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洁
上海报道
“中国高铁的发展,要适度超前,而不是过度超前。”
2月16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教授孙章强调说,我国高铁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需求,但要注意的是,在设计规划之初,便要从整个铁路建设的大局出发,做到科学合理,以达到产业健康发展的最优目标。
2月14日,铁道部发布公告称,2011年,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总规模为850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为7000亿,与2010年持平。
不过,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高铁产业更需要的是一个系统化的规划,而不是追逐几个简单的“先进指标”。
《21世纪》:2010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34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7091亿元,今年也将维持同等投资规模,对于这一扩张速度,你如何看待?而在总量之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结构”。你认为,目前,中国高铁的布局结构是否合理?
孙章:可以说,中国迎来了一个高铁时代,在人才、资金、产业、市场等几大因素成熟的前提下,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和需求。但是,从现有的部分规划来看,仍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
举一个例子来说,从上海至南京这301公里的距离间,有21个车站,另外还预留了10个车站。这意味着这条线路上的站间距在10至15公里之间,而沪宁城际高铁的最高时速是350公里。这就留下了两个问题,要么是车站修得太多,要么是线路(时速)标准太高。换言之,让350公里时速的列车在10公里之间频繁启动、停止,是存在浪费的。
《21世纪》:在你看来,更合理的规划应该是怎样的?
孙章:铁路规划建设,也存在一个层次原理。即任何的事物都有不同层次的参数,有自己的功能定位。
从我国铁路“四纵四横”的大格局来说,应该有三个层次:干线铁路,即跨省区长距离铁路;区域内城际铁路,在省内、自治区或者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这样的区域内;以及市郊铁路,比如,上海南站至金山的线路。
以沪宁城际这样城际铁路为例,关键参数是站间距,10至15公里的间距,从合理角度来说,更适合时速200至250公里的列车。
相比之下,京沪高铁24个车站,平均站间距58公里,和350公里的最高运行时速,是比较能够配备在一起的。
《21世纪》:尊重铁路层次原理,有多重要?或者,反过来说,不尊重这一原理,会带来怎样的损失?
孙章:不同的层次可满足不同需要,那么,规划高铁的比例,应该跟地区需求匹配。也就是说,G字头(高速动车)、Z字头(直达列车)、K字头(快速列车)的比例设置,不应拍脑袋决定,而是要基于对需求的详尽调研。
具体来说,我国的高铁,要适度超前,而不是过度超前,应和我国的消费水平相匹配。
高铁是我们的一块优质资产,作为长线投资,需要经营得法,才有望10年左右还本付息。可以参考的是日本模式,他们在设计之初就精打细算、对既有线路进行大量改造,结果创下7年还本付息的纪录。
《21世纪》:除了比例问题之外,公众目前对于高铁的高票价非议也颇多。在老百姓看来,为什么铁路的大发展不仅未能更好地解决出行问题,却反而推高了出行成本?你认为,解决票价矛盾的关键在哪里?
孙章: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现实,高铁本身是需要更好地解决运输问题的,但不少民众却认为自己“被高铁”了。
就像刚才所说,部分线路因标准太高,平顺性、稳定性要求都相应提升,必然导致造价高企,车站等运营成本也不会很低,票价自然也会上升。
票价是由成本和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我们目前的需求和供给结构却不匹配,选择权不在消费者。
是否可以打破垄断经营,引入一些市场化的灵活机制呢?比如,飞机淡季可以打折,那么,当高铁运行出现虚靡(空跑)状态时,或者部分线路价格高得没有人买时,火车票是否也可以打折呢?高铁运营,也应该具有灵敏的反馈运行机制。
《21世纪》:除了城际铁路和高铁之间的层次不分明这一点要改进之外,你认为,未来中国高铁业的发展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孙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最高速度目标值,要谨慎确定。
此前,我们提出过最高时速380公里的目标,但我认为还是要慎重。因为,时速目标要经过科学论证,目前,我们的实验依据还不够,风险评估还不够,多方案比较也还不够。
我们目前达到的350公里的时速,是从2008年8月1日开始的,也还需要更加成熟。新的技术,一定要经过足够的时间检验。高铁发展,安全始终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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