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经济：应对长期衰退风险”环节答问实录

2012年03月17日 10:38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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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3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以下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应对长期衰退风险”环节答问实录：

主持人 卢迈：防止全球大衰退，需要全球大调整。下面是提问环节，但是首先请迈克尔·博斯金教授做一个回应。

尼古拉斯·斯特恩：首先，我用新行长的话说，一般来说，我不会把60亿人口的国家同质化来看。德国做得比较好，主要是因为其他的这些国家做得非常差，德国有能够很好地回收他的货币进行投资的能力。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说有一些国家从80年代非常快的增长，到现在做了一个债务水平的调整。加拿大也有同样的做法，做得非常好。我们目前遇到的情况就是保持现状。有一些国家的民主和高税收水平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我同意短期不应该同时地实施一些财政紧缩措施。

尼古拉斯·斯特恩：我们认为对于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不储蓄的话，是完全不可能恢复增长的。

马丁·沃尔夫：我看来美国似乎能够比欧洲在复苏方面做得好一些，因为他可能更好地了解了财政扩张的重要性。我想补充一点。大部分的这些扩张措施，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得到了稳定。我们大家都同意，在美国刺激政策水平是非常大的，相比其他所有的国家的总和。

问：我对罗奇先生有一个问题，看来罗奇先生提到十年前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非常大的调整，现在的世界经济形势说明他是对的。另外，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不平衡，是不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变得成熟度是不是大了？比如说中国对美国出口非常大，有很多外汇。外汇的运作再通过美国市场里面的投资，因为这里面谁也不敢轻易改变这样一种结构的话，尽管是不平衡，但是有一个程度。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大小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

史蒂芬·罗奇：我认为全球化有一些内在的特征，那些内在的特征可能会带来结构性的调整，比如说有一个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非常不解的，美国在创新方面一直是引领的，但是在就业创造方面一直是落后的。苹果最大的就业创造是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如何在这个等式中成立？另外，中国经济大概有30—40%的支出是私营消费，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情况，不应该得到持续。这可能是全球化的部分原因，但是结构性的不平衡，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也是十二五规划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对一些持续的不平衡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

问：请问马丁·沃尔夫先生，我同意财政刺激是需要的，保证经济不进入衰退。私营部门的投资也在减少，或者说在进行去杠杆化的进程。在欧元区，以及在英国，经济的增长还是非常慢的，不管明年美国奥巴马继续当选，还是共和党执政。我想这样的一种转移支付可能会减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可能会减少经济的刺激。另外，公共部门去杠杆化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我想问一下对于美国未来的趋势，你怎么看？就是公共部门去杠杆，如何做这个去杠杆化的进程？时间时候做？另外，这个进程对经济会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马丁·沃尔夫：我最近的专栏里面也提到了，我们是这样的情况，私营部门会进行去杠杆化，公共部门以及外国部门会做调整。当然，我们前提是财政部门赤字水平应该是比较低的。美国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要有一个比较稳健的财政状况。另外，在外部进行调整，在我们私营部门如果能够进入到一个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债务水平的时候会进行投资，然后就能够启动经济的复苏。在美国公共部门有这样一个压力，或者说必须要进行很快的调整。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私营部门还没有完成去杠杆化的进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会比较关注担忧，我们可能会回到一个真正的，非常大的衰退，而不是我刚才讲到的受抑制的衰退。目前在美国去杠杆化的水平进程发生还是比较成功的，比世界其他地方都比较成功，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非常支持。我对于公共部门的调整，如果太快太仓促的话，我会必须担忧，如果是微调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危险实现的话，美国经济、世界经济都会陷入非常非常深的衰退。

主持人：最后请每一位总结一下。

迈克尔·博斯金：我认为中国应该从富国的教训中学习到一些东西。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做的改革开放开始，再进行新一轮的财政改革，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未来的挑战，就像过去应对金融危机和英特网泡沫一样。我想这次的金融财政改革应该包括房产税、资源税和污染税。在座很多人大概都记得20年前，我们在大连开会谈到中国增值税改革的时候，正是通过这样的改革让中国有能力应对现在的危机。所以，我认为明年在大连再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到中国新一轮的财政改革问题，为中国奠定未来20年的财政基础。

史蒂芬·罗奇：我只想补充一点，那就是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我看中国在过去十年危机前的教训来看，似乎是中国投资过多，储蓄过多。有时候投入的是一些没有价值的外国资产中。中国不应当继续这样的一个做法，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不应当维持过大的经常帐户的盈余，而更理性的一个做法，尤其是看到中国现在外汇储备的规模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内的消费也是中国结构转型中最重要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在危机之前，中国的情况往往是过剩的问题，包括过多的储蓄，对于美国国库券或者美国相关资产的过度持有，这需要进一步调整。

马丁·沃尔夫：我只想再次强调，凭借过去多年参加这个论坛的经验，现在中国十二五计划中倾向于消费的计划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强调。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了，这种紧迫性可能领导人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而是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因为两个主要的外部需求的冲击，在未来的三年也给中国提了这样一个醒。中国现在就要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了，不能退到十三五、十四五，现在就应该立刻实行。现在的关注点应该是非常确定的，包括创造就业，提高人们的收入，同时把现在的劳动力收入的累积增长变成可支配收入，同时增加社会保障网的能力。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步骤都应该加快。我知道今年中国领导人有更替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借口放缓调整。

尼古拉斯·斯特恩：刚才沃尔夫主编谈到减税的问题，我想一方面需要对预算进行控制，另外也要做减税的工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中长短期都需要结合起来做。所有学术的研究，如果没有中长期的视角，仅仅做短期的工作，可能会把短期的财政措施效应降低。不管是短期还是中期，其他方面的效应都会降低。第二，公众现在也意识到了拖延的危险。所以说，如果我们看教科书的话，短期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收缩可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做中期、长期稳定的机制的设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对预算进行短期和长期双重的控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公众对最后的悬崖战略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因此不仅仅看短期的赤字问题，更重要的是看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哪怕走过了也许多关系。

马建堂：我想关于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方面，甚至需要再梳理或者说再研究。比如说罗奇教授涉及到的，很多人涉及到的中国居民支出占GDP比重过低。但是我们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中国居民用于消费支出的那部分是只计算他个人的收入用于支出的部分。但是，现在很多居民享受到的一些消费，并没有花老百姓自己的钱，比方说农村居民的教育支出，两免一补，这是政府花了钱，居民自己享受到了，但是我们没有计入居民支出。这个恐怕需要再研究。一句话，对中国不平衡的一些数据，恐怕我们需要再梳理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