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凤凰网:现在“十二五”转型,还涉及到一个经济的发展背景,我看到的数据是“十二五”期间,我们的人均GDP会达到5000美元,我们就算进入一个中等收入阶段,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它有一些共性的问题,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特性的问题,比如说“中等收入陷阱”。您觉得我们进入“十二五”阶段,应该留意防范哪些问题?
薛澜: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举例子比较多的就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在60年代到8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进入到所谓中等收入的情况,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主要靠进口替代,然后另外同时有一个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所以很多农民到城市里来寻求就业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把握的不好,比如就业机会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导致在城市里面大量失业人群存在,在现代政治体制下,经济在高速发展,大众的期望值提升的会更快,如果政府没有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可能就会选举当选不上,所以,政府往往会通过借外债这种方式把社会福利大幅提高,实际的经济能力并没有跟上。
凤凰网:进而造成严重的赤字问题。
薛澜:赤字到一定程度就形成金融危机,最后经济停滞,跟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都是密切相关的。一旦有这样的危机,对经济打击是非常严重的,这样可能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进入一种经济徘徊期,类似于掉入一个陷阱。
凤凰网:从我们国情来讲呢?
薛澜:从中国来讲,其实现在也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第一个大的挑战,对宏观经济的掌控。中国现在跟60年代、80年代情况又不一样,中国现在面临宏观经济条件更加复杂,我们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全球化经济。你像最近美国一些货币政策,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影响都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点,我们有时候在公共管理领域讲叫期望值管理,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其实我们公众社会对公共服务对各个方面的期望值也在不断地提升,而且有时候说不定期望值提升速度比经济发展的速度还快。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而且我们确实是人口大国,全国发展的非常不均衡。要想在人口福利方面有很快的提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牢靠,我们要格外小心,说不定到时候大众的期望值就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
怎么样一方面使改革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民,同时又让大家有比较合理的预期,我觉得这个是政府需要去考虑的。
第三个当然是城市化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确实跟西方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某种意义上讲,别人是一步走的过程,我们是把它分成两步。
凤凰网:这个怎么理解?
薛澜:你像有很多西方的发达国家,它一步走,它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他城市化的过程,农村劳动力到城市进入现代化工业,最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城市中的一部分了,这个进程,西方发达国家,应该来讲它比较同步。有些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同步的,它的工业化所能提供的工业机会是有限的,但是城市大批农民移民,在城市形成贫民窟,这也是很常见的。
中国实际上把这个分成两步,中国第一步城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农村来,我并没有让你马上成为城市户籍制度卡的,所以叫农民工,农民工在中国来讲是比较独特的,这么大规模的农民工,所以我们第一步,首先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
凤凰网:虽然参与进来了,但是他没有真正融入。
薛澜:对,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到今天,大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现在开始城市化加速的过程,其实也是很多大量农村劳动力真正成为城市中一分子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时候又确实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像征地拆迁的问题,其实都是跟这个相关。如果要不去处理好,也确实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到,这个城市化过程,其实同时也是我们经济发展未来一个巨大的机会。现在老讲,我们老依靠出口,长期肯定也不是办法。
凤凰网:单条腿不行。
薛澜:急需把内需带动,城市化实际上是带动内需最好的发动机。如果城市化这个过程管理好,可能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持续发展,而且通过城市化的进程,能保证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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