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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张江2010中国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实录（滚动更新）

2010年08月28日 11:23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凤凰网财经讯中欧-张江2010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高峰论坛8月28日举行，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

以下为论坛发言实录(滚动更新……)：

主持人Prlf D .Cremer：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能够出席2010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当然这是2010年的论坛。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组织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高峰论坛的时候是和张江集团共同主办，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张江集团给予我们的慷慨支持。同时，我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王新奎教授，稍候请您上台发表主题演讲。

在今天第一个主题的开场过程中，我也非常感谢对论坛给予各方面支持的人员。首先感谢协办单位，张江创新学院、张江孵化器管理中心，对我们的合作机构来说，还有世博会西班牙国家展馆，感谢中欧商业评论和其他的一些媒体大力支持。同时，在这里我特别感谢这些媒体的朋友们，在这里我们也包括战略媒体合作伙伴，包括金融时报、21世纪经济导报、中国日报、上海商业评论、中国商业日报、中国企业家CNBC、投资期刊和其他的一些网络媒体。现在，希望开放平台，邀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执行院长、管理学教授朱晓明教授致欢迎辞

朱晓明：尊敬的上海市政协王新奎教授，大家好，我首先代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欢迎大家莅临我院参加2010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高峰论坛。本次论坛是我和张江集团共同举办的，再次非常感谢张江集团刘小龙的大力支持。20年前我和刘小龙作为上海浦东开发的第一批开发者，来到了浦东这块土地上。之后我离开了，刘小龙坚持到现在，有20年了。

当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已经成为我国所面临的战略性任务，转型对传统企业而言，意味着创新的挑战。对新兴行业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业机遇。新能源、节能环保、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性的产业，每个新行业的崛起都将撬动庞大的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在最近几天，北京、昆山召开了中国服务外包十二五规划的编写，我担任编写组的组长。我和王新奎一起感觉到像昆山包括上海，很多企业家还是通过非常执着的创新，从一个小的企业变成一个大的企业。今天在座的校友的于坚，成为商务部领导及其他各部领导的创新创业的企业，他得到了江苏省的支持，但他从事的事业已经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传统的工业，面临着有初级加工制造逐步向自主创新拥有自主品牌转型，下一个十年，自主创新奖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此外，我们还需要优化制度环境，消除不利于负面的方面，包括行业壁垒，过度审批、大量寻租、不合理的税收等。一年多歉收俞书记和韩市长的委托，新奎和我，我们称之为4+2的班子，专门研究了我国服务经济有关的政策、策略，从中我们了解了大量的趋势，今天新奎的主题演讲会为大家揭示这方面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同时也让万千的企业家和政府共同探讨这些题目。

本次论坛我们还邀请了政府官员、商界精英和知名学者，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对新创的企业所面临的困难、未来值得关注的创新趋势和优化制度环境进行深入的探讨，为通过中国企业的创新创业谏言献策，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Prlf D .Cremer：谢谢朱晓明教授。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样一个论坛是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张江集团共同举办的，接下来请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张江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小龙先生为我们致词。

刘小龙：尊敬的王主席、朱主席、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张江集团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共同举办今天这个中国创新创业高峰论坛。这次论坛，是我们的第二次，我们还将举行第三、第四及许多次。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论坛呢？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许许多多的新名词充满了各级政府官员的讲稿，从云计算到物联网，从LTE到MOCVD。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地区正在兴起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从环渤海开发区到皖江经济区再到两江经济区，我们也正在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GDP的国家而感到高兴，感到欣喜若狂。但是，中国的创新创业环境到底改变了多少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末端的地位到底提升了多少呢？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他的成长环境到底遇到了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认为都将是我们这个论坛需要认真讨论和对待的。

我们对这个论坛充满期待，第一个期待是我们希望这个论坛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交流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我们的发言者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虚话，讲短话不讲长话，希望通过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来寻找中国企业创新创业之路。第二，我们期待这个论坛能够产生出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能够逐步的去影响中国的各级政府，能够影响中国的企业家在探求创新创业道路过程中的思想方法。第三，我们期待这个论坛是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和这个世界上在创新创业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企业和政府进行平等的交流，通过这种交流能发现中国未来融入世界的、健康的、持续的道路。

总而言之，我们对这个论坛充满希望，希望她有利于张江高科技园区所有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所有中国的企业，谢谢大家！

Prlf D .Cremer：感谢刘小龙先生，我们第一个主题演讲是由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新奎先生，今天王新奎要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经济调整下的中国产业转型及未来》，有请王新奎教授。

王新奎：20分钟的时间要讲这样的题目，按照小龙的要求，不讲虚话、不讲空话，直奔主题。

首先，从本次金融危机看看全球的结构性矛盾。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极为重要，我认为是关系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判断清楚，无法有一个正确的战略。不仅是“十二五”期间。我怎么判断呢？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这是一个结果或者说是表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近20年高速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使之形成了全球二元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这个二元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间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制造经济和服务经济，这样一种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事实证明现有的经济体系等都无法适应这种二元结构。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靠什么平衡呢？依托于对资产品的虚拟需求维持的“恐怖平衡”。这种平衡被打破了，终于被打破了！实际上像我们研究全球经济的专家，几乎每分钟都在担心这个平衡什么时候打破？07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后，这个恐怖平衡被打破了。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首先是缓冲阶段，我给它一个特征描述“可控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有一个WTO，所以现在处于一个可控的贸易保护主义阶段，贸易保护主义会不断的计划，但可控的。第二，人们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全球经济持续与经济结构，正在探索一套全新的、全球贸易规则，这就和低碳经济有关系。这是今天我要重点讲的两个问题。

首先讲可控的贸易保护主义。目前中美贸易关系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可控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标杆了，现在中美战略对话，实际上已经逐步取代了多变贸易体制的多哈谈判，成为全球关注的对象。在中美贸易对话当中有很多带有实质性的承诺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直接影响了全球的贸易。现在作为可控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标杆是什么？一个是非势场经济地位加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加反补贴，等于反倾销的反补贴合并调查。目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件事的结果，可能会关系到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现象是否可以继续向可控的方向发展？

我们回顾一下，04年加拿大首次对我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的合并调查。06年美国开始启动，主要是铜板纸。07年把合并调查这件事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同时诉诸美国贸易法院。2010年，欧盟也开始启动对我国的铜板纸实施反补贴调查，大家知道欧盟从来不对我们进行反补贴调查的，这是首次启动的。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的呢？美国队我国进行合并调查，特点是什么？1、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反补贴税率奇高，惩罚性税率07年环状焊接碳素钢管曾经达到过615.92%，3、做出裁决速度加快，原来是20个月，现在11月。4、反补贴实施率高，全球59%，对中国几乎是80%，几乎每个案件都判决实施。比如加拿大对我们木制家居案的时候，尽管调查很热闹，但最后没有实施，现在不一样，80%都实施了，而且这个风在蔓延，全球都在对中国发起反补贴。

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反补贴发展趋势，我们原来的条约当中，对什么是补贴并没有进行描述。这个大致来看有四个特点：1、政策性，比如五年规划和行业/工业园区政策。现在开发区的政策，各地包括中央、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很可能被最终认定为补贴政策。2、体制性，最近关于公共机构的争论，现在逐步倾向于银行属于公共机构，因此利率带有补贴性质。又比如说外部基准，本来这不纳入补贴的，现在原材料的价格和汇率，也纳入到补贴的范围。所以，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美国人可能不会直接和你在汇率上纠缠，会把这个汇率纳入到补贴范围。价格呢？原材料价格、原料价格都开始纳入了。比如你电价扭曲，用电生产出来的原料价格奇低，你这个价格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补贴。3、专向性。过去关注的是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现在是关注非专向性的税收优惠。现在他们已经向中国提出清单，有4000多个地方政府有各类优惠文件，大部分都涉及税收优惠。4、原来关注中央政府实施的补贴，现在越来越关注地方政府实施的补贴。

这次我们选的案例，我们所涉及的贸易额不大，叫可充气的公路轮胎，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选了这个案例去告。但这个判决是有标杆性的，如果这个判决下来，全球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反补贴都会按照这个进行。如果WTO的裁决说双反并不违反WTO原则，这无形当中也相当与推翻了联邦法院的裁决，我们再另外启动一轮司法程序，会没完没了的。

大家重视哥本哈根会议以后，注重了碳税的问题。其实，碳税是在构筑一种新的贸易规则。大家知道，发达国家具有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构造了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为标志的贸易规则导向。当初欧盟和美国后期加上日本，他们在全球的制成品贸易当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当时他们引导的规则制定方向就是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到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制成品方面的优势逐步消失，其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个交易，发展中国家承诺，开放服务贸易。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市场并不如他们预见的那么大，也不像他们预见的扩展那么快。第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市场并没有真正的开放。这个原因，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的国家利益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服务贸易的谈判并不成熟，现在来看服务贸易谈判的很多原则是引用货物贸易的原则，并不能解决服务贸易的开放问题。现在发达国家在碳税还有优势，他们对设备的集成、研发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话语权，都占有优势。下一步的做法是希望通过这些东西，这些优势改变整个竞争的贸易规则，这是下一步要引起关注的趋势。

这次拉米来上海参加世博荣誉日的时候，我们两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换意见。看来WTO本身也避免不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贸易统计的改革问题，还有一个是如何适应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这次他选的题目是贸易与城市，在上海搞了一个2010年世界贸易发布仪式，核心内容是贸易和资源，其实就是贸易与环境，其中多此点了中国的名。商务部的领导没有来，商务部的司局长都不来，因为他们的问题是针对我们的，我算最高代表。但也可以看出今后多变贸易的新趋势和我们要受到的压力。

