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增长的宏观经济管理”答问实录

2012年03月17日 12:47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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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3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以下为“促进增长的宏观经济管理”环节答问实录：

主持人埃斯科·阿霍：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必须要平衡一下，我们有很大的好奇心，但是我们也很饿。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供大家提几个非常简洁的问题。

看起来好像大家的饥饿感超过了我们的好奇心，是不是？还是有一个问题。

问：我来自国家经济研究所，我的问题是有关于再平衡的，人们在考虑中国要从现在的投资增长模式转向消费增长模式来进行平衡，但是消费增长模式并不是很容易到来的，这是很难实现的，这里面有一些需要进行过渡，有一些挑战需要解决，比方说采取怎样具体的措施或者实际的政策，比方说你可以讲一下安全问题，或者是社保问题，需要健全。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比较实际的预期，如果所有都做得很好的话，以消费增长的模式将会到来，我们用什么样的政治方法，或者是手段，来使得这一切能够成就？谢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就我看来，这里的主要问题就是要重新寻得平衡，从以出口为主，变成以内需为主。国内的消费，投资之间的这种平衡，这是另外的一系列的平衡和问题。我认为举个例子来讲，对于中国，如果要是模仿美国，基于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错误的，从经济上来讲，从环境上来讲，都是缺乏持续性的。就消费方面有三点，首先，从统计学来讲，有一些错误的信息，有的时候政府提供的一些消费的数据，农村的一些数据，很多是有关于比如说教育的消费，它是公共部门所获得的消费，这个是大家注意的。

第二点，中国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各个家庭的收入确实所占的比例太低，并不是家庭的储蓄比较少，这部分，现在中国的工资上涨得幅度是很大的，能够去平抑这个问题。包括改善公司治理会有帮助。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比如说私营部门，还有企业，他们能够将更多的收入分配给员工，分配给这些家庭，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

另外，自然资源税，可以带来很多的收入，很多公司他们的收益，可以说都是基于自然资源获得的回报。但如果收这个税，并且使用自然资源税，用在比如教育上，他能够帮助我们拉动消费，并且促进社会的公平，能够促进和支持这样一种平衡过程。所以这些就是一些因素。在投资方面我认为，其实今天早上也谈了一些东西，就是需要对于城市化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平衡，城市化需要大量的投资，如果你想要这个城市变得更为接纳的话，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也强调，如果你想要重修生产和消费为主的这些经济，包括运输、物流，还有生产，把它变成一种实体经济，是需要大量投资的。

所以这方面有大量的机会让中国去重新获得平衡，寻求新的增长点。

李稻葵：刚才我说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带来12万亿的再融资，这个数字应该是1.2万亿。即便是1.2万亿的融资量，也远远超出一年的我们的IPO的量，大概是两年多的IPO的量。

怎么样再平衡？首先一点，应该看到再平衡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比如说外贸顺差已经从危机前的7.5%到8%这个比例，降到了去年的2%多一点。再比如说消费，居民消费，最近我仔细算了一下，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我们在逐步提高，从38%左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并不是刚刚马局长说的要把教育搁进去，我个人观点，不应该把教育放到消费里去，如果那样算的话，美国消费率更高了，美国很多教育是免费的，已经无法做国际比较了，我觉得统计局应该更加仔细的重新做自己的统计工作，而不应该简单把项目调一调。

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个结构调整的过程，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市场的力量，过去这几年，市场的机制发挥作用，劳动力短缺，劳动工资率提高，实际汇率在升值，这些因素促进我们结构调整。政府应该做的，是保护这个市场机制，是加强这个市场机制，而不是拧着干。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说，不能说一搞结构调整，马上想到政府的政策，首先想到的市场经济，工资率，实际收入水平，实际汇率调整的机制等等等等。短期内应该做什么事情？最应该做的我认为应该是扶贫，按照目前的人均收入，2300块钱一年这个标准，我们国家有1.2亿的贫困人口。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1.3万亿，没有计划的，预算外的，这1.3万亿的人民币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应该大部分直接拿去扶贫，扶贫能够直接增加居民的消费，这是最应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

主持人埃斯科·阿霍：最后一个问题。

问：非常感谢，提高刚才的讨论非常有趣，李稻葵教授你也谈到，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了，可以进行利率的市场化，而张维迎教授也讲到，需要对于金融部门来进行自由化。我想两位教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实际的步骤可以来进行这种自由化或者是市场化？如何进行实施？

张维迎：现在有一个方面，好多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思路在金融方面，这样才使我们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能够很好的发挥。在过去我们对金融的认识，简单的说资金在不同部门的分配，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注意，企业家精神是依赖于资本市场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得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得到更大的发挥。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特别能采取更多的，除了政策，还有法律的步骤，特别我建议，好比说所谓的非法集资这个概念，是一个法律条文，这个本身可能有错误的。

