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为何我国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

2010年09月28日 15:27《红旗文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一、解决“三农”问题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逻辑

“三农”问题不只是我国才有的现象，而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问题。对此，西方严肃的学者也并不认为他们的经验或理论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其实，不仅中国，包括日本、韩国等在内的整个东亚，甚至整个第三世界，本来就没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我们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的主要是农民生计、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稳定这“三农”问题。

近年来理论界很关注“三农”问题，但不少学者却继续以西方的理论逻辑来套用于国情不同的本土问题。西方学术界主流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导致农业规模经营”的思想，在国内得到普遍呼应，除了利益集团背景之外，部分原因是其在理论逻辑上确实很完整；但把这种理论逻辑直接套用在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上，则显然缺乏经验依据。反而是几乎所有人口过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在继承或采行西方制度之后，普遍受制于耕者无其田和城市贫民窟化，并由此造成社会动乱。

因此，国内主流学术界实际上是以西方的理论逻辑，推导形成了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观点，并加以模型检验；需要提醒的是，这个土地私有化逻辑仍然需要在经验层次得到起码的支持：不论任何主义、制度或政府、领袖，只要发展中国家在不能对外转嫁成本的约束下加快工业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源和生产力诸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在这个进程中，由多种复杂因素形成的“三农”困境，不可能靠某个外部引入的激进理论或政策就会迎刃而解。

笔者在1980年代也曾经热衷于依据西方主流理论构建的逻辑来讨论中国农村问题，认为，只要全面实行了土地产权的私有化，就会有利于土地买卖、自由流转、兼并集中，那就一方面使农业有可能出现土地规模经营、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获取规模收益；另一方面，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会自然被城市化吸纳。于是，新古典和制度学派的理论成为我在农村调查研究中的指导思想。然而，我在后来更为广泛的国内外调查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中，逐渐从坚信不疑到形成质疑，主要是由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找不到支持这个逻辑的经验依据，才使我认识到，当年提出的这种从私有化必达自由化的逻辑看上去完整，实则似是而非。

二、土地规模经济只是一个有特定依据的西方理论逻辑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经验强过主观构建的理论逻辑。这种“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达成土地规模经济”的逻辑，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发展中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依据，无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具体的现实变化中，都很难找到支持这个逻辑的客观经验。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老欧洲，那些殖民地宗主国比如英国，以及战败之后完全撤出殖民地、再也没有条件大规模对外移出人口的东亚工业化国家，比如日本，客观上都没有条件凭借“产权私有化+流转市场化”等制度安排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济。亦即，欧盟和日韩的农业经验也都不支持在中国流行的这个主观构建的理论逻辑。

世界上确实也有特定的、个别国家的经验依据，但恰恰不可被后来者重复。

在老欧洲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宗主国将自己的剩余人口、贫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大规模转移出去，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掠为己有。这一过程缓解了人口与土地及资源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生俱来的社会转型压力，形成了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条件。

而在那些主要由欧洲移民新建立的殖民地国家，因其大规模屠杀当地土著人口、剩余的被圈进“保留地”而独占了广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其内部矛盾也就能够比仍然主要由土著人口构成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相对缓和得多。

正是在欧洲大规模推进殖民化的几百年里，西方工业化的制度成本得以从内部转移到外部，资源则从外部转移到内部。凭此，这些老欧洲国家才避免了目前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

如果客观地“放眼全球”，则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世界上仅有不超过10个大农场国家，能够有条件实现土地规模经济、产生农业规模收益，它们几乎全部是在殖民化进程之中大规模杀戮当地土著、开疆拓土的产物。除此之外，老欧洲那些发达国家虽然市场化了几百年，却都没有实现教科书中才有的“规模经营”，至今还是以小农场为主，而且2/3的农业经营者还是兼业化的；东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中的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比我们早进入完善的市场经济，但其农业迄今依旧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即使实现了土地规模经济的美国，其农业也没有完全按照自由市场的教条化理论运作。众所周之，美国大农场农业得到的政府补贴，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多很多。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得以顺利实现(请注意这里突出的是“顺利”)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前提，本质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离开西方中心主义派生的这两个主流，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