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国家，在可控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全球贸易将会达到一个比较长的缓冲期，这个缓冲期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呢？一条是不断提高的排碳标准和碳税，使发达国家高排碳制造业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近受商务部的委托，对太阳能产业，从整个产业链，按照最长税值号，进行全球贸易流量的分析，而且我们根据欧盟建筑物的节能标准和能源指令出来，用模型进行了一些测算，测算出来我们发现其实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慢慢形成。太阳能当中高耗能、高排碳当中的生产环节，绝大部分转到中国来，但是我们98%的组件是出口给他们，短短六年就形成了。其他行业，可能都是这样的趋势，这是一个要关注的。第二，排碳标准、碳税和碳配额规则制定都在发达国家的手里，这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碳税不属于关税，到了他国内市场，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要对你排碳的量进行测算，超过这个量照样征税，这就形成新的贸易壁垒，还可能使一部分制造业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重新回流过去，这就要看怎样安排碳配额了。第三是低碳技术，设备和服务的竞争优势增加了低排碳国家向高排碳国家的技术、货物的服务出口，这个趋势在加强。

最后，我有三个问题是我们要思考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并加快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我们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我们将来贸易与资源环境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竞争优势现在还没有确立起来。如果单单依靠制造业和制成品贸易的优势，这是不行的。是不是应该继续把改革放在第一位？这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问题。2、我们是否应该权力维护WTO多变贸易体制？这不是口头上的，我们口头上是全力维护的，但是你维护是否愿意付出和你现在货物贸易地位相适应的代价？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我们维护多变贸易体制实际上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但是很多人没有达成这样的认识。谈判的时候，要付出实际的代价，这几乎不可能。3、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新的贸易竞争优势，而不是沾沾自喜于我们刚才小龙讲的，实际上还处于低端的制成品贸易的优势，这三个问题我觉得很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也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Prlf D .Cremer：下一位主旨发言人是冯飞教授，今天冯教授的主题演讲话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挑战与机遇》。

冯飞：谢谢，首先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我的邀请，应主办方的要求让我谈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

大家知道，从08年下半年开始，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的部门主要负责重点产业的调整、振兴问题。但后来发现，中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应对过程中，必须要加以解决。也就是从去年的上半年开始，发展重要的原主要领导向国务院领导汇报的时候提出了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短期的应对危机的问题和长期的结构调整问题结合起来，当时还不叫战略性新兴产业，叫新型支柱产业的发展，以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结构的优化升级。除了中国的原因，全球08年底提出：在金融危机当中实现绿色复苏的倡议，我们看看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两年4万亿投资，占GDP的比例2%左右，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占GDP1.9%。我们看一下刺激计划的结构性支出问题。中国按照UNEP的统计，绿色投资的范畴在37.8%，韩国在80%。美国在10%多，不到20%。但我们关注到，美国的很多投资用于新能源、绿色电网和EV电动汽车。特别是在去年年底，发达国家频繁出台了发展新兴产业的政府政策。包括去年12月份美国出台的复兴制造业的政策、框架，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包括欧盟2020，还包括日本“面向光辉日本的新增长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把发展新兴产业都作为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实现经济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抉择。因此我们判断，由此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革命。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分析，政府的一些主管部门正在指定有关的规划和文件，逐渐清晰了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的七个重点领域，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汽车，生物产业、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

可能各位会问我，中国怎么明确了这么多重点领域啊？有没有能力在七个领域当中全面推进？这也恰恰是我们在研究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大致我们把这七个领域分了两大类，第一类是要把部分的领域发展成支柱产业，所谓支柱产业就是在GDP当中的占比要到一定的比例。什么叫支柱产业？目前没有大家公认的定义。约定俗成的比例，占GDP的3%左右。另外一部分是要把它发展成先导产业，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七个领域当中，作为先导产业考虑的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其他四个领域力图用比较短的时间发展成中国的新兴支柱产业。但是我还要讲一句，尽管说期望以比较短的时间发展成规模，但要有长期的战略性考虑，不能急功近利，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要深刻的认识到战略新新兴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尽管去年中央就开始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9月份温总理召开七个座谈会为标志，启动了新一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调研研究高潮。尽管目前有关文件和规划并未制定完，但是各地风起云涌，不排除有些地方打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旗帜，掀起新一轮发展的热潮，这是我们值得警惕的问题，我们要把握什么叫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内在要求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深刻的思考。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律和特点就是创新驱动，我讲创新，两个方面的含义，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刚才我们王主席谈到了太阳能光伏产业，高耗能领域基本上在中国90%以上的产品依靠外部市场，我想里面最大的风险在于其技术风险。多晶硅的产业，从改进西门子法，到物理法等等，一次新技术的出现是对前一个技术的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前一个技术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存在的商业价值。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我们发展的思路是拉项目、争投资，其中蕴含的技术风险极大，是政府不可控的。我想，这里面我们要认真的把握其创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地位。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能说明我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当中我认为最大的风险，我认为在于技术的不确定。而我们目前在掌握核心技术、把握主导技术的发展方向上，能力还十分欠缺，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和人才，这是我们最大的缺陷。

大家看看，全球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通用的一个做法是能够组织起来，特别是对于一个重大的产业技术创新而言，新的组织方式的形成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在研究美国方式的时候，大家知道美国的PPP的一些做法，公司伙伴关系的形成，创新联盟的建立，可以这样说，产业的重大技术创新基本上都出自联盟之手，出自PPP的新型组织模式。再加上中国单个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弱，形成PPP，形成产业创新联盟，我认为是推动我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另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创新联盟的形成，千万不能搞成封闭式联盟，而是开放性联盟。但目前出现了封闭型联盟的新情况，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中，我认为极为关键，因为我们调查的这七个领域最活跃的恰恰是民营的高技术企业，而联盟、一些产业政策的考虑存在着两头关门的风险，我认为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

第三个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体制机制发展是基础，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体制机制矛盾不容小视，障碍不容小视。刚才谈到的七个钟点领域，伸出手指数一数，每一个领域都遇到很明显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准入问题，新药的审批问题，药品的定价问题，生物制药进入医保目录问题，遇到的风电上网问题，节能环保领域当中，我们碰到是否可以形成一个节能环保的长效机制？对产业的发展十分关键。因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中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极为关键，刚才我讲的仅仅是分行业、分领域看到的具体问题，同时我们还存在很多普遍性的问题。比如投资审批的问题、比如产业组织方式的问题、民营经济怎样更顺畅的进入？这些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中碰到的，可能是在座老总已经碰到的问题，对我们反应也比较多。我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也是一个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在产业技术发展的同时也期望在体制机制上有新的突破。

谢谢大家

Prlf D .Cremer：谢谢冯飞教授，今天第一节议程就到这里，有请张维炯教授上来和大家介绍下一节的讨论。

张维炯：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进行专题研讨的第一个内容：《新型行业：现状与未来》，有请五位嘉宾到台上和大家进行分享，他们是冯飞教授、李纲先生、王邦江先生、王伟先生和张元刚先生。

李纲先生是埃森哲大中华区的主席。第二位是王邦江先生，他是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汉王是国内一个新的技术产品，在书写、阅读和很多媒体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太会带给我们很多新的东西。王伟先生是国际节能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保节能，冯先生和王新奎主席刚才讲了，是我们非常注重的一个环节。张元刚先生是泽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相信五位会带给我们新的主意、新的思路。

冯飞先生刚才已经讲过了，现在请五位先生为我们讲五到十分钟他们的观点。

李纲：张教授、各位嘉宾早上好，非常高兴可以受邀请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参加本次论坛。

埃森哲作为全球咨询和服务企业，我们也是在世界500强里面唯一一家做咨询的企业，全球有18万员工，在120个国家提供服务，涉及的领域很广。

接着刚才冯教授的话题来讲，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我们要服务我们的客户，宏观的层面我们非常关注中国在下一阶段当中要面临的挑战。一个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有一个是增长模式的转型。前一阶段国家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愿景，非常巧，冯教授是幕后这套愿景和规划的执笔者。我们正好也是在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冯教授讲了，这里面有七个行业，我们看这七个行业当中，我们认为新能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一个是看七个行业当中和能源、新能源相关的就有一半。第二，中国发展到今天，碰到的很多发展上的挑战，一个是减排的问题，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承诺及我们要继续高速发展这当中减排、增长的矛盾。第二是整个能源的需求，中国现在是全世界跟美国总能耗相当的国家了，虽然我们的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6，但是整个能源的供应将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所以，我们看一下新兴能源产业。新兴能源产业当中的跨度很大，我无法一一讲，里面包括可再生能源、包括智能电网、清洁的水、清洁的传统能源、绿色建筑等板块，里面都有很大、很密切的关联度。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个交通能源。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关于以后交通燃料的新技术。在全球我们找到12个可以改变交通燃料或者提供新的交通燃料的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而言并不全部适用，对中国而言大概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去看。第一个是在下一代内燃机的技术，第二是以纤维、乙醇为主的燃料。第三是汽车的电动。这三项东西在中国相对而言技术成熟度比较高一些，有一定的产业化基础。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他们的经济性和商业性也就能逐渐的体现出来，同时也可以帮助到减排。内燃机技术，我们研究发现下一代的新的内燃机技术会成为交通能源的主要技术。他的成本相对比较低，技术相对成熟。所以到2020年我们预计有1/3以上的汽车将会有新一代的内燃机技术，能帮中国省近10%的汽油消耗。第二是生物乙醇，这个市场在中国实际上已经稳步发展了，中国在世界上我不知道新的排名，我看是第六、第七位的总产量。这个行业，目前还是非共有企业不能进入的，刚刚冯教授也讲了，这个产业的发展也一定会牵涉到体制上的创新和改革，现在民营企业还不能进入。电动汽车，这是中国现在比较活跃的，政府扶持力度比较大的行业，牵涉到整个产业链上的利益相关方，很多过去传统上并没有和汽车相关的行业或企业都纷纷想要进入了。比如前一周刚刚中石化宣布在他的加油站要建充电站，国家电网公司也在计划要建充电站，会带来很多传统企业、传统行业进入电动汽车的行业。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个行业给了我们很多的创新或者创业的机会，到2020年根据国家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将有500万辆左右的电动汽车保有量，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我们感到新兴能源会对中国整个新兴产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而且在很多方面他的突破也会带来其他行业的突破。所以，从政府、企业、投资者、消费者各方面而言，大家都有机会参与。政府的角色也需要有所改变。对企业而言，我非常同意刚刚冯教授讲的，一个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第二是技术的创新。而我们过去很多企业考虑的还是在技术创新的层面，而商业模式的创新——协同开发、协同创新，我觉得是中国现在必须要做的事。