其实我们中国的银行系统，包括中国银行，他参与这个过程，可能国外的朋友不知道，国内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个概念，叫体外循环，如果这个资金在中央银行，国有系统控制内的才叫正常的，超过的都叫体外循环，但是现在这个概念没有了。现在有一个非法集资的概念，其实任何市场都有欺诈，它有欺诈就可以了，我们再单独有一个非法集资的概念，我觉得是不恰当的。所以我希望这变成我们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或者用更一般的话来讲，我们现在中国的体制，包括金融体制，都是一个特权体制，它建立在一个特权的基础上，我们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权利市场的基础上。好多的融资活动，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不应该是政府赋予的一种特权，只有和政府有关系的人才能够建立金融机构，而跟政府没有关系的人，就不能建立金融机构，我说一定要改变这一点。

李稻葵：我补充一点，为什么说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两个理由：

第一，现在的银行的利润是非常高的，所以不用像以前那么担心是商业银行的利润保护他们了。

第二，事实上过去两年以来，各家商业银行已经在边际，在增加贷款的部分，和增加存款的部分，已经是部分市场化了，现在很多银行的资金来源，来源于理财产品，利率是市场定的。所以事实上已经部分的市场化了，为什么不去推进这个事情呢？条件已经成熟了。怎么进行？可以在某一些地区，选一些短期的金融产品，短期的我的建议，并不是长期的，进行市场化的利率。比如说给他更高的幅度的空间，这是利率市场化的建议。

我想回应一下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他的很多观点我都同意，我只是做一个很小的补充。金融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自由化就能够解决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金融，恐怕跟山西的票号性质完全不一样，非常地复杂，而且对整个宏观经济，乃至于国际经济的影响如此之大。美国出了这个事，把我们也牵连进去了，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所以金融的问题，当然要自由化，我同意。同时要公开的、有效的、透明的去监管，不监管，完全放开，一定会有问题。所以对于民间金融，我想讲，一方面要合法化、自由化。同时，要纳入监管的体系，不监管，一定会出问题，这是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最最基本的一个教训。

张维迎：理论上我没有不同意见，现在经济当然很复杂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好多的金融危机，包括好多的坏账谁造出来的？像我们中国没有私人银行的时候，几万亿的坏账谁造出来的？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思路已经太局限了，我们好像觉得只有政府管得越来越多，我们才不出问题。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恰恰出在过去都是政府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换一个思路来想这个问题。

主持人埃斯科·阿霍：好，我们真的是非时间吃午饭了，不过我想还是给点时间给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和另外嘉宾再谈两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非常支持刚才说的，我们看一下全世界的情况，确实没有一个先例，说明一个经济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的话，还是能够长期发展的。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歧视性的待遇，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这些问题肯定是要去解决的，这个关键看你的监管政策怎么定的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政府过度干预的话，会影响工商业的利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央行是干什么的？就是制定货币政策的，所以我们要避免走向两方面的极端。如果说是完全自由的银行系统的话，必然会产生大的灾难。

我们看到，目前很多欧洲的经济体，就是因为25年前，他们的监管不当，所以到现在要去还历史上的欠债，我的意思是说，缺乏监管肯定会出大事情，监管不能过头，但是也不能太弱。谢谢。

雅各布·弗兰科尔：我想谈三点，我觉得关键是监管的技能水平，监管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实现经济情况的改善。

第二点，过去曾经存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这个才是造成问题的根源。这就是说，银行需要有更多的资本，他们要有更多的流动性，同时要降低杠杆率，这个是不言自明的。

我想谈的是，首先，失败的不仅仅是监管，而且还有尽管本身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未来很难去预见，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落实这样的监管。有时候监管当局急于去落实新的监管规定，没有给业界留下充足的调整的时间。

第二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本国面对监管的时候，和在全球范围去应对监管要求的时候，是会有所不同的。这种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监管的全球化，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有一个全球化的，完全协调的监管体系，这个才可以有效的去防范保护主义的抬头，有更加开放的经济。

戴瑞礼：我同意大家的发言，这个问题涉及到监管，到底要不要监管？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谈到一点，就是透明度，透明度的缺乏。我们也看了一下过去四五年的发展，如果透明度做得更好的话，整个世界本来不会出现这样的金融危机的。如果各个企业有更加透明的做法的话，投资者也会更好的了解他们所投资对象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透明度是一个更加直接的一个手段，所以我看并不是有没有监管的问题，而是应该有更多的披露，有更多的透明，谢谢！

主持人埃斯科·阿霍：非常感谢！我这儿很难做一个小结，但是总的来说，我有三点心得。

第一，有必要去刺激经济，但是这个刺激的工具怎么去用？非常地重要，我们必须要确保长期的增长和长期的稳定。

第二，相互依赖，中国和世界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对中国有利的，必然是有利于全世界的，对全世界有利的，也必然是有利于中国的。

第三，对于工商企业来说，工商企业要求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要求有基础设施，要求有人才，全球的人才。另外还要有公平，要有一个合理的公平的水平，这些都是工商企业要发展的前提。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前提，才能够促进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大家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这不仅有利于工商业，也有利于政府，有利于所有的公民。再次感谢我们的发言嘉宾，也感谢我们在座各位的耐心倾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