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社会组织发育起来 中国才能成为世界市场

凤凰网财经讯 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首届财新峰会：变革世界的中国策”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凤凰网财经全程进行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演讲中称，如果能够把社会组织发育起来，把收入分配搞的平均一些，我们就有可能把中国从世界工厂转为一个世界市场，到那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可以来讨论一下中国模式的问题了。下面是宋晓梧发言实录：

宋晓梧：谢谢吴敬琏老师。我们这个题目是讲世界工厂的转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应该说我们经济取得了世界注目的进展，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同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次奥运会，还有世博会的举办，也显示了我们的软实力，可以说我们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可供研究的案例。我这里之所以说案例，而没有说模式，是因为我个人认为现在说中国模式还为时尚早，在我们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了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工作的主线，其实这个提法就引人深思，如果我们的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了，已经可供人家学习借鉴，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还要转型呢？按照原来的发展方式发展下去不就很好吗？说明我们在30年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确实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

提到转型，前几天我参加了亚洲发展银行《关于中国2050年前景预测》的一个课题，预测40年以后的事情。主要关注了中国的资源、环境、能源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国内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从我手头掌握的一些数据看，我们作为世界工厂付出了很大的成本，我们用了世界上将近50%的铁、水泥、煤炭和10%左右的石油天然气，创造了不到8%的全世界的GDP，维持了9%的经济增长。

这样一种局面是不是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刚才吴敬琏老师介绍说我作过地区协调的工作，我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的时候，曾经负责全国的自愿性城市转型工作，全国自愿性工作有118座，已经有44座城市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剩余的大多数是20-30年，比如大庆最多能维持20年，能够开采到50年以上的城市，目前的探明储量来说都是不多的。这还是以现在的科技开采能力来计算的，如果考虑到今后开采能力的增加，资源的约束是相当严重的。

再谈一下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世界第一，超过了美国。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下降40%-45%，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以8%这样的速度增长，即使按照这样一个减量，到2020年我们碳排放量还会达到114亿吨，还有平常我们看到的污染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一个资料，北京市肺癌发生率比80年代初增长了460%，不能说这是和空气的污染没有关系。环境和资源对我们发展模式、发展方式提出了制约，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这样的重大国策，更应该重视社会问题，近期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比经济结构滞后15年。这么一种滞后，就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我非常赞同这样一个结论。同时，我也想补充一定，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并不十分理想，像我们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出口与国内的消费结构，还有像城乡结构以及创新和仿制的比例关系都是严重失调，再有像就业问题、分配问题、城乡区域的结构问题，在社科院的研究里面列入社会结构，其实这些问题也就是经济结构问题，也很难把它单纯列为社会结构。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涉及的方方面面，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把民生和社会问题也都很明显的提出来，其中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是两者相互关联的一个连接点。关于收入分配问题，我看到本次峰会有专门的专场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注，讨论的比较多，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在社会问题里面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社会管理问题。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计划经济下主要是垂直的上下级行政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成水平、契约的市场交易关系。但是，我们的社会管理没有跟得上，主要表现在我们在社会组织的发育方面还延续了旧的管理模式，尽管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许多社会组织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了，按民政部的统计，现在有40、50万的社会组织，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在社会组织里面仍然存在着官办、官管、官运作这样的情况，尤其大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还是政府的附属物。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政府职能转变要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如果我们的社会组织仍然是官办、官管、官运作，那交出去和自己拿的一样，这就造成大量的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利益群体分化以后，这些利益的冲突得不到自协调，都需要政府出来干预。现在比较突出的就是劳资关系，这一点在会前这位国外的专家还跟我谈到，中国的劳资关系是不是比较紧张，这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会组织的发育，工会职能的转变和雇主组织的发育，以及雇主组织的健全都是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运行的基本的社会的构架和基本运行的规则，缺少了这些规则，我们政府只好直接干预企业的劳资关系。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很多，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对于社会组织的改革，近期在深圳在这方面放宽了，对社会组织管理放宽了。这些方面如果在社会管理方面，我们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使社会的自协调机制加以增长，同时在收入分配方面又使得广大群众能够得到实惠，提高他们的购买和消费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阶层都可以有表述自己合法要求的、合法诉求的，都可以合理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来闹事呢？现在很多的问题就是由于这样产生的。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的环境和资源问题，其实和社会的管理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污染严重或者我曾经从事过的像资源型城市的采煤城县区，当地的居民他们身受其害，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找不到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直到把事情闹大，闹到政府跟前，所以环境资源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我们的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两个方面，当然社会问题涉及的问题很多，像就业、医疗、教育、社保等等，如果能够把社会组织发育起来，把收入分配搞的平均一些，我们就有可能把中国从世界工厂转为一个世界市场，到那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可以来讨论一下中国模式的问题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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