张维炯：谢谢李纲先生讲了新能源的问题。新能源对我国来说太重要了，我国今后那么多人，现在能源消耗已经和美国差不多了，如果人均能源消耗和美国差不多，那我们需要的能源不得了了。

接下来有请王邦江先生，他的企业创新做得非常好，有请。

王邦江：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很高兴可以站在这个讲台上。汉王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还算小企业，规模不太大。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主要的原因，首先是汉王现在从事的是一个低碳的产业，数字出版包括移动阅读，这是一个新经济，也是一个新的产业机会，比较受关注。第二，汉王今年借电子书我们公司成功上市，上市一段时间，股票也在国内排名第一，这也超出我们的想象，非常惊喜。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数字出版、IT的领域。昨天晚上我在想这个问题，对一些新兴产业思考机会，不外乎是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的方面，主要是国家的体制问题。最近我读了吴晓波写的《激荡30年》，有很多的东西对我们有启发的意义。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是体制上或者经营领域，政策稍微放开，让一些民营企业参与，能有有效的市场机制，就会出现一大批有创造力的新兴产业。汉王对这一点很有体会，出版应该是国有企业垄断的，但现在允许民营企业做网络出版。汉王今年也非常有可能能拿到国家发的，可以从事网络出版的资质，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国家在这块放开了，不会像以前传统的国有企业垄断行业，一旦出版领域放开了，就代表这个产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机会。包括现在我看宏观经济学都提到，国家在金融等，只要政策定好、一放开，就会让很多劳动力、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机会。

第二是经济的环境，刚才谈到了，包括金融、资本、国际国内的整个经济产业环境。汉王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受益者，除了银行的信贷外，国内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汉王非常有幸可以在这期间上市、获得融资，为我们今后的发展奠定很好的经济基础。同时我国的经济环境在改变，给民营企业带来很多进一步发展的、大的环境。

第三是社会的环境，为什么要考虑社会环境？社会更多可能是人的方面。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劳动者，我从事创造创造。第二是消费者，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我也想了这个问题，对未来的十年，对中国很多企业家而言、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未来的十年是大规模城市化转型的机会，一旦城市化，大量的有效肥能力人口的出现，对很多企业拉动经济带来非常大的机会。第二，作为劳动创造者来讲，以前我们做数字出版条件不够成熟，因为大家对电脑阅读不习惯，还是习惯纸张书本，现在由于互联网、电脑的出现，把人们数字阅读的习惯培养成了，所以对我们发展这个产业也非常有利。作为劳动者的人来讲，也非常有利。

第四是技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技术的重大突破会带动一批新型企业依托技术发展壮大，创造一些新的需求。在这块，大家提了很多，像云计算，像移动设备，像三网融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最主要的还是PC机加服务器、加互联网，他的出现给很多从事互联网的企业创造了机会，出现了一大批的企业，有做游戏的，有做门户的，有做内容的，各种各样的企业，我觉得也是数以千计。一个新兴的技术带动满足人类需要的产业兴起，给很多的企业带来很多的机会。今天我们面临什么样的产业机会呢？我认真分析了现在的技术发展，我们看到未来10年有一个巨大的产业机会，就是基于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的，从以前基于台式机和服务器不可移动的，现在3G、4G非常好的无限宽带环境，包括云计算解决了后台问题，还有CPU的技术、现实技术、触摸技术等的实现，给移动设备带来了机会。不知道在座的嘉宾有多少人体现过iPod？这样的技术出现，慢慢淘汰windows主导的PC产业。像以前我们用的X86，运行速度几兆到现在的几G，存储从原来的几兆到现在，但是也感觉还不够。大家拿到iPod，轻轻一滑，通过云计算后台可以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这种体验带给人非常好的启示。未来随着无线互联网的发展、云计算的发展，移动终端的发展，很多商业机会会诞生，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数字出版，这个产业的机会非常大，有太多的商业模式。技术的出现我还要提到一点，以前我们的创新过度强调技术，忽略了商业模式。其实，商业模式对很多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我们看看苹果，可能很多人注意到苹果的商业模式，原来卖MP3，原来MP3不是苹果做的，但为什么最后苹果掌握了机会？因为他结合了网络，苹果很聪明抓住这一点，推出了网站，搭建平台，把服务资源上传到网站，利用全球的资源，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包括Google，大家感觉搜索一下不要钱，但为什么Google赚这么多钱？但他有广告等，他通过非常技巧的方式赚钱。这块的商业模式我觉得非常重要。像诺基亚，是全球最大的手机供应商，如果说当初他像苹果一样，把操作系统自己定制，相信诺基亚不会给苹果任何的机会，这就是商业模式设计上的机会。

今天作为汉王，我们从事阅读器，前两年是卖终端，现在慢慢过渡到卖内容。以前卖硬件赚到钱了，但现在有很多山寨厂家的出现，山寨也是一种商业模式，从我本人来看我是支持这种商业模式的。这也是逼着我们创新，从市场上找到商业机会。

张维炯：汉王科技是非常好的企业，他也非常坦率的说到，现在苹果公司的商务模式，对全世界所有媒体都带来巨大的挑战。汉王业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希望他的企业不仅在产品上可以创新，而且可以在商业模式上创新，可以找到自己好的商业模式。

接下来请王伟先生讲一下新兴产业对传统企业的促进作用。

王伟：我们的母公司是央企集团里面唯一一家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公司。

接下来讲一下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促进，中国目前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传统产业占了很大的比例成分，完全说抛售传统产业去发展高新科技，可以说对我们13亿的就业是挑战。

首先要创新，技术、经营、社会或者体制。体制问题，刚刚冯教授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我讲讲技术和经营，家电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但是节能环保当中如何促进？家电在淘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回收。一回收，氟利昂等就没有了，这相当于20吨的碳排放量。第二轮胎制造业，占全世界的60%，前一段时间的轮胎出口还在美国闹了贸易纠纷。反过来，生产一吨橡胶需要三吨原油，我们资源哪里来？我们面临着到处和人竞争的问题，我们没有话语权。反过来，再生轮胎的进口，一直是国家禁止的，为什么？因为进来害怕废的轮胎装到新车上造成安全隐患。反过来，国内的轮胎，全部收得很干净，每一吨废的橡胶粉1500人民币，怎么办？我们叫有限资源无限再生。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可以解决劳动力。我们进口废轮胎100万吨，会给橡胶行业补贴近15亿及同时会解决300万吨的原油，而且消耗量极低，耗能和污染更少。

在利用新兴产业机会的过程中，是对传统行业有所促进、有所提升的。我们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引人入胜，就是创新。创新，最根本的一点，在技术上来讲，有两篇文章建议大家读一读，一个是6月7日胡锦涛对两院院士的讲话，还有是家宝总理去年科技引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提到这个问题“技不如人万事休”，你没有核心技术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是，只能再次沦落为发达国家产品销售的实验地和销售厂。

今天一直到1：40还和我的技术团队在通电话。我们用新的技术，也就是太阳能这块，我们把太阳能的综合利用效率已经提高到了近50%，成本可以和火电相媲美。实验室产品，昨天1：40告诉我完全合格。中国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方向很重要，可以办好事也可以办坏事。在中国有一种心态，弥漫着“有钱好办事”，这不好，让人浮躁，难以静下心办事。为官一任，我赶快做事，做商业我赶快赚钱。我们对重大项目的国家投入，让西方发达国家瞠目，但钱的增加不以为着我们软实力增加，只能说硬实力有所提高。用钱买入，只能意味着水涨船高，换来的是油水情而非雨水情。所以，谨慎运用财富比创造财富更为重要。

对传统行业，不要认为传统行业就是夕阳产业，任何行业都有行业周期，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技术。我相信诸位有很多是在传统领域经历过的，或者说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年代。利用新技术要用新思维，他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如果你用老的思维用新的技术会发现不适应，要用新的思维。

我的观点就这样，供大家分享，见贤思齐，谢谢大家！

张维炯：谢谢王伟先生带给我们那么好的消息，我们对他们的公司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前一阶段我在戈壁看到很多太阳能的技术，据说太阳能技术很先进，但是比传统日电的成本还要高。如果你们可以探索出传统日能是同样成本甚至更低，说明你们把这个产业往前推了一大步。

接下来有请张元刚先生谈一下他的体会。

张元刚：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领导在身边，谢谢各位，谢谢中欧、张江、杨浦创业中心，让我有机会面对大家。

我们来自泽阳科技，在上海七大商场消费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收银单上的太阳花，这是缺一朵花瓣的太阳花，我们公司创业，公司快倒闭的时候，我很痛苦，想起了家乡这种踩不死的花。

创业到现在五年了，突然有人告诉我，说你们在做物联网？我当时上网查了，Google和百度有很多记录，后来他们就说我们公司叫物联网，所以叫“被物联网”。

我们的经历，站在这里不能讲很宏观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资历，但是我愿意把公司作为样本。我是没有海归背景，是国内普通高校，是本科。这次无锡的530项目，我们所有的项目都符合，到现在还缺一个项目申请人。如果各位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可以向我们申请。

