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该如何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讲得很清楚,““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一个关键时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是相当正确的。只要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思想去做,我想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城市化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个解决概括起来是两头的问题,因为城市化的过程总是有一个把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所以各国的城市化率也都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描述。
所以,对中国的现实来说,一头是要解决农民进城的落地问题,这头的问题恐怕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大家都在讲的户籍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是这些进城人口如何能够让他在城市里面落下来,那么你就需要解决就业,需要解决他的住房,需要解决他的社会保障。就业问题能不能解决?中国这么多人口,我觉得是能解决的。我们现在有些解决的办法不见的是对的。你想想,如果我们让政府去解决就业,像去年一样,你弄20万大学生去参军,再弄上多少村官,能解决多少问题?恐怕还需要放开,让大家去想办法,那就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其实,咱们做一些调整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想到了。
我们现在的中小学一个班5、60,甚至还有更多,大班哄,课堂上解决不了,就给课外的辅导找了一个更大的市场。现在这样的状况把孩子弄得疲于奔命,为什么不可以划班,把每一个班划得不超过20个人,课堂上老师就能解决问题,那对课外的辅导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但是,你可以想想,它可以解决多少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现在咱们有多少中小学的教师,你可以考虑考虑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教育部不这样,有的地方人少了,他还合校,所以,教育改革从这儿做起,既解决就业问题,又解决教育本身的问题。
还有,城市的服务业,你看中国现在的老年人口已经是12.5%了,进入老年。咱们的老年产业发展是相当落后的,老年的服务是相当落后的。你想想,为多少进城的人口可以提供他的就业?
再看住房,和咱们地产业有关。现在的住房政策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咱们现在不管是廉租房,还是保障性住房,政府考虑的只是城市的贫困人口,城市的无房人口,而并没有把进城的1.45亿农民工包括在内,也没有把那些北漂人包括在内。你可以看到,这给需求方面就减少了一大块。再从供给的方面来看,我们的政策也不对,咱们现在国有的房地产企业在干什么呢?也在二级市场上炒地皮、炒房价。既然国有企业应该承担政府的职能,为什么不让这些国有的房地产业去做保障性住房的事情?所以,从供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政策也不对。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从需求和供给方面都做出调整,我想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大家说,现在的土地问题很紧张,那么,经过这些年的扩展,城市的土地已经没有了,城市需要扩展,怎么解决它的土地问题?现在所谓的那些规划,大家不过还是跑到国土资源部要指标,因为你规划有了,没有计划指标还是不能用的。那么,你按什么给他计划指标?有没有标准?没有。其实这个问题就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标准,就是按你真正进城落户的农村人口来给你用地指标,进一个人就给你相应的土地,不管是按现在城市人均占地面积来给也好,还是按全国平均水平来给也好,它确实是一个标准。有了标准,而且把城市化联系起来,我想,这个问题就能解决。现在这个东西是烂的,打破头的,没有标准的,是谁的公关能力强,谁拿到的多。那么,它造成了一大堆的问题,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的,国土部门腐败,倒下去一个一个的那些官员。
另一头,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让农村的人口出来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很好的出来,解决那块出来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土地的问题,其实咱们很多政策,我觉得如果不从长远来看,有些政策是短视的,比如说取消农业税,有没有好的作用呢?有好的作用;但是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负面作用也出来了。那么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成都、重庆搞地票,搞土地的指标交易,可不可以搞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动总比不动好,咱们过去一律不准交易、不准动,这是不行的,资源就死在那个地方了,而我现在动了,好!但是怎么动,是可以讲究的。指标交易是中国在改革中间的一个创造,本来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合法的东西,但它确实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大家想一想,1994年,我们外汇并轨就是指标交易,有外汇的、没有外汇的到外汇交易中心去搞一个外汇指标,交易了,出了门,黑市价格补齐,最后使得汇率并轨,解决了问题;烟草的指标交易也是这样,有烟草生产能力的和没有生产能力的都有指标,这个交易实际上是政府税收交易,我把指标给你,你给我一些税收,这个发改委和烟草总局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好的事情。
但是现在土地的指标交易却是一个用政府的交易而完成的市场交易,为什么呢?大家仔细想,有指标的是远郊的农民,因为远郊把宅基地让农民上楼,把宅基地复垦,变成建设用地指标腾出来。那么,谁需要这个建设用地指标呢?实际上是郊区的农民,因为城市要扩展,占的是郊区的土地,郊区的土地原来是农地,现在要变成建设用地,他需要的指标。现在咱们的操作是远郊的农民把指标卖给政府,政府再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来去占地,转了这么一大圈,而农民根本不能参与这个交易。那么,不能参与这个交易,大部分的利益就被政府占去了,土地出让金,去年是1万5千亿,今年是2万7千亿,大家可以看看结果,就是这么来的。成都的指标交易,去年的价格是每亩8万元。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让它交易公开,让交易的主体能够参与进来,把它公开化、透明化。实际上真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流动、资源流动进行的过程,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让资源能够交易,那么这个问题都好解决。所以,我倒觉得,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改变我们现在这样一些城市化中间的政策,我想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当然问题具体操作起来是复杂的,三部分农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要分开来考虑,一是进城的农民工;二是郊区的农民;三是远郊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态度也都不一样,你就得根据这个东西来解决,你能如何提高土地的比较收益,让农民自己去保护耕地,而不是现在温家宝要保护耕地,农民不保护、地方政府不保护,他是保护不了的,利益不享用,只有利益享用的政策才有可能自动的实施,而利益不享用的政策是永远实施不了的。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来解决的话,我想中国的问题不难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会很快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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