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十二五解决好住房问题中国才有希望（下）(2)

2010年11月22日 16:02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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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分税制是根治住房问题的牛鼻子

凤凰网：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十二五期间的改革落脚点要落在房地产上，我们房地产改革的这个落脚点又该落在哪儿？

郑永年：首先，现在房地产这个事情，里面的角色主要是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实际上除了开发商这一块不是政府的，其他三块其实都是政府，银行也是政府的，地方政府也是政府，政府内部的三大角色。要稳定整个社会，除了这几块以外的社会，就要去理解，现在主角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你去看一下，我去看过很多地方，无论天津也好，上海也好，广东也好，房地产现在是地方支柱产业，是主要的财政来源，没有这个房地产，它活不了。中央政府如果要考虑房地产改革要成功，就不能说光有几条行政条例，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也不行，主要解决它的财路问题，这就是我最近一直在主张的，要改革九四体制。

凤凰网：九四体制。

郑永年：1994年的分税制，因为九四体制实际上是财政大大向中央倾斜，财富从地方政府流向中央政府，1994年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它有一个历史的条件，确实分税制有它的优点，因为1994年因为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下降的太快，地方政府地方主义崛起，中国的宏观调控出现很多问题。朱镕基总理，1993年亲自任人民银行行长，我是觉得很了不起，通胀率多高，双位数的通胀，硬得把它压下来，所以我说九四体制它的历史功劳也蛮肯定的。但是九四体制，它是两个主要任务，一个是宏观调控，一个就是国民收入的调节，中国中央政府通过二次分配，我是觉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这个东西，它是成功的，但是二次分配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成功了一半。

为什么现在九四体制要变了呢？因为九四体制，中央跟地方政府的财权和责任要重新分配。很多财权被收上来，但是事权没收上来，所以中央政府要么把财权下放一点，下放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解决它们；如果不想把财权放下去，那么就得要把事权收上来一些。

我是主张后者的，中央应当把事权收上来，因为中央政府要有合法性，自己要发展，所有国家，你去看看，联邦制也好，代议制的国家也好，中央政府要承担很多的。假设我们说现在强调国家认同感，公民啊，中国老说我们只有地方公民，没有国家公民，只有北京公民，上海市民、广州市民，广州的福利到了北京就不能享受了，北京的福利到广州就不可以，都是地方性的，为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是地方政府在掌管，所以我们叫市民，出了这个市不行了，叫市民，而不能叫地方公民。

佛山的东西到了广州可能不行了，北京市海淀区到了顺义就不行了，条块分割，中国只是市民，限制这一块。如果中央政府要承担，像美国，假如说我在纽约享受的东西，我在别的地方同样享受，因为整个是联邦政治。所以中国这一块，最好还是中央政府把事权收上来，保障基本的公民权限，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我是在这个国家，不管你走到哪一个角落，你都是中国的公民，都可以享受一定的权利。如果你钱不想分下去，你要把事权收上来。现在情况，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出钱，肯定做不好，地方政府很多很多办法来对付你的，一定要那样。

现在回到房地产也是一样，为什么呢？现在房地产，我们好多地方去考察，房地产现在控制，一控制、不搞它，过几个月就会工资都发不出来，很多地方政府生存都成问题了，所以地方政府必然会用各种方式对付中央政府，要去发展房地产，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钱，需要生存，所以这个税收要重新分配，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制度条件，你房地产怎么去打压都没用的，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方式来对付你。

凤凰网：对，所以现在就出现，中央你出多少条，都没用，房价照样降不下来。

郑永年：对。我们说中央政府不是上帝，中央政府不是万能的，你地方不把信息给你，你就是聋子、瞎子，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调整，我是觉得共产党体制跟其他国家，因为涉及到中国模式的问题，中国的模式问题跟其他模式完全不能比，另外其他模式没得比的就是动员能力，只要执政党达到一个共识，要做什么事情了。

凤凰网：执行力很强。

郑永年：执行力很大。中国两大武器，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主要思想一统一，要做什么东西，它组织这个东西，你想想。你看奥运会，不管国际压力多大，办成了，汶川地震，做得不好，世博会，你做什么，动员能力，执行能力很高的，现在执行能力有问题，就是思想的问题，有没有科学，有没有共识，这个东西就非常重要。中国现在改革的条件，实际上比当年邓小平改革条件好的多得多。邓小平当年从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多穷啊，一点资源都没有，所以他要对外开放，希望利用外资，没钱。人的思想多僵化，现在中国社会思想多元，但是大家思想开放，当时非常僵化的，它要做一点什么事情，你党内的阻力也是很大的，都是老革命家，都还在。

所以现在的条件实际上是好多了，就看你怎么样达成这个共识。但是我总体觉得，我觉得不要四面出击，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非常重要。

凤凰网：找到牛鼻子。

郑永年：其实经济改革也是这样的，你看邓小平经济改革，现在大家都怪既得利益，没有一个社会没有既得利益，所有社会都有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并不是一个问题，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看邓小平的改革，他非常聪明，城市跟农村之间，城市的GDP要比农村强，因为农村基本上城乡分割，农村那块国家基本上不管，既得利益非常少，先从农村开始，先不动城市的既得利益。

1978年到1980年，农村的基本改革取得了成效以后，它要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里面，它觉得发现国有企业这块既得利益很大，我国有企业先不要太动，国有企业给你一些自主权，活跃一点，给你权利多一点，允许国有企业之外，发展一块非国有企业来，万元户就出来了。这一块既得利益先不动，这些新的利益长起来以后，一方面它对老的利益产生了压力了，另一方面它明白改革这些国有企业老的既得利益负面的东西，这一块新的利益可以吸收了。假设国有企业当时下岗，国有企业解雇的那些人，就可以跑到私营企业。

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下岗什么之类的，如果没有民间企业发展，这块国有企业改革一点希望都没有。

凤凰网：没办法输出去。

郑永年：根本没办法。为什么中国能成功呢？就是这一块新的利益成长起来了。现在也是一样，现在即使这些新的利益变成既得利益了，那就要看，你领导人怎么样采用更有效的策略，利用新的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一个策略问题，资源很大。

凤凰网：现在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哪一个？

郑永年：地方政府也可以是既得利益，国企也是既得利益。

凤凰网：谈到刚才您提到的房地产这块。

郑永年：房地产改革，刚才这几块，一个地方政府，一个发展商，一个银行。

凤凰网：其中三个实际都是政府。

郑永年：这一块都是既得利益，所以中国政府只有一块，它现在改，显得比较弱，一和三的情况下就比较弱。很怪的就是，中央政府出政策，但执行还是地方政府，执行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

凤凰网：地方政府可能也会说既得利益实际最大是中央政府。

郑永年：它也这么说，所以我就说不要互相责怪，所以我说要改革九四体制，就是这个道理，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