物联网大家听过，但可能不知道做什么。我谈谈我们一直在做的事，看看我们每个人当下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泽阳现在在做的东西。这是一个当下的生活，不是梦想，叫铸就衣食住行的精采世界。

衣食住行，也就是所谓的传统行业。城市生活，每个人每天都会看到这些东西，但是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每天在拼搏、努力，为了什么呢？可能为了很多的梦想。我是技术创业者，当时我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人，我做的东西没有大愿望，都是小事情。为了这次高峰论坛，想把衣食住行讲清楚，没有其他的方向，就讲了麦克的一天，麦克就是我。公司缺模特儿，我也是模特儿。我从北京回来，刚刚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小姑娘、小伙子，说为了讲清楚这个事情，从现在开始，就跟踪，讲讲你的一天怎样。刚刚下机场，打开手机，受到一个行程变更，说我需要谈一个合同。我们的客户到机场来接我，我不认识他。这是机场后面的东西，我可以很快的取到东西，就是物联网的应用。我的行李有一个标签，使我可以很快的取到。9：30被客户接捣毁一是。传统的方法，IBM笔记本，大家对着屏幕谈，或者用投影仪。现在不用了，我们有一个屏幕，是40寸的。现在，所谓的云计算，我们把我们要讲的东西都放到屏幕上，这个屏幕，在建国60周年成就展的时候，人民日报那里胡主席亲自用过的。之后我们吃饭，有咖啡、慵懒的午后。大家可以享受便捷的餐厅，有前台管理、智能后厨、连锁会员等。这里有一个逛餐厅可以预定，现在大家去逛商场有的时候需要排队，小姑娘给你号码牌然后你等。你就会想，我要等吗？如果我先逛商场，过去了我还得重新等。而这个系统，你逛场的时候可以先定好，然后逛商场。等前面剩下五个人的时候，会给你信息，你过去就可以了。这个后面是厨房，为什么大家可以上菜？管理好的公司你绝对不会发现，这个人在我后来怎么还在我前面吃饭？我点的菜，要结帐了，为什么还有一个菜还没有上来？这个是仓库，每样物料都会有一个很标准的过程。金融危机的时候，我我们的生意很好了，但是我们行业16年的老大哥却倒了。我们收集了原因，讲了100多个功能点、创新点，最后救活我们的只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精细物料系统，那是08年做好，09年金融危机，餐饮店为了开源节流，开源不了，因为本身要打折促销。但是节流的时候，比如牛肉15元一斤，他说14.5元。再说老客户了，我们要一吨，13元。我们现在这个系统可以告诉他，你牛肉用在哪里。现在中国最顶级的大厨，每天都不知道牛肉用在哪里了。中餐的特色，有牛肉片、牛肉丁、牛肉块等等，你问厨师，用在哪里，他哪里知道？我们餐饮店，每天可以节约12到20斤，一天也就可以节约180元左右。以后我们的软件可能就不收费，学习碳排放的思考。以后我们想，每天帮你管牛肉，省下的牛肉我们平分一下？吃饭之后收银，可以现金，可以刷卡，也可以用会员卡。你们马上可以去买这个手机了，这个手机去饭店消费，可以由打折和积分，积分可以和招商银行互换，也是我们第一次小公司挑了大梁，说服诺基亚的副总裁，给30万部专供手机，我们又找中国联通，把手机给他们，让他们做补贴。欢迎大家去买，很便宜，手机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刷卡的时候自然有折扣，预定的时候不用排队，买衣服的时候也有积分，到处都有积分，我们公司也很高兴，每个积分兑换，我们也有一点小返点。逛商场，想到朋友要过生日，要送他礼物。我是摩羯座，不是很会买东西，不知道买什么。这时候发现一个好的东西，也就是刚刚到一楼的时候我挑领带，发现我挑领带的时候，我把领带放上去，配什么衬衫就出来了，这对我们不会搭配的懒人来说，方法比较好。这是当下的生活，不是想象。买好礼物之后，吃完饭。我们用手机开始订餐，订完之后付款，你看我的同事，他们收到订餐的短信，这个过程很巧妙。现在大家订好餐之后，老总的秘书会发短信给你。我们的朋友也会再次联系，现在不用，你选好之后，手机上选好人之后，你第一是不用付钱，第二是地址会直接发给他们。晚上去酒店，我进酒店房门也是用手机刷卡的，我们衣食住行精采生活，整个一天就是这样的。现在成为微软的全球合作伙伴，一共两家，我们是其中一家。我们是没有交费，我们从技术开始的。

看到今天的来宾我很兴奋，觉得创新这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听大家讲的时候有一个想法，现在我们面临两个大问题，一个问题是管理人才，刚刚说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没有人帮我们管理，希望张院长可以为我们推荐好的MBA。稍候会有汉王、方正等老总，不知道他们的转型怎样。我有一个小技术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可以帮助各位握起手来。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智能家庭的梦想，我只有一句话，我可以保证国家领导人去到全世界看完都没有看到过我的东西，包括比尔盖茨的家里，但是这在汉王、方正老总的手里。一台汉王的触摸屏，一个电视，奔腾电器旁边有一个电饭煲在煮饭，方太那边有热水火烧水。看着电视的时候，电饭煲烧饭的时候停了，电视弹出一个框说“你的饭熟了”，要再煮5分钟？还是停了？然后用王总的手持设备点一下“关掉”，你的电饭煲就停了。你的热水器也是一样的，我爸爸看着电视可能睡着了，我在上海，他在云南，我担心他睡着了水怎么办？这时候电视会有一个程序告诉他，直接关掉。

我的技术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公司想收购我们公司，这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出出主意。

张维炯：我发现他年纪虽然小，想法很丰富，非常富有幻想，但千万不要被学位、海外学历束缚。比尔盖茨，没有大学毕业，逃学的，你还大学毕业了，对不对？

几位演讲嘉宾的问题都谈了，我想提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创新与创业，创新和创业到底有多重要？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冯飞先生，上海世博会非常热闹，全国各地的同胞都来看。看了之后，他们会说上海的生活真是好，住那么好的房子，开那么好的汽车。你们上海人生活那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云南、在甘肃、在新疆等不能过这样的生活？还有人说，国内汽车产量超过1000万辆，有人说汽车产业过热了。但是我们国家有3亿多个家庭，如果每个家庭都想开一辆汽车，这1000万辆还要生产30年。你随便到世博会上去问一下，你这个家庭30年后才能开车，他怎么回答？他肯定会说，为什么？我明天就想开啊，就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大的需求出现了，能源、资源、环境，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创新在这里面到底有多大的助益？政府面对这两个方面，怎样既可以保住我们这样的环境，又能满足没有达到上海这样生活水平的人的需求？

冯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恐怕都伴随着资源和能源消费大量增长的过程。从中国目前的水平来看，我们的人均能源消费是美国的1/5，长期趋势，能源的消费总量还会增长。比如几年前做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的时候，还有一个乐观的估计，30亿吨标煤，但现在呢？我们提前了10年超过了30亿吨标煤这样的目标。同时，我们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还是偏低的，平均的能源转换效率是36%左右，要比国外低10个点。大家看的时候，要看单位产品能耗，看能源的转换效率，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提高能效，拜托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过度依赖的问题，关键靠创新。比如说节能的问题，王总在这里，是搞节能的。非化石能源这样一些问题，都要靠创新的发展，而且要低成本。这是中国新能源发展，我认为要走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不能说很快的使我们经济发展的基础建立在一个比较高成本的能源基础上，恐怕有问题，靠的是创新。包括张元刚讲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你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轻松的话题，这种技术带来的精采生活，我想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第三，什么是适合中国特色的消费模式？这方面我认为在政策宣传等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得到重视。上海的消费模式，很多地方都推崇。上海是一个比较紧凑型的城市，总体消费模式我认为比较合理，但是我们看美国的消费模式是极不可持续的，也可能我们在座的外国朋友由美国的。包括城市化形态，是分散城市化。交通模式是私车加飞机，人均能源消耗是中国的5倍，十几吨标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20吨。这种方式的根子在消费模式，而我们目前在面临着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恐怕要倡导适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模式问题。

我就讲这几点原则性的，如果大家还感兴趣具体行的，我再给大家讲。

张维炯：关键点，我觉得就是中国的人口。如果我们可以享受像美国那样的生活方式，但又把他的能耗降下来，我想这可能是大家都能向往的。能耗，确实需要很多企业家想办法，通过创新、通过技术改造，把效能提上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另外一个问题问一下李纲先生，现在这么多新的产业出来，像汉王科技出来了，他的新产品出来不是很多企业就不行了吗？有很多东西，钱已经投下去了，不做不是死带了吗？新的产业起来，是颠覆现在的产业还是补充现在的产业？怎样的模式比较好？

李纲：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出来，一定会对传统有所冲击。但是我想，总的来讲刚才王总也说了非常好的例子，传统的产业并不是有了新的技术之后必然就会走向消失或者走向夕阳。在企业层面上讲，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当一个新的产业或者新的技术出来后，他的传统企业如果没有把握好自己转型的方向和步伐，那他有可能会被替代掉。你看，90年代末20年代初，当数码相机出来的时候，当时传统的影像巨头柯达，是新兴产业出来又要保自己传统产业的焦点问题上，他没有把握好。为了继续保有传统胶片，拒绝真心实意的迎接数码照相的技术。所以，就被惠普等一些本来不在照相行业的，进入新兴行业反而比较快，使这样一个照相机的巨头在现在的市场份额，以及在数码相机和数码影像方面走下坡路。传统和新兴这两者间，在企业层面上还取决于企业自己在战略上怎样能很好的转型。

