同学们拿着爸爸或妈妈单位发的六一节礼物，小旭刚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心里感到了深深的失落。农村和城镇户口的差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

“妈妈，进入省队可以把户口农转非的，你让我去吧！”对于农村户口的占妈妈和占旭刚来说，“农转非”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为了这个许多农村人为之奋斗的目标，13岁，占旭刚离开了家，远赴杭州的省体工大队，开始了他的举重之路。一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举重不仅仅改变了他的农村户口，还使他成为世界举坛的一代王者。

天津小伙张立利：放弃“农转非” 转身“跳农门”

资料来源：摘编自天津网-数字报刊 ( 2010年10月29日)

作为第一个回村就业的大学生，26岁的张立利在村委会已经干了两年多。“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保留农业户口对我来说是件幸运的事！”提到自己的户籍地——东丽区万新街南大桥村，26岁的张立利自豪地说。

2002年，张立利考入了天津科技大学物流工程专业。由于意识中的城乡界限非常模糊，加之本市郊县大学生无须强制变更，张立利进入大学以后仍然保留农业户口，“当初我没想到，农业户口现在成了香饽饽了。”

2008年，恰逢南大桥村进行城市化改造，而在当时，拥有农业户口成为回村工作至关重要的条件之一。很快，张立利就成为第一个进入村委会工作的大学生。张立利告诉记者，在他之后，又有十几个大学毕业生回到村子里工作。

“农村惠民政策力度比以前大了，这或许是种幸运。”张立利称，如今，改造拆迁后，张立利家分到了三间超过百平方米的楼房，每年年底，每户按人头还有两万元的利润分红(每年递增10%)。

“我的大学同学里有人已经后悔了，他是塘沽中巴车村的。”张立利说，这位同学因为在大学入学时变更了农业户口，错失了集体征地补偿，虽然后悔，但已经无法再将户口落回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