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25日 09:35
来源：中国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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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旧金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郭苏建博士和美国查尔斯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刘国力博士在中国人民大学贤进楼就他们关注的新农村建设几个长远问题接受了本报采访，两位教授均为美籍华人，多年在美国从事教研工作，所谈内容颇有角度。

当心100年后无地可耕

记者：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历来都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少数地方借新农村建设名义进行新一轮“圈地热”，你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郭苏建：20世纪90年代全国不少地方出现圈地热，大片的良田沃土被吞噬、荒废、毁掉，使不少农民永久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造成新的贫困人口，速度之快，损失之大，比天灾有过之。中国有13亿人口，但可耕地面积只有15%。这是与美国国情的一个最大不同点。美国有农业，但没有“农村”。少数农场主拥有土地，雇用临时工和专业公司，高度专业化，高度机器化。照搬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刘国力：土地维系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社会稳定。现实的情况是，吃饭要用耕地，建设要用耕地，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耕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一直承受人增地减的双重压力，倘若没有一定数量的耕地保障，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将成为最大的问题。可以说，凡能开垦的土地目前差不多已开垦殆尽，而工业和城市却还在拼命向农业争地。就在耕地锐减的同时，另一个危险的趋势也在国内悄悄的出现，这就是土地的退化。土地退化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现象，早在农垦活动兴起的初期，就已经导致过一些古老文明湮灭，到工业化开始以后，这种趋势大大加剧，土地退化的前景就是沙漠化，一旦沙漠化，则不仅使土地丧失生产力，而且还会由沙漠的扩展使得肥沃的土地被侵吞。照此下去，100年以后，子孙后代将最终无地可耕。

郭苏建：中国农村人口过多，可耕地太少，又是一个多山多丘陵的国家，农业规模经营的努力受到制约。从历史上看，对多数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他们衣食的唯一来源，它还担负着许多社会保障功能。直到今天，除少数地区外，大农户规模的努力仍然举步维艰。国家的国情决定农村不适合大庄园，未必一定要搞规模经济，要因地制宜。要特别注重发展高价值高价位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以农致富，并可出口发达工业国家，卖高价，再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低价位的传统农业产品。农民“以农为本”搞发展，搞致富，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应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出路，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意。

没有水什么事也干不成

记者：从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中获悉，我国淡水资源很不丰富，缺水从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从战略高度来说，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应如何保护利用好水资源？

郭苏建：现在水资源在中国已不折不扣地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地表水遭受严重污染的同时，中国地下水污染已从零星的点状污染发展为成片的面状污染。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有一半的浅层地下水遭到不同程度污染，其中40%已不宜饮用。现在农村的水资源保护应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水其它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早在1988年就提出：水资源正在取代石油成为全世界引起关注的主要问题。如果缺少石油和其他燃料，我们可以用其他能源来代替，如果我们没有清洁的饮用水，那么我们就将无法生存，最终可能会导致社会政治动荡，水也可能会成为引发战争的根源。特别在中国新农村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必须要有这种忧患意识，应把保护农村水资源划入政治范畴，农村若没有水，后果不堪设想。

刘国力：南方一些城市和地区，水的短缺已成为束缚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西北地区相对贫穷，就穷在水上，没有水怎么搞现代化？由于缺水而导致土地和山川的荒漠化，进而使一种文明衰亡，在世界史上屡见不鲜。人类文明离不开水，耕地更离不开水。

就农业发展而言，水资源短缺是仅次于可耕地面积下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第二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水资源供求的矛盾如不缓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政府必须拿出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农村水资源的保护上，把工作做到实处。否则中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因水资源不足而受到阻碍，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将会因水资源的紧缺而受到威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行为得不到规范，环境就很难保护，唤醒农民保护水资源意识在当前也尤其重要。

消费方式不能模仿城市

记者：现在都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如果农民真的有了钱又该如何去消费呢？什么样的消费才算健康的？

郭苏建：农民手中有钱了该如何去消费，这还是一个中国国情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可耕地少。如果农民手中有钱了,模仿城市那种消费方式,家家盖别墅，开私家车，要修多少公路，要占用多少耕地？这种消费方式是可持续性的吗，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政府如何去引导健康消费，这应是一个稍微超前的问题，也应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要指出农村不能模仿城市那种消费方式，应转变消费理念。

刘国力：农民收入真正增加意味着农民能买到自己喜爱的东西，购买力相对提高，要提高消费质量，不能无节制的消费。银行里要有积蓄，教育上的投资要有保证，看得起病。不仅物质生活富裕，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生活富裕，据我了解，现在农民的文化生活是很贫乏的。要遏制不文明乡风，鼓励农村文化发展，丰富农民文化食粮，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更好的促进我们和谐素朴的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有利于世界稳定

记者：新农村建设对消除“中国威胁论”有哪些作用？

刘国力：在世界发展史上，每当一个大国崛起之时，国际上总会产生种种议论、猜测、疑虑甚至担心，这是属于情理之中的事。中国经济连续28年高速增长，国力迅速增强，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不足为奇。中国繁荣富强就注定对西方构成威胁吗？

恰恰相反，中国的繁荣稳定对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中国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国家的社会稳定，中国的社会的稳定只会对世界有利，中国的经济发展只会增强与世界经济的互补性。特别是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同时，应重视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如果忽视了，发展就没有后劲。

郭苏建：中国应避免走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模式，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别在什么地方，新农村建设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就应该搞清楚。在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自古以来是一个核心问题。农业要发展，要现代化，但农村不必、也不可能消失。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需要付出很重代价的。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就不可避免会发生与他国进行资源争夺，不利于稳定，会增加战争的危险性。建设新农村，避免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就是用事实来消除“中国威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