王伟：我们在做刚刚发布的新技术时，实际上在采用技术路线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我们正好是和多晶硅产业相辅相成，原来1平方米产生200瓦电力，现在我用你1/100的面积就产生了200瓦电力，甚至更高，这样就在单位成本上大大降低。

三个层面是节能的，第一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第二是开发和可大规模储存的装置，第三是新能源这块，降低能源的碳依赖强度。

张维炯：新出来的产品对老产品是补充那就非常好了。

观众：几位先生都讲得非常好，王伟先生说50%的转化效率，很多做太阳能的人不是很理解你怎么做的？有什么样的神奇魔方？因为这也不是太阳能的专业会场，别人可能会部分会认为你讲的是假话，当然我是比较相信的。

王伟：我讲一下太阳能的行业的技术特征。现在我们所用的太阳能是爱因斯坦1921年发明的光电效应，光伏产业。达到一定频率下，你照半导体材料，主要是多晶硅，硅材料会产生电流，这是基本的原理。一定频率，随强度有一个正比例曲线。反过来就有一个问题，多晶硅提炼方法是耗能的，越切越薄，不能切的时候就采用喷头，薄膜，因为硅比较贵。太阳是一个光谱，是一个频率，还有一个特点是热，这是光热。光的红外线频率是三倍于可见光，现在我们有两条路线，第一是走光热的路线，美国已经搞了，已经达到了33%多，有一个发动机技术，还有逐日系统，这是在沙漠里面，美国视为机密的一个技术。但我们走了截然不同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本来是对立的，用光热不能用光电，用光电不能用光热，我们这两个加起来，热的利用效率达到35%，这个实验室可以做到，工厂可以做到30%多，光伏可以做到20%多，这两个我们是相加的。

张维炯：是的，技术非常重要。现在由于不同的复杂情况，媒体对很多的情况都希望了解是不是真的。其实，我也好奇，但我是外行，听不懂。我就希望王伟先生的企业能真的把他所发明的技术进行推广，这对我们国家，尤其是对西部的推动大得不得了。

请在座的各位为几位企业家和冯教授的精采演讲鼓掌，稍候回来进行第二个阶段的讨论。

蔡舒恒：第二个专题研讨主要是看中国的制造业到底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中国一直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我们制造业一直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在过去几年，因为全球竞争的加剧，让本身企业做了很多的思考，我们国家领导人也做了很多的思考。我们在思考我们的制造业到底要往哪里去，我们如何进入高附加价值的活动？高附加价值活动牵扯到的问题非常多，我们如何进行创新，我们企业的组织是否更改？管理模式是否要更改？技术如何得到突破？希望在我们的专题研讨里面能探讨出来。我们有一位主讲嘉宾，他是杨兴平博士，在美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对美国和中国的模式非常了解，现任上海自然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也曾经是TCL集团的副总裁，同时跟多普达也有很深的渊源，我想就不浪费时间了，请他上来告诉我们他做的是什么，欢迎杨博士。

杨兴平：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我相信这个主题也是这次张江论坛一个核心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创新，其实跟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相关，中国的发展模式转型最根本还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世界各地，对中国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产品上贴着“Made in China”，无论是苹果还是三星，等各种各样的消费类产品，基本都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业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最核心的一块。中国制造，占了我们GDP的绝大部分。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我们唯一做得成功的就是中国制造。再加上几十年来房地产的发展，让很多企业获得了收益。但是别的，我认为都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在创新方面，我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创新，我们必须到认识到这一点，在整个全球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挑战，而且我们做得非常不够。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创新做得很好，我们已经很满足的话，相信在座多数不会这样认为，真正了解创新的相信也不会这样认为。

今天要谈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问题，首先我简单谈一下中国制造的现状，毫无疑问中国制造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当中，成为一个主流了，这是值得大家高兴、自豪的。大家想一下，中国制造能这样快速发展，就是因为这些欧美发达国家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中国才能够迅速的发展起来。他的原因很简单，首先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能源资源等，所有的资源。其实，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得了中国制造这样一个大的规模。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解决呢？其实大家一直在谈，要靠创造、靠创新，要自主的知识产权，我们要培养大师级的人才，但这可能吗？在中国的环境下不可能。我这个话比较刻薄，是不可能的。很简单，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欧美的教育体制相比，尤其是美国的教育体制相比，我们有本质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我们整个社会，每个家庭强调强度读书是考分挂帅，填鸭式的教育方式。这样的教育模式，就使我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培养原创性的人才，也不可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有个别现象、少数现象，但是大部分人是复合型、应用型的，或者说是向别人学习、拷贝型的人才。大学，有很多的问题，大学和科研机构我认为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近亲繁殖的问题，中国称之为一流的大学，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二流大学都排不上，为什么？填鸭式、考分挂帅，还有近亲繁殖的问题，这使我们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学。在这样的基础上，你看我们谈创新？我们没有创新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和我们政府有关。我们的政府大部分领导人都是技术出身的，他了解、理解，骨子里是工程师，所以他觉得工程技术很重要，所以他也会强调。自然而然，媒体也会强调。我们要有核心的技术，我们要有知识产权，要做研发、做投入，还有我们的经济实力，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从现代意义上来分析他创新的根本在哪里。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研究美国这些大学他们做了多高深的创新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对像苹果、Google这样的企业，他们成功在与什么地方？只要对苹果稍有了解的，会同意，苹果很少做原创的研究。几十年来，苹果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进行最完美的组合。但是它组合的驱动力是什么？不是我们要做原创性的技术而做技术，他是从消费者、从市场来获取原动力。他们做的所有产品，都是在看消费者需要什么，消费者在用这些产品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为了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他们来进行创新，他的创新更多是从用户的消费心理学，甚至从精神深处挖掘他的创新。我认为中国的企业，未来不是传统意义上原创性的进行创新，而是从市场、从消费者的需要来进行创新。这种创新，我认为会非常有效的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也就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这里面的创新我刚才提到主要是用户体验的创新，还有一个，我相信在中欧管理学院也是非常重视的，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我这里要和大家提到一点，相信大家在各行业当中也看到这样的成功案例，从过去传统意义的一次性收益模式，到未来多次性、连续的收益模式，这个例子同样也是像苹果、Google的情况，Google，你每次点击都为他带来收益。苹果，你下载歌，可能是每天、每周、每个月会发生的事。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用户体验的创新是未来最根本的创新，而不是原创技术的创新。30年前像英特尔、IBM这样的企业，是从核心技术进行创新，那是有必要的。因为你做了这个技术，别人无法做，你可以靠这个技术打遍天下。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企业可以说他可以把所有的技术做出来。现在，你更重要的是找到市场、找到消费者的需求，围绕这样的需要作的创新。微软、苹果，其实他都没有在技术上进行原创，都是在商业模式、在市场的用户体验上进行的创新。

这里要重点谈的是IT企业的创新，电脑企业、通讯企业、家电企业，这恐怕是中国制造的巨大主题。中国大型的企业，像海尔、联想、TCL等，都是属于这样的类型，都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么多企业，其实都在生死线上挣扎。首先，这些企业要能突破，要走出红海。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包括对美国的企业思考、了解、分析，对中国企业的了解。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思考5C融合，其实大部分企业过去十几年也在做3C融合的问题等，未来要解决用户体验的问题，这必须要放在首要的核心任务里面。还有一个是商业模式的转变，为什么要用coetent？互联网上任何一个服务，都可能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或者家电，作为载体，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每位消费者。他带来的改变就是商业模式的改变。这是一个融合，这个非常重要。5C融合之后这样的产品、这样的服务，我认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创新，应该说我们有了很好的基础，现在全世界的电脑、手机基本都是在中国生产，可以说是80%以上了。现在我们要利用这样的载体，把非常好的、有增值服务的内容，把每个用户的环节和体验做到极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我这里要谈到的是创新，我们首先要在商业模式上创新，一定要从一次性的盈利模式变成多次的盈利模式，哪怕每次都是很少的，像Google，你每次看上去很少，可能只有几分钱，但是有了聚集效果，就很大。像Google、苹果，他的利润率、经济效益会远远大于中国所有的企业。稍候我会和大家说一个数字，比如苹果一家企业的利润，比中国所有的IT企业加在一起还要高。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里面的问题就在于他的商业模式的问题。我们在未来的创新里面，从盈利模式、从运营模式、营销模式、品牌理念等方面，我们要进行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创新。

