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两度转身

2012年05月09日 17:29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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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感召，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9月初，在复兴门泰康人寿大厦C座14层的会议室见到毛振华，他被称为中国信用评估第一人。相比于众多的92派，他的经历更为特殊：由官而商，从商到学。

在毛振华的办公室，摆放着一张合影，里面有四个人，冯仑(万通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嘉德拍卖公司创始人、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田源(创办了第一家期货公司)，照片看上去充满了历史感；而在他的会客室里，一幅董辅礽的照片悬挂在非常醒目的位置上，董是毛振华、陈东升、田源共同的老师。

年仅44岁的毛振华是湖北人，身材不高，但浑身透着精明能干的气息。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相比于他的同龄人，毛振华一直都走得比较快，15岁上大学，24岁成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28岁创立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并把中诚信做成了中国最大的信用评级公司，43岁选择退休。

毛振华告诉记者，“做学者，还有30年的时间”，说完，爽朗的笑声。

离开权力的金字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旋风，不仅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经济上也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对于谙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来说，机会似乎来了。

那一年，是毛振华在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第二个年头，这个体制内一直都走得顺风顺水(从副科长到处长的每一轮提拔，都是破格的)的年轻人，在权力的金字塔面前，忽然有了退却的念头。

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在如何为国家尽力这个事情上，他和他的同班同学、陈东升看法颇为一致，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东西。

“其实点子是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出来的，东升说外国现在有的，中国还没有的，以后肯定会火。所以，我就搞了信用评估。”毛振华笑着告诉记者。

毛振华要做一个中国的穆迪公司。在当时的毛振华看来，偶尔看到或者听说这个公司只是在广播或者报纸上，这样的字句在他脑海里印象很深刻，“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

在当时毛振华心目中相当神秘的穆迪公司，由约翰•穆迪于1909年创立，总部位于纽约。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尽管对于要做的事情相当懵懂，但毛振华并不孤独，那时候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越高耸的电报大楼和民航营业大厅，大约10多分钟就到了陈东升西单的家，天南海北地聊，通常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冲动而兴奋。

“我和陈东升相互启发，我们要做公司，讨论怎么做？不是说我们天生就能做这些事情，更多的是一种年轻的冲动。”

1992年5月，适逢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照着报纸抄下了企业章程的每条内容，开始筹备创立中诚信。

在此过程中，他性格中的固执一面大放异彩。他认为创办公司的第一步是先有金融业务许可证。至于跟谁申请许可证，毛振华心里也很模糊。

还是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跟他们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他们管，以及怎么管？”约人，吃饭，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这样，经过四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给中诚信发了金融许可证。因为体改委的两个文件，找钱又有制度上的保证，接下来的事情对毛振华来说，相对容易些。

毛振华给他的公司找了12个国资背景股东，第一期资本金2000万，第一部分到账时是500万，余下的三年后才全部到账。

股东们基本都隶属于金融业，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家机关单位等，比如，中国审计组管理的中国审计律师事务所，司法部管理的中国律师中心、中国证券协会……

“当时所做成的事情，现在看来几乎完全不可能。但当时没有概念，一心想游说他们。有机会找到他们的领导就说：这东西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很不错。但也不敢拿太多的钱。” 毛振华如此描述他那时候的一种状态。

1992年10月8日，中诚信成立，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宣告诞生。10月9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

一个典型的92派

当然，在那个年代，弃官从商也是一种趋势。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财经作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他们能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样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不过，那时候的毛振华在中诚信是没有股份的，尽管公司由他负责筹建，但他没有投票权。公司最初的办公地址位于北京三里河西苑饭店4号楼的一个普通的房间，条件比较艰苦。

把一个新生事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毛振华用了三年的时间。

1992年12月26日，公司在董辅礽、厉以宁、江平等几位著名学者的组织下，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公布了第一部《信用评级业务指南》。那时候中诚信的业务涉及到信用评估和股份制改造。

1992年到1994年上半年，金融领域的改革开始了；在国有企业领域，“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也开始萌芽，并成为趋势。

毛振华抓住了机遇，他的中诚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承接了许多业务：从为三峡工程设计融资方案开始，先后担任杏花酒厂、中国有色、武汉中百、伊利实业等众多企业改制和上市的财务顾问；山东华能项目成为中诚信第一个在纽交所成功上市的项目……

1994年下半年，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低迷，中诚信的业务也随之陷入了低谷。毛振华遇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个冬天，股东们的投票几乎让他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

此后，他在香港呆了三年，任香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去香港之前，他跟对方谈了条件，就是中诚信这边的职务他必须兼着。三年间，工资加奖金加期权，毛振华拿到了一千多万。“这笔钱是我能把中诚信买回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1998年，朱镕基总理的施政承诺中有一项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采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诚信的12个股东选择了渐进的退。“一点一点买回来中诚信的股权，从最初的10%，到现在60%的股权，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毛振华笑着说，“我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距离国家越来越远

中诚信是自己的了，在2000年的时候，毛振华将公司的资本由2000万增至8000万。增资扩股完成后，毛振华觉得很困惑，最初创办公司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因为公司的资本都是国资背景的，觉得自己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现在看来，自己距离国家越来越远。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会做商业，是可以流动的，因为国资背景的企业领导人和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很容易，实际上很多人也是如此，”这个不抽烟，不喝酒，喜欢清谈的湖北人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回到体制内。

正当毛振华觉得自己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1999年，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了调查。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调查，用现在的词语，叫“双规”。调查进行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但这次调查对毛振华心里造成很大冲击，“在中国做商人，太不安全，模糊的东西太多。”

但在之后的8年间，毛振华把中诚信锻造成中国信用评级领域的领头羊。在他看来，与穆迪成立合资公司，就说明中诚信的业绩受到了这家国际上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的肯定。

当然，毛振华没有打算将中诚信卖掉，他觉得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了。在他给记者的名片上，除了正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头衔，名片的背面还有六个社会职务，但唯一跟中诚信有关的职务是——“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在去年公司15周年的晚会上，公司为他举办了一个送行仪式，祝贺他转身成为学者。

“在中国现行的环境下，商人对自己命运没有主控权，中国企业家的死亡率太高了。中国不具备把企业做大的环境，特别是金融性的企业。我现在退出来，有一种解脱感。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企业发展了，而我也不是一个负面人物。”自得完了，毛振华又感慨，“我带着十多年做企业的阅历转型，其实有点悲哀的。”

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毛振华给记者拿出来一本《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2008年中期)，他告诉记者，尽管他的学者生涯才开始一年，但还是很有收获。

“我这一辈子不是最好的官员，小官；我没有把企业做大的愿望，所以也不是最好的商人；做学者，起步比较晚，从基本功和文献功底来看，也不具备作一个最优秀的超一流学者的条件。” 回望过去的30年，毛振华如此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