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辉
随着“镉大米”事件的曝光，中国人对重金属污染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中国的重金属污染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对民众最关心的粮食污染有多严重？对于这些基本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目前重金属污染的检测手段尚不完善，修复技术更是难以赶上日益严重的污染发展程度。
与此同时，环保部传出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消息。未来地方政府对重金属污染的重视可能会提高到“节能减排”的考核高度。但专家指出，技术瓶颈和监管难题依然是未来重金属污染面临的突出问题。
现状堪忧
“最近媒体的数字有夸大的成分，每个专家选取的点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会有差异。”2月23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重金属污染情况确实值得关注，但不宜将专家的典型性调查数据直接外推为全国的状况。
近年来有关重金属污染的事故已经不少，2010年中国香烟在国外被查处重金属超标就曾引起过一阵骚动，同样安徽、湖南的血铅事故也成为过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冲击力都不如此次“镉大米”严重。
据专家介绍，由自身的特性决定，水稻对镉的吸收能力比其他农作物要强，因此形成了对大米的污染，从而直接危及人们的健康。
正是由于“镉大米”直接危及到主粮安全而成为重金属污染的一个缩影。事实上，重金属污染在全国的分布已极为广泛。
2010年6月，记者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就目睹过受重金属污染的草原，由于附近拥有全国最大的轻稀土矿区和众多小型的小分离厂，当地草原受到放射性物质钍和重金属的双重污染，羊群吃了受到污染的草不仅会得病死去，而且还会出现畸形羊羔，许多牧民不得不将草场废弃而迁走。
近日记者再次致电当地受影响的牧民，得知虽然那些直排废水的小厂多数已经被取缔，但矿区废料形成的威胁依然存在，只是对羊群的污染不如大米那样引人注意。
据了解，中国的重金属污染主要由采矿活动产生，尤其是有色金属矿。相关专家告诉记者，凡是有有色矿的地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而且南方地区的情况要重于北方地区。
“因为南方多山，丘陵、雨水也多，很容易造成矿区尾砂矿的溃坝，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冲刷污染的面积会很大。”上述专家认为，地理和气候条件是造成目前重金属污染多集中在南方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于大米遭遇重金属污染的程度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有不同的意见，他以自己做过调研的东北平原、山东、河南等地的粮食主产区为例，得出结论，在重金属污染方面，粮食还是安全的。
他告诉记者，“一般粮食主产区离矿山都比较远，因此受到重金属污染的概率要小很多，典型区域的调查数据要比我们的高出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污染治理刚起步
由于重金属污染不同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那样“看得见、摸得着”，现在我国的重金属污染基本是由事件引出，而一旦出现能明显感知的污染事件，就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学界将重金属污染称为“慢性中毒”，一般在体内累积7年左右的时间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受污染的土地和农作物用肉眼难以分辨，而且也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只能通过检测进行鉴定。
但目前，我国重金属的检测能力并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一般只有县级以上的环保部门才有专门的检测设备，而且对于重金属的检测也不仅仅是设备的问题，相关技术人才的配备也是目前面临的大问题。
“就检测而言，本身在学界就存在着分歧，除非是很明显的超标，否则很可能出现不同的检测结果。”陈同斌认为目前国家需要进行全面的重金属污染普查，建立权威的数据库，消除民众的疑虑。
事实上，早在2005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但至今仍未公布结果。
2007年启动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也涉及到了重金属污染。2010年2月环保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为0.09万吨，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分布情况说明。
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只有一个总体的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重金属污染的分布有自己的特点，除了总量，浓度也很重要，人们心中没数，对重金属污染的危害也就无从判断。
“实际上，国家不是没有重视，相关的试点也一直在做，但技术跟不上，有了资金也达不到好的效果。”陈同斌指出，重金属的检测不仅仅是个设备问题，中国现在没有足够受过专业训练的检测员分布到全国各地进行检测。
正是由于缺乏统一、权威的数据，对于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到底有多大的面积、分布多广也没有定论，往往是部分学者通过自己的调研得出区域性结论。
目前，对于中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面积有2000万公顷、4.5亿亩、1.8亿亩等多种说法。“虽然数据打架，学者也是互相不认可，但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分布广泛是个不争的事实。”陈同斌说。
修复难度大
“一大缸水，一滴墨水滴进去，要想回收就非常难。”对于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修复，陈同斌给出了上述比喻，他告诉记者，对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是世界难题。
据了解，目前在修复土壤上，国外的洗涤法一度被视为可行，具体是将受污染的土壤洗一遍，清除其中的重金属，但容易使土壤沙化。而在国内，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潘根兴等学者试图用特制营养液降低水稻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附量；还有学者想到利用不同植物、同一植物不同品种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差异，来挑选合适的水稻品种，从而产出重金属不超标的大米。
而目前被公认为最经济、最能避免二次污染的方法是陈同斌研究的植物修复法，他说，只要找到合适的植物，就能对应不同的重金属。
陈同斌本人在十多年前就找到了对砷和铅具有超强吸附能力的蜈蚣草，这种植物对土壤中砷的吸收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也就是说种一年的蜈蚣草相当于别的植物种20万年。”
从“十五”开始，财政部和环保部对植物修复一次性给了2450万元的资金支持，目前这一方法的示范仍在广西环江地区进行。
但陈同斌本人对大面积使用这种方法依然持保留态度，问题出在资金上，虽然使用植物修复法，每吨土壤的平均价格不到200元，但平均每亩的价格也达到了两万元，而且还要连续种植数年，“对于农民来说，这个负担很沉重，除非政府能有补贴。”
监管难题
由于修复的难度极大，因此源头控制被公认为是防止重金属污染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措施，而对于学者而言，源头控制是一个监管的问题，而监管就涉及复杂的部门协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2月18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
根据《规划》的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重拳严惩重金属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比2007年削减15%。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的水平，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规划》提出了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相结合的控制方式。相关学者认为，控制总量可以保证整个区域的安全，避免企业通过降低浓度、扩大总量来钻空子。
据悉，环保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重金属污染防治的考核办法，该办法可能会参照节能减排的考核办法，明确地方政府为责任主体，要求各地要把重金属污染防治成效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陈同斌认为，监管是政府该做的事，而现在的力度明显不够，尤其是对企业的处罚不具威慑力，“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我们提出特殊情况下，企业按照造成的实际损失赔偿，但最后没有被采纳。”
而马军则指出，规划是一方面，关键在于执行，矿山牵扯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部门协调是一大难题，即便与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也不一定能有很好的效果，“政绩考核用多了，作用也消减了。”
“我个人认为重金属污染的防治需要在有政策、有管理、有资金的前提下提升技术水平，既要源头控制，也要末端治理。”陈同斌指出，监管部门在制定标准时要找到经济利益与环保的最佳契合点，最好能实现资源的优化使用，尽量减少重金属物质的排放。
名词解释
重金属
对什么是重金属目前尚无严格的定义，化学上根据金属的密度把金属分成重金属和轻金属，常把密度大于4.5g/cm3的金属称为重金属，如：金、银、铜、铅、锌、镍、钴、铬、汞、镉等大约45种。从环境污染方面所说的重金属是指：汞、镉、铅、铬以及类金属砷等生物毒性显著的重金属。对人体毒害最大的有5种：铅、汞、铬、 砷、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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