第二个创新，比较务实、实用的是把现在所了解、掌握的工程技术、制造的能力提升，通过什么方式提升呢？不是在原创技术上进行提升，而是在设计上。这个设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设计，这个设计是用户体验的设计、商业模式的设计和工程技术、结构设计、软件设计等进行融合，只有这样，我们产品拿出来才会人见人爱，从消费者的内心深处打动他们，最根本的是要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举个简单的例子，手机这个行业我比较了解。经历了从电脑、到互联网再到手机，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手机的问题，是30年来，从摩托罗拉到诺基亚、到三星，他们前仆後继做了很多的努力，尤其是诺基亚。苹果，在手机没有任何的基础，这个我非常了解。苹果最初的团队，是我在硅谷的团队，卖给苹果，一开始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基础，买了外面的企业。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不是推讯技术，他们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是消费者需要的问题。他从根本了解了消费者在用手机碰到的问题，无线互联网通过手机上网，我也问心有愧，我做智能手机，做手机上网做了很长的时间，我认为苹果做好，就是真正实现了无线互联网，哪怕不是用3G的网络，用的是WIFI的方式，把用户体验做到了极致。凭无线上网，打动了整个手机用户。手机有很多的动能，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功能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有的时候，用的都恨不得把手机砸掉，因为设计得很差。苹果的界面设计，从本质上改变了技术导向的方式。iPhone成功，就是因为用户体验上做到了极致。相信这个创新只是开始，在手机行业，苹果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相信再过三到五年，他可能会占领50%到60%的市场份额。这一点，就是因为用户体验消费心理学的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看到苹果的产品觉得产品很简单、很简洁、很美。美，是外在的美。更重要的美，苹果的设计团队、市场营销团队所强调的是怎样不仅仅是在外观上打动消费者，更重要的是在内心深处。如果我们从心理上、从精神上打动消费者的话，这样的消费者对你一定是最忠诚的、口碑传播效果一定是最好的。苹果无论是用颜色还是用形状、用材质，里面每一个细节不光是做到外在美，更重要的是做到内在的美，有内涵的美。他那种气质会打动每一位消费者，打动消费者，不仅是外观好、视觉效果好，更重要的是触动到了内心深处。在座的如果有心理学家，一定会研究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现代最大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的心情很浮躁。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压力是巨大的。现代人类最需要找到的是内心深处的宁静，这是绝大部分宗教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很多人非常虔诚的信奉宗教？因为他内心找到了宁静。如果你的产品可以从灵魂深处打动消费者，让消费者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相信这个产品一定可以打遍天下，所有的消费者会热爱它。大部分人，最重要追求的是内心深处的宁静、那种美好的感觉。你在颜色上，对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感受有很大的差别，用红色、黑色、白色，用不同颜色的组合对内心深处是有影响的。像苹果这样的企业，他是在研究这样的东西。他不是研究我这个芯片是怎么回事，这个部件怎么做得更好，他是在研究消费者的心理上有怎样的感觉。如果这个做好了，相信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获得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成功，不需要我们追求。因为消费者会热爱、会追捧他。这就是未来所有的企业要进行的创新。5C融合，最终的核心是我们把消费者的根本需要解决了，然后需要好的内容、好的服务，每个消费者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商业模式做好了这个企业就会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中国的大学过去大部分以工学院为主，工程技术、数理化。未来，我们的大学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工程技术、科学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最根本的要求是每个人才培养出来要懂得，尤其是为企业服务的，要懂得消费心理、商业模式上着手，这方面融合进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用的。我们大学培养人才的时候，也要朝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迈进。我们怎样应用美国创造的好的技术、好的理论把我们的工业制造提升、精益求精，通过工业设计可以很好的起到效果。商业上我刚才和大家讲得比较多，每个企业的突破口，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从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有了这两个创新，别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的创新，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再去找什么样的技术适合于我们的创新需要？

这里举一个例子，TCL这是一个上市公司，我的数据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简单比较一下TCL和苹果的差别，应该已经超过2.4万亿，TCL是6亿美金。销售额是10亿，苹果是500亿。TCL的盈利能力只是苹果的1/150或者1/200。我们从销量、利润率的角度来看，200个TCL也顶不上一个苹果。IT行业，这么多企业，应该说是中国制造业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占的利润率非常低。

南京，差不多都是制造业，像昆山、苏州、无锡，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基本都是制造业为主。如果我们的创新可以带来1/100企业可以倍增。像TCL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产品的销量增长了一倍，市值增长了差不多十倍。增长一倍非常低。现在，在制造业里面，我们的利润率非常低，和苹果相比，在iPhone产业链里面，苹果占80%，富士康占了5%，别的企业加起来占15%。如果制造业可以从5%提高到10%，应该是有很大的可能。但是这个可能会带来怎样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未来应该全力以赴的思考中国制造业从5%提高到10%，中国还没有达到5%，相信我们平均水平还没有能达到富士康的能力。相信我们是从2%到3%，提高到5%、6%，这样我们的经济总量也会提升。这是我们要做的，而不是去搞什么云计算、物联网。当然，这些概念、这些创新是需要的，但这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制造业的问题。中国制造业问题的解决，我要呼吁更多的专家教授去呼吁、思考，要讨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经济的主题。如果这个我们丢失了，我们就没有这个基础了。中国未来50年就是要解决中国制造业的问题，可能50年后中国会不断的有新兴产业的创新，也许会引领世界潮流

我就先讲这些，如果接下来有机会我们再进行交流。

蔡舒恒：感谢杨博士精采的演讲，他告诉我们中国创新存在什么问题，从这个问题告诉我们5C融合是什么，也告诉我们要关注客户的需求和客户的体验。接下来有几位讲员，也会针对他们的背景提一些问题。在介绍他们以前，我觉得我也应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蔡舒恒，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全职教授，教授的是EMBA和EDP的战略课程，现在也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中心的主任。

第二位讲员是我在中欧的同事，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葛定昆教授。葛教授教学，也是EMBA、MBA、EDP都有涉及，是国内少数几个在企业增长战略方面有所钻研的人，这方面的课讲得非常精采。不仅有学界的经验，在业界也有丰富的经验。稍候会请他分享一下他个人的经验。接下来是刘建国董事长，他是上海奔腾企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家企业做得非常不错，我看他简历的时候发现两个关键的字——温州。我想了解一下温州背景的人到底是怎样进行创新，有什么特别杰出的地方？郑永刚，他是杉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他在吗？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他非常忙，是时装界的教父、原创界的人物。最后一位嘉宾是张捷副总裁，他是微创医疗器械(上海)公司资深行政副总裁。张副总裁的这家企业我去过，是一家非常奇特的企业，进到他们的企业，感觉像图书馆，到处都有书。这家企业做得非常成功，稍候也会和大家分享他们成功的经验。

先请葛定昆先生来谈，我问他的问题：创业者在中国进行创业，应该注意什么？如何把创新变成企业发展的DNA？

葛定昆：我和很多企业，在访谈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情况和大家说一下。我回来和400多个企业进行访谈，发现很多重要的问题。技术创新类的企业，太注重技术了。我们一定要客户导向，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我在北京、西安、上海、苏州、广东园区调研时发现，尤其是技术特别强的企业，他把最好的技术做出来，做三年、五年，但是外面的客户不需要，我觉得这是最头痛的问题，这是起步。增长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把管理看得太轻，他们以为我技术好了、有了产品，管理是自然而然会上的。但是有很多企业不是这样的。他可以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拿到第一批客户，但很难进入主流市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的管控模式、管理模式，尤其是竞争战略，只是为了一个小公司的几个客户服务，他们没有建立一个体系出来，为更大的客户服务。包括我发现的情况，在上海的公司就做上海的，没有想到，到了浙江、到了江苏、到了北京、到了四川，很多情况下是要用不同的方式做。我们有一个叫管控模式的复杂性，和你的管控模式的成本直接相关。很多企业建立的体系只够管小企业不够管大企业。创业的同学，尤其是我们的校友圈子，你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你要意识到管大企业的方式和管小企业的方式不一样的，如果你有这样的警觉，你会发现你会花很多的功夫建立比较大的体系，去支持扩张的企业。从创新的DNA来看，我们比较关注系统化的方式。很多企业有创新的愿望、做法，但是没有建立一个体系，把这种做法承传下去。通过培训、业绩考核或者人员选拔等方面，变成企业的文化。企业不是喊出来的，是你一旦界定下来需要一个体系界定下去的。

蔡舒恒：谢谢葛教授，点明了技术开发和顾客需求的落差，也把管理的重要性点了出来。

奔腾在国内高速成长，金融危机如何取得全球事业的发展？

刘建国：创新就像每天人的吃饭穿衣一样。你的发型、时装都可以不变，但是社会进步了，如果你不改变一些东西，不做创新，你就会变“老态”。创新是企业经营过程当中永恒的话题，这个话题很大。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先拣大的方向来讲。中国制造，这是中国近30年来积累的中国制造，积累下来能沉淀的东西很多。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希望马上成为美国，成为先进发达的国家？我们是否可以不做制造只做创造？我们做实业的，很具体，也很老实，但我认为不可行。就像一户人家，有五个儿子。有出去念大学的，有搞金融的，有搞投资的，最终金融危机风暴来的时候，大家发现老农民家里谷仓里的谷还是第五个种田的儿子割回来的。中国的制造业就是这第五个儿子，平时大家瞧不起他，觉得他很辛苦，每天种田，但他是正儿八经创造GDP的。

奔腾，这几年很务实，把自己的品牌逐步通过好的产品为每一个消费者带来体验、带来更多的东西。中国的产品，就拿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其实中国制造这几年进步得很快。像电饭煲，日本做得多好，去日本回来必须带一个回来。现在明确的告诉大家，中国做得很好了，不仅可以把饭煮熟，而且有逻辑曲线，把饭煮得很好吃。这些，我们不谈制造和创造的改变，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进步了。松下的电饭煲做得很好，但是中国有很多企业是松下几十倍的制造量，这是制造还是创造？我觉得这是创造的阶段，只是没有感觉到。日本的一些产品做得很好，但是份额小，那你就达不到原先设计的想法。中国从制造走向创造，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企业如果都把自己专业的东西做好，我想制造到创造也是一个平衡的阶段。奔腾也一样，我觉得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产品，产品好了就行。开一个餐馆一样，装修、服务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菜做得怎样。如果你菜做得不好吃，第二次不要钱请人家人家也不要来。中国从制造到创造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们会像其他的发达国家一样，需要慢慢的往前走，这需要每个企业的努力。

