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的采访中,众多有识之士都回避了“产业化”的提法,不约而同地表示,我国高校的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
他们的话正应验了去年刚刚故去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对本刊记者直言:“关注教育改革,我们要有民众的立场、专家的观点、建设的态度。我不想去说中国教育是否成功,只能给你一种判断:中国教育实际上是改革滞后于发展,质量滞后于规模。”
专家认为,引进竞争机制,是改变中国教育体制的良方。竞争主体可以是民营、国有,可以是中外办学,也可以是独资。在竞争条件下,中国可以产生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
从时髦到暗淡
“教育产业化”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然而,2004年教育部的3名高层官员“异口同声”否认“产业化”——
先是教育部部长周济掷地有声:“现阶段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反对‘教育福利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种倾向,现阶段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教育发展要以政府投入为主。”
其后副部长吴启迪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教育部从来没有“教育产业”、“大学城”等提法。
随后,另一副部长张保庆作客人民网,表示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
有必要重新回顾教育产业化的缘起。相当多的意见认为,教育产业化在国内的盛行,有着1998~1999年特定的偶然动机。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靠外贸拉动的经验受到了挑战,转而寄希望于拉动内需刺激增长,然而此时需求乏力,国民尚有6万亿元的储蓄趴在银行“老虎不出笼”。于是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向中央献策:以教育产业拉动内需,因为教育收费是刺激国民消费的好办法,中国人向来省吃俭用,但孩子上学的钱断然不会省的。
对于当时的举措,周洪宇认为取得了“皆大欢喜”的多赢结果。当时测算的结果是,高校扩招100万,全国就可拉动2%的GDP,以每年25%-30%的扩招速度,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从每年20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新增学生全额自费,即每人年均缴学费1万元,每年可收取学费200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根据我国的投资乘数估算,这240亿就可带来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诱人的数据很快就吸引了当时高层的注意。
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教育事业是第三产业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更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
但是,延续至今的高收费政策并未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它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深化了中国社会矛盾。当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之后,因“教育产业”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就成为“和谐社会”中并不和谐的音符。因此,人们就很容易理解教育部门的否定声音了。
扭曲的理解
同时,也有学者并不苟同于对产业化的整体质疑,认为“教育产业化”其实是被泛化、异化和严重扭曲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对其误读。现实原因是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但在这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数世界第一,而政府的财力有限,完全依靠公办学校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解决不了,又不让民间资本进入,其结果只能是很多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不是“教育产业化会毁了教育”,而是教育不该产业化的产业化了,需要产业化的反而没有形成产业。应该做的是,一方面坚决制止一些公办学校的所谓“产业化”以及在此名义下的高收费、乱收费;另—方面,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办学。
甚至有专家大胆预言,今天就是放手允许“教育乱收费”,我国的教育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其证据就是蔚然壮观的“留学潮”。部分学科的博士后、博士和本科生的出国留学当然需要,但许多中小学生远离父母、跨洋“留学”,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人家宁愿忍痛支付比国内“乱收费”还要高的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可见,在国内无论怎样“乱交费”,也还是买不到一些家长和学子们中意的教育服务。
耐人寻味的是,恰恰在中国“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声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向中国的“教育出口”成长为一个兴旺发达的产业部门。
“产业化并非是空洞的口号和标签,笼统谈之,并不准确。”周洪宇也认为,“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配合的教育体系,必须走市场化,但市场化并非就是产业化。现在总有人以为教育改革与市场经济不能平行,其实不然。对于一项改革举措,采取简单的迎合或抵制,都是不负责的态度。”
政府的腰包
周洪宇研究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能作用,发端于2002年3月香港理工大学刘佩琼教授的一场讲座。当时他受指派赴港考察香港教育,其间逢刘演讲,主题是“政府为教育做什么”,听后感触良多。
香港归来,他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就此课题深入乡村调研,所写报告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并就此促成了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基础教育关乎高等教育,政府对高教事业的重视,同样要厘清自己的角色”。
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在微观运行上过多干预大学的自主性,行政管理大学的制度更应该为高校提供资金以及政策的扶持,比如如何完善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制度、各种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的教育捐助、转移支付、教育凭证、教育费减免等制度,使低收人家庭学生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06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万亿,财政收入实现3.77i4Z,全年净增7000亿。“如今政府的腰包鼓了,更要多花些钱给教育方面。”周洪宇说。
为此,他已决定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将为一个4%的数据提出议案。
这个数据是在1992年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提出的,说的是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应达到4%。在当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经研究并通过。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写入了这一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却一直在3%以下徘徊,到今天也没做到。
去年1071 11日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把这个数字写入其中,并称到2010年“逐步”达到这个目标。
周洪宇准备提交的议案,核心内容就是把“逐步”改成“尽快”。他直言不讳,现在政府已经有能力办好教育,关键是看想不想做,做到什么份上。
数据表明:2001年中国教育经费只占GNP的2.6%,在全球120个国家中的排序位于第96位,是世界上对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与大陆相比,台湾在经济起飞阶段,GDP的12%-22%都投入了教育;而美国虽然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却仍然长期保证教育经费占GNP的6%-7%。
另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按4%差额的测算,从1985年到2003年,政府欠教育的经费总计为10100亿元?
这个天文数字应验了海南省省委书记、省长卫留成说的一句心里话。至去年底,该省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实现全省乡村“最美的地方是校园,最好的建筑是学校”的目标。面对赞誉,卫留成发出肺腑之言:“我们欠老百姓的教育账还多着呢!”
教育资源公平享用
不论主观上情愿与否,很多人在谈论近十年的中国教育改革时,总会把汤敏的名字和“教育产业化之父”挂在—起。
现在,汤敏并无兴致辩解此说。但作为经济学人,他对国内的教育发展,尤其是高校改革的关注依旧。他向记者谈及最近正在思考的“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
他认为目前在教育、卫生等需要国家补贴的领域,富人正在跟穷人一样享受着资源的泽惠,这是不正常的。汤敏的设想,是通过政策扶贫,他认为“减少支出跟增收一样重要”。过去总是提如何增加贫困人口或者大多数人民的收入,在他看来,人的收入是没法平等和控制的,但是可以在支出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保证穷人能减少支出,比如贫困人吐学可以免费或者少交费,看病也可以少花钱,富人就得多花点钱。
汤敏尤其对国家补助高校学费实行“一刀切”的做法提出异议。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大学生的人均成本为每年1.3万元,而目前高校人均学费为5000元。实际上国家财政直接或间接地每年给每个在校大学生提供了“一刀切”式的约8000元的助学补助。
“这样的补法不分贫富差别,对贫困家庭而言是很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现今的中国,平均25个家庭出一个大学生,换句话说,一名在校大学生是由25个家庭‘供养’的。但是,由24个家庭缴税来补助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上大学,那就有失公平。所以说,这是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
对此,汤敏主张对高校学费的收取和补助,应该分不同层次进行。国家对高校的新增专款,首先要用于贫困学生身上。此外,按规定高校收入的10%用于困难补助,这笔钱也要专款专用。他还极力提倡,国家应把“暗补”改成“明补”。声明凡是没有缴全额学费的都是得到了助学补助的。如同任何补助或扶贫款的发放一样,极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应全免学费;比较困难的应部分减免学费;而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少接受甚至不接受任何补助。“这些都是应该改进之处。”汤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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