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陶瓷内幕案刘宝春获刑5年证监会两度出具认定(2)

2011年01月05日 03:1121世纪经济报道【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买入股票的行为“存在问题”，刘如海账户的股票从高淳陶瓷复牌的第一个交易日——5月22日就开始逐步卖出，其中，22日卖出7700股，25日和26日分别卖出5600股和17500股，6月3日和4日分别卖出5800股和14000股，而在这之前高淳陶瓷的股价一直封于涨停板；剩余股票则在6月5日-24日之间卖出。

控辩之争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刘宝春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与被告人陈巧玲共谋，在价格敏感期内利用该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情节严重，两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内幕交易罪。

刘宝春则辩称，由于其仅是十四所与高淳县政府商谈重组高淳陶瓷的牵线联系人，对于重组的谈判过程、谈判能否成功其不清楚，不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

同时，刘宝春认为，其购买高淳陶瓷股票时内幕信息尚未形成，因此不能认为利用了内幕信息，而其购买股票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内幕交易犯罪”。

为刘宝春辩护的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羽正和刘伟则认为，作为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的刘宝春，并不适用于内幕交易罪的犯罪主体。他们的依据是《刑法》180条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实际上，现行立法中，仅《证券法》第74条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对照相关条款，作为公职人员只能对应“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一项。

而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39条中，将重组的直接参与者、证券行业的监督管理者、提供证券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列入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但没有将政府机构公务人员列入其中。

就在刘宝春案开庭前夕，2010年6月24日《中国证券报》的消息称，拟将“国家工作人员”列入“知情人员”的范围。

据此，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刘宝春在整个重组过程中起到的只是牵线搭桥的作用，其没有参与筹划、论证、决策、审批等环节，因此不具备作为内幕信息知情者的主体资格”。而在认定刘宝春为内幕知情人时，证监会应该有作为依据的普遍性规章，而不是采用个别“认证”的方式。

同时，辩护律师认为，无论从信息产生主体、信息的具体内幕还是信息产生的时间，刘宝春所知悉的信息并不必然为法律上所称的内幕信息。

争议焦点在于辩方律师认为2009年3月6日十四所和高淳县政府商谈的合作框架并未表示双方就合作达成一致，因此，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应当从当年4月19日正式协议签署期开始。

不过，证监会2010年3月17日出具的一份关于刘宝春等人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有关问题的认定函中直接认定，“内幕信息的价格敏感期为2009年3月6日至4月20日”。

由于侦查机关的申请，证监会去年4月22日对于刘宝春案进行了补充认定，在重新确认刘宝春为高淳陶瓷重组事项南京市政府部门联系人的基础上，正式认定其“属于《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

虽然辩方律师称这一补充证据的合法性不应被法庭认可，但一审判决正是基于该补充意见，公诉方认定刘宝春为内幕信息知情人身份被法院采纳。

法院认为，从时间来看，2009年3月6日形成的合作框架是内幕信息的第一次书面化，虽然此后数易其稿、不断完善，但是，十四所受让国有股和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内幕始终被保留，即十四所重组高淳陶瓷“借壳”上市的总思路一开始即已确定；而刘宝春在价格敏感期内外借巨资买入巨额高淳陶瓷股票，谋取巨额利益的行为，充分证明其是内幕信息知情人。

对此判决，辩方律师周羽正认为：如果说证券监管机构依据“推定”的方式对相关违规主体进行行政处罚还可以接受，人民法院在《刑法》明确规定“无罪推定”的情况下，以“推定”的方式(证监会相关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的用语)认定刘宝春构成犯罪已违反刑事司法准则。

此外，辩护律师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单位作为证人的主体资格亦提出异议，但法院未予采纳。最终，法院认定刘宝春和陈巧玲的行为均构成内幕交易罪，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刘宝春为主犯，应对全案担责；而作为从犯的陈巧玲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鉴于两人初犯、偶犯，且案发后退出全部赃款，在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均酌情从轻处罚：刘宝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750万元，陈巧玲免于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