蔡舒恒：郑元帅，您提创新最高境界是战略上的突破和刷新，是否可以具体谈谈？

郑永刚：创新、创造，其实也是我们天天在思考的问题。我是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经营企业，80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人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吃，也就是粮食问题。一个是穿，衣服的问题。80年代的时候，我们特别羡慕刚刚刘总讲的一些日本家电，我们现在的家电制造和技术水准，其实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这需要有一个过程。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又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住，一个是行。其实，还是解决了人的需求。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进入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时期。我觉得，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个创新的主题。未来，什么行业最好？我觉得从中国的国情来讲，我们核心竞争力还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能制造出世界级水平的产品，这就是我们性价比，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这个基础上，我们下一步如何进行一个新的创新时期？杉杉，在80、90年代风靡全国的杉杉品牌主要是西装、衬衣、领带。97年我看到这个问题，服装品牌随着个性化消费、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杉杉作为中国主要品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未来会越来越全球化。你要找到自己的品牌设计和目标消费群体的定位，每个人不要想入非非，就想好自己干什么，未来干什么，应该怎么做？十年前我们就开始产业升级，开始从制造进入品牌运营、设计，然后我们和法国、意大利的企业进行合资、合作，现在我们有21个牌子，这个规模现在非常大。但是我们不像原来那么宣传了，这是一个时期。原来的时期天天宣传，应该那么做。每个时期做不同的事。品牌，是全世界人类共享的产物，世界奢侈品品牌就这么多，美国经济再发达，你也没有。日本经济再发达也没有。但是意大利人懒散，但他就做的是这样的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上海汽车集团如果做上海牌汽车，早应该倒闭了。他做了什么？做了通用、做了大众。通用，底特律的通用在申请破产，但是在这里第三期要改造，什么道理？我们有一个创新的过程。产业升级，从低档的制造业给印度、孟加拉、柬埔寨，我们要做高端制造这块，有品牌的、有技术含量的这块。我们在行业里面，走得比较高了，但很务实，这十年就是这么踏踏实实的做。

第二块，转型，98年底我到上海了。我这个人不是做服装出身的人，但我看到这个市场未来要做品牌、要做设计。我曾经做过中国服装设计是副主席，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其实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后面，我觉得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专业人士，未来越来越专业化，请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我自己出来以后怎么办？到上海，我们就在金桥这边，做了一个锂电池材料，这是三无产品，没有客户、没有技术，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龙头，这两年的成长、发展很好。前十年是互联网时代，后十年可能是低碳经济时代。我们赶上了低碳经济的产业。同时，我们在上海做了资本运作，主要是做投资，对金融、做PE、做理财服务、私募基金等，我们做了这些方面的工作，这是现代服务业，怎样做好增值服务？这两年的发展，企业不断创新，企业也不断的成长，也得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创新，对企业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创新要务实，要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创新。我不太同意很多人说走出去就走出去，我看过了，走出去的基本没有把钱赚回来的。什么道理呢？非常简单，比如国家的外汇储备投资，我们浮亏了吧？因为标准不一样。我们国企石油到140美元的时候我们开始布局，TCL、海尔走出去，我们觉得都是学习的榜样，但是拽回来了吗？没有。真正的中国时代的到来，不是我们的强大，而是对手出了问题。我们和日本伊藤忠是合资企业的，他们一个是老人智慧，还有一个是很死板，但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很优秀的。不过，他后面走起来就比较慢，缓缓的走。世界上哪有像中国这么有激情的？每个人都想做老板，全地球也就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激情和创新是独有的。创新，对中国人来讲，应该说中国人的时代到了，牢牢把握住中国的市场。特别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过程中，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两个，一个是人，廉价的劳动力做出最优秀、最好的产品。Made in China不是差的产品，是好的产品。我们的服装，世界上所有的大牌几乎都在中国做。我为什么要和意大利、和法国的企业合资？你最后还是买我的，都是中国人做的。像很多家电、很多手机，最后都是中国人做的。中国的创造，这个时期内，毫不夸张的讲，是世界之最。

蔡舒恒：谢谢郑总告诉我们创新要脚踏实地的做，要立足中国、根扎中国来做。他也认为，中国有很多创新的东西在发展，接下来我们请张总和我们聊一下。张总的企业我去过，有很多的创新东西，产品我也看到，我真的没有想到中国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他的企业发展非常好，请他和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做到这些成功的？

张捷：各位嘉宾大家中午好，请允许我简要的把我们做什么东西和各位做个说明，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到我们那里去看。我们是做健康产业的一家公司，主要的产品是通过人体上一个针刺的小孔，把一个高端的医疗器械送到你的心脏部位治疗急性心梗、冠脉缺血，送到你的脑部治疗中风，从手术上替代了传统的开心手术，替代了搭桥。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做糖尿病、骨科等的产品。这个行业的老大主要是国际上一些知名的500强企业，美国的强生、美国的美敦力、雅培等大公司。通过多年德艰苦创业，以微创为代表的一批民族工业和企业，在目前中国市场已经占了很大的份额，使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较小的成本使用这项高科技产品治疗复杂的病痛，治疗外科手术都很难解决的病。目前是每140秒，全世界有一个病人因为使用我们的产品救他们的命或者是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我也是中欧的学生，有必要向各位嘉宾、老师做一些汇报。我有一些感想，如果你要做创新创业，每个人的经历有限、学识、精力有限，你必须要选一个适合于你自己的方向，你有资源，有背景，有一定的知识架构，或者你可以组合，你不是做服装设计的，但是你可以组合这样的资源，一旦选准这样的方向，你就要痴心不该的坚定你的信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要做创新创业，一定要有这样的信仰。第二点，如果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一个互补的管理团队。我们一个人都干不了太多的活，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朋友，有成员一起帮助，但这个团队必须要有大家共同的理想、信仰做共同的事。第三，在高科技行业里面，我们觉得人才非常重要，必须要引进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或者有远大理想的国内大学培养的学生。我们发现国内培养的学生非常不错，刚才也有一位教授提到国内外大学的区别，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善于学习、肯学习，也是非常优秀的人才。第四点，高科技企业，不管是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现在有钱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我在国内也走了不少地方，和一些企业家做了交流。大家说，我们要坚持创新，我们要做研发，我们要技术更新换代，但是你看看他的财务报表，看看他的研发费用，在他整个销售比例当中占的非常低，在国内我看到是1%到2%。企业家、企业的管理团队是否可以坚持、持续不断的对研发进行投入？这非常重要。第五，要有一个真正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司组织架构，并要有非常清晰、科学合理的激励体系，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很难把核心人员、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有效调动起来，也很难把那些不干活，只是坐在这里享受的人赶出去，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第六点，刚刚葛教授也提到，之前杨博士也提到，我们也有体会。真正的创新来自于哪里？不是单纯的来自实验室，也不是来自半夜三更的冥思苦想，而是要真正的走近客户。微创，我们如何做创新？我们和医生在一起，派我们的工程师到医院和临床医生共同交流、沟通、学习，从中发现很多新的产品点。最后一个感想，要把这种创新的理念、想法，通过制度建设、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渗入到员工的骨髓，变成员工的行为，形成企业的文化，这样企业就比较好管了，运行也比较顺畅了。

以上是我肤浅的一些想法，谢谢各位。

蔡舒恒：谢谢张总。

接下来我会提三个比较大一点的问题，请嘉宾来进行讨论。当然，我们也会把一些时间留给大家提问。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创新的困难在哪里？第二，在创新过程中，企业要做到什么？创新的成功因素有哪些？刚刚在他们各自的企业分享当中都提到了，我想请他们进一步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郑永刚：创新的困难，一个是人才，一个是钱。我们在浦东的锂电池负极材料，我们和鞍山的碳素研究所，当时和院里合资后，把这些人才从鞍山全部落户到浦东，安居才能乐业，把他们的孩子上学都弄好，老婆的工作弄好，就这样做起来了。这时候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这技术同步发明，没有什么市场，差不多。10年后的今天，我们被日本的企业拉开很大的距离。我们做的是手机电池，人家叫研发一代、储备一代、应用一代，我们呢？就一代，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一个是人家有前瞻性，比如后十年，锂离子电池会进入汽车电池的革命，当时我们没有想到，因为当时的技术还可以，在全球还是比较好的。十年后就不行了，怎么办？现在我们是全中国行业里面的龙头企业，怎么办？指着这个东西。这两年我苦思冥想的，我不是科学家，但我作为决策人我要研究这个问题啊，如果做不到世界一流的技术，将来我不禁进入不了汽车动力电池的革命，还可能会被淘汰，这是核心问题。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核心就是人才问题。人家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人家人才培养也好、储备也好，如果你要去日本人才，一个是挖不来，再一个你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有一个途径，未来这个能源革命，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制造将来一定在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了，这时候怎么办？我一直跟他们谈。谈什么呢？谈合资，我们和一个企业谈了两年，最近谈成，很快会公告，我们进行合资。他的技术、我们的制造。这样，我们的技术一下子达到世界技术水平了。

我们还是要牢牢把握住我们的核心资源和竞争力，我做不到？我跟你合作。刚才和汽车集团的一样，北京制造奔驰，我和奔驰公司合资嘛。适当的时候，我们的技术肯定是掌握了，那你再创造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全球都会认可。

第二个事情是全球资源整合，我走出去，不是办工厂。未来的锂资源，阿根廷、智利等大的盐湖，现在争夺的人非常多，要做钾肥等，我们去那些地方，全球布局资源。宝钢的生产能力和技术都很好，但是铁矿砂被卡住了。

刘建国：我和浙江老乡意见有点不同。刚才讲到创新最大的难点是什么，郑总认为是人和钱，我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三个都是中欧的学生，和郑总是同学。

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瓶颈是观念，创新其实不需要资源。美国最大一个富翁讲过：人财富的贫穷是暂时的。我说我今天没钱，但是我的观念是富有的，你会通过很多的方法、通过你的努力、勤奋实现。但你说你自己有很多钱了，你没有意识到自己贫穷的时候，观念贫穷的时候，那是一辈子的。

