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一问引发讨论：投行经理称发财机会到了(2)

2012年03月30日 14:16
来源：南都网 作者：罗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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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改革单兵突进会是灾难？

“只给中国股市制造巧立名目的扩容大跃进，对投资者只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真问题应该是，为了可以不审IPO，先要做哪些制度设计和改变？”

反对方则认为，现有框架下市场环境和投资者都不成熟，贸然取消IPO审核会引发更多的问题，甚至给资本市场带来灾难。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的发行审批制度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现在，新股发行、再融资发行、债券发行、资产重组和再发行、退市制度、市场的买方机构基金，卖方机构券商，乃至保荐人的资格和通道，样样都是审批的。”

华生把“新股发行”形容为最顽固的堡垒，可以比喻为敌人的司令部，“毕竟现在有上万家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牵涉面太广，在这个大环境中，如果单搞一个新股发行改革，比如说单从新股定价或发行节奏等任何一点上做，将带来非常扭曲的后果。”

他此前曾对媒体公开表示：“IPO不审是一个伪问题。在现行市场框架下，新股不审核肯定不行。只给中国股市制造巧立名目的扩容大跃进，对投资者只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真问题应该是，为了可以不审IPO，先要做哪些制度设计和改变？”

在华生看来，新股改革单兵突进反而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他以2009年以来的新股市场化改革举例说，本来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是正确的方向，但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没有同时推进的情况下，“单兵独进”不仅没有成功，还落得了“伪市场化”的骂名。

如果整个发行审批制度不改革，股市会出现一种畸形后果，华生说：“比如说，只‘动’发行价格，就会出现‘三高’现象；而人为抑制发行价，就会出现新股爆炒；而只放开发行节奏，就会引来大扩容和股市暴跌。”

财经评论员侯宁也公开对媒体表示：“IPO不审坚决不行，弄不好会崩盘。像美国一样搞注册制，是一些人的理想状态，但这需要有配套的大环境，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严刑峻法；要有严格的退市制度；要有全面透明的监督机制；要有悠久的诚信自律文化传统。以上这些初创20年的中国股市都远远没有跟上，因此新股发行仍然需要监管层的严格审核监督。”

新股改革应齐头并进

在香港，联交所委员会审批一家公司能否上市只看它能否达到一些基本标准，不会出专门政策限制某个行业企业上市。

“我建议目前可以暂停新股发行，进行二次股改。”华生对记者表示。

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度需要进行一场根本性、整体性的改革，华生对此进一步解释说，这次改革跟当年股权分置改革的意义一样重大，可以称为“二次股改”。”当年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进行了规范，跟国际资本市场实现了形式上的接轨，那么这一次改革就是与国际市场实现实质性接轨。”

对于这样一场整体性改革，华生认为需要制订整体方案，“改革不能简单化，如果总是停留在枝节的修补，反而会带来副作用”。

华生提出可以考虑采取“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首先，可以从再融资发行入手。因为再融资需要有人认购，没有人买的话，上市公司也没办法实现融资，可以先放开审批。其次，要完善退市制度。因为大多数公司还是不会退市的。当然，也不能仅仅依靠退市制度。最后，就是要对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度作根本性改革。

对于新股发行改革的方向，华生认为是走向“披露制”。披露制是目前流行的“注册制”更准确的表述。披露制也有审核，跟现在的审批制是不同的。审批存在着较多的人为判断，评委说你不行就不行了。而披露制的审核，就是根据一个标准，一旦达到了，就不能拒绝申请者。这样等于剥夺了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既减少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限制了新股发行的随意性。

德意志银行投行部副总裁向记者介绍说，内地经常会有各种政策影响发审委的审核，比如内地现在调控房地产，就会一年内不允许房地产公司在内地上市。而在香港，联交所委员会审批一家公司能否上市只是看IPO企业能否达到一些基本的“标准”，不会出专门的政策限制某个行业IPO。所以2009年到2010年有很多房地产公司赴港上市。到2010年底，股市自己不再接受房产公司的上市，而不是联交所去打击或者不审批房地产公司。

叶檀则对记者表示：“在改革的步骤里，第一要严打内幕交易和造假。第二把上市这块交给交易所，监管者只负责监管。桥归桥，路归路。第三，毫不犹豫、非常坚定推出退市机制，主板也好，创业板也好，必须要有这样的退市公司出现。”

证监会主要是去“抓坏人”

让监管机构把精力放到监管上，而让真正的责任落实到帮助上市的机构和人员——比如保荐人、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身上，证券市场才能各归其位。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的提议的前八个字是：监审分离、下放发审。证监会的主要职责是‘抓坏人’，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审批上。所谓‘抓坏人’，是指重点打击信息披露违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并严惩相关人员和机构。”

在刘纪鹏看来，现在证监会的审批制度是一种实质性的审核，相当于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选美”，替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报的材料是否合规、是否适合上市、是否有发展潜力、公司治理结构如何等等，其实谁好谁不好，这是投资人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监审不分，把精力都放在了审批上，监管也必然做不好。”

因此，新股发行应该从目前的“实质性审核”调整到“程序上审核”上来，且审核的形式要简化。刘纪鹏认为这样调整的好处是可以节省监管层的时间和精力，把重点转向监管。

刘纪鹏进一步建议：在下放发审上，创业板和未来的国际板的审核，都应该把发审权下放深交所和上交所，果断走出制度改革的第一步，目前证监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主板即可。

目前的新股制度还扭曲了供求关系——现在有五百多家企业排队等待上市，但每次发审委通过的就那么两三家。盘子小，口子小，利益就极其巨大，发行价格自然一路高上了天。

这也让刘纪鹏颇为担忧：“这种隐性大扩容非常可怕。明显的供不应求，290家创业板企业本来只需要募集500亿，却超募得到了2000亿元。”

“我的提议的后八个字是：真实供求、做实保荐。”刘纪鹏对此解释道，可以尝试打包发行，一次50家同时上市，甚至可以100家或200家一起上。同时减少发行频率，最好一年一次，每次多上。一定要从真实供求上做文章，把发行价格压下来。这不是扩容的“扩容”，因为只要发行价格压下来，把同样的2000亿元配给1000家甚至2000家企业，而不仅仅是290家，一方面没有多花钱，另一方面发行价格压下来就为二级市场腾出了发展空间。

在这些人士看来，加强对中介机构的问责，也是当务之急。让监管机构把精力放到监管上，而让真正的责任落实到帮助上市的机构和人员——比如保荐人、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身上，证券市场才能各归其位。

而加大对造假者的惩罚，则是接受采访的人士们的一个共识。“如果造假者被罚得倾家荡产，还有多少人敢造假？相信这些人都会闻造假而冒汗。严厉、公正的监管，胜过十个发审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