一个企业，最困惑人的是观念的贫穷，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很落后，你认为自己很好啊，没有意识到要创新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前不久，我们收购了全球高尔夫最大品牌的球杆，我们和他们一接触，真“老”，不是说年纪老，是观念老，老得都扳不动，有时候我们不可想象。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坐在那里吃早餐，我坐在那边没有餐具。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中国的服务员马上就把东西都给你了。我当时坐下去，跟她示意，她给了我一个盘子。我说还要桌布啊？他给我一个桌布。我说刀叉呢？她再给我刀叉。我为什么要收购日本那个企业？那个企业很落后，我们把我们的系统打给他看一下，我们可以在全国在一个平台上做研究的，把他们看傻了，他们太保守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已经到第三代经济了，创业元老的冲动已经退出舞台了，第二代也退出，现在第三代在做这种事。第三代，缺乏创业的冲动和精神，也接受了第二代和第一代的规范教育，“坐好，手这样放”，他就这样放。开一下午的大会，他们的手就一直这样放，一动不动，中国人做不到的，不上厕所、不喝水，中国人肯定做不到的。但是他这又受到上一辈观念的教育：要规范、要认真。我认为，我们资源配备方面很需要，但是我觉得中国在创新改革方面，要突破还是核心观念。如果你的观念贫穷，没有创新，你有钱也守不住。我想，中国进步的同时，还需要理念的刷新。经常我们讲，一辈子不要做很多件事，只能做成一件事。教授，我做成了就行了。你做教授，还想做画家、还想做书法家，还想做歌唱家，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中国企业，在改革、创新方面要进步的核心问题是理念的问题。

葛定昆：两位讲到人、资源、观念，我非常赞同。创新，还有一个是环境，环境方面我谈三点观察。全国跑得地方太多了，见了很多的企业。大家把创新作为国策，但落到实处的地方很少。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不匹配的。我们都知道国家心里在讲创新，但一些采购政策、地方政策，是和创新背道而驰的。我刚刚从苏州回来，一位校友企业做医疗设施的。他举国家社保局对报销医疗设备的界定，如果是纯进口的4000块一套，合资的3000块一套，本土做的不能超过3000块，最多2500。国家政策方面、不同的层面应该呼吁一下，我们做创新政策第一是不能喊口号，第二是系统工程、税收、财政、人员都要配备起来。

刚才两位校友讲到我们市场很大，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很多情况下，我发现我们是一个大的国家、小的市场。行政干预把我们巨大的市场切成一块块的，划块扩张的时候交易成本太高了。一个月前我们一位同学的企业准备上市，他让我去做独立董事。我开董事会发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他们把一个街道搬到另外一个街道，结果街道就不让他搬，因为这样税收就走掉了。后来他说，你让市长写一个条子，注册地不变，税收不能走，你可以搬走。后来，他就是注册地还在老地方，办公室搬到一个漂亮的楼里。

第三点，昨天我们和一位记者聊天，就是信任在中国值多少钱。郑总讲做品牌，一个有品牌的服装，在中国的价格可能是在欧洲的两倍，至少是两倍，有的甚至是两倍以上。为什么？路易威登的包、欧米茄的表，为什么贵这么多？记者说，中国的高端消费者为了买到真货，愿意付出溢价。这说明我们国家的诚信体系，对好东西的保护是缺失的。所以消费者很愿意花很多的钱去买一个真的东西。以前一位同学是做路易威登的包，我说有这么多假包，你怎么做？他说我不愁，真的是喜欢我这个包的消费者，他会愿意花一万元买我的产品，而不会购买其他的产品

如果这些环境都好了，我想我们的创新也会更好。

杨兴平：这些都有，首先是政府，政府的观念是有误的。到目前，政府还在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企业进行原创，这还是主导，观念上其实是有问题的。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创新，创新更重要的是从消费者、从市场、从消费模式创新，这是中国人最适合做的。这方面我们学习美国，我们可以很快的学会。但是在原创的基础上，为什么我们做不好呢？因为人才问题、资金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无法像美国培养出真正可以做原创的，但我们又有个别有创新能力的，但是我们整个社会环境、社会体系，无论是从小学到高中还是大学，还是我们的研究机构，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原创能力，或者说基础是比较差的。资金也是很大的问题，中国任何一个类型的企业，你要和世界上其他的企业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真的是这样。我们井底之蛙，如果不真正的去看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我们比较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是鸡蛋碰石头，无法和国外的大型企业去竞争。无论是人才还是资金。美国的英特尔、苹果或者像Google，他所投入的研发经费，可能比我们中国这整个行业投入的经费还多。而且他可以持续，我们中国有哪个企业可以这么多资金的持续投入？不可能的。创造这块，我们必须要脚踏实地，我们制造业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哪怕毛利率从现在的2%提高到4%，这和苹果相比还是很大的差距。但是从2%提高到4%，这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的创新，要向日本人学习，向德国人学习他们精益求精的精神，他的产品确实做得精致，能做到消费者喜爱，这些问题如果我们都可以解决，那未来我们中国是有机会的。逐渐把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提高，导致我们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能源消耗等问题进行扭转，这是中国要做的事。

蔡舒恒：非常谢谢杨博士为我们做了小结，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从人力资源上来看、从资源来看，从理念和观念上来看，还有大环境。当然，杨博士也对我们有所期许，希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能多鼓励，多投一些研发，我们做企业的能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贴近顾客的需求，做得越来越精致。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一般来说吃饭之后大家昏昏欲睡，但希望大家今天下午不会这样，因为我们会讲一些特别有意义的话题。像今天早上，我们谈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想成为一个创新性的国家，那政府政策的重要方面，就是要去支持那些新兴的行业。所以，在中国到处都有高科技园区。今天下午，首先由刘小龙先生为我们发表演讲，他会以高科技园区为平台，促进新兴行业的发展。刘小龙先生说这个话题再合适不过了，刘小龙先生现在是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上海张江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现在，他工作的区域是张江，离中欧也不远。事实上，他在这个行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是我们上海电子工程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同时也是上海工程科技大学的老师，也是上海外高桥自由贸易区的领导。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话不多说，欢迎刘小龙先生。

刘小龙：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把中国的高新区打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平台。上午有两位发言者谈到了苹果的案例，不厌其车模故窍胩柑刚飧霭咐６云还飧龉疚颐怯懈伲衔绲难钕壬档氖菸胰衔亲既返摹８皇靠14连跳，换来的价值是5%。10万人占5%。15%是驱动芯片、显示软件构成的供应商，也有一部分在张江，他们都是苹果的供应商。80%的价值，是由苹果公司自身提供的。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苹果到底在卖什么？

首先，杨先生讲得很对，人的最佳体验。他用黑白两色，这是人类永远的流行色。这把人类心灵当中最深处，追求安全、安宁的体验给挖掘了出来。第二个，苹果的技术特点是它的一个重要卖点，但对于所有的ICT行业来讲，苹果的专利并不是最多的。它使用了大量的成熟技术，但我们注意到，在整个对人类生活方式、交易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方面，他提供的是最简便的一种方式，最简洁的一种方式，这是我们认为苹果最巧妙的把技术和商业相结合的一种方式。第三，再看看苹果的整个商业模式当中，他的开放式软件平台，已经成为美国在这方面公司的潮流，比如说另外一家公司做社区网络的，Facebook过去三年他的开放平台对所有的软件开发商开放，由于这个原代码的开放，可以让这些所谓各路草根英雄，在这个平台上提供超过55万个应用软件，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扇面，在这个扇面里面所有能利用这个操作系统和开放式原代码的供应商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做软件开发。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扇面是什么呢？苹果对于消费者开放式的平台。这张照片是浦东苹果直销的专卖店。一个扇面是海量供应商，另外一个扇面是追求个性化的用户。这种平台的研究我觉得是目前美国ICT行业大公司在全球资源撬动方面非常经典的做法。第四，苹果卖的是美国文化，乔布斯本人两上两下，第一次离开苹果的时候，当时苹果整个商业模式极为僵化，是一个封闭的商业模式，不愿意开放。所以当时苹果的价值很低，当时英特尔对它的评价，苹果已死，是一个烂苹果。乔布斯被董事会请回来的时候幡然醒悟，做成一个开放的苹果。乔布斯身患胰腺癌后，凭他的惊人毅力，配合治疗。这样两上两下构成美国英雄主义的故事，苹果是集平台、集开放、集文化为一体的整体销售模式。因此，我们看到今天上午杨先生所讲的，整个利润和中国全部IT公司的整体利润相当，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价值，我们认为对所有从事中国IT的企业来说，具有绝对的震撼。我们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这个过程，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警觉。

第二个案例，在低碳产业方面的“高举高打”。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星期的时候美国怎么做？05年《京都议定书》发起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加入，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回想起来，美国政府没有做好准备，美国的企业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从那时候开始，美国大量的风险投资纷纷投入到了低碳行业。经过五年的发展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产生了：第一，太阳能光伏和光热领域，几乎所有高端设备和供应专利是由美国公司开发的。第二，在风能领域，2.0和3.0兆瓦的大功率风电技术是美国首先提出的。第三，在生物制能源和新型电池方面又是由美国公司控制的。第四，在煤电碳捕捉和风存技术方面也是由美国大多数的研究机构提出的。第五在核电的专有技术和碳排放的检测、统计技术方面，几乎也掌控在美国企业的手中。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五年，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但是为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资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是一个大的国家战略。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法律的准备方面。09年6月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09年9月，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就业于美国电力法案》。这是美国立法通过的东西，在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起的时候，美国政府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立法。

第三，资本市场准备。碳交易市场美国主导，提出了碳交易货币、碳权投融资、碳期权期货等。我们看到2012年如果达到1400亿欧元的总价值，那将直追石油期货市场，这是美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做的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舆论准备。2009年1月，美国政府做了一次盖乐普民意测验，民众对气候问题的认知率达到97%。同月奥巴马签署了7870亿美元的《美国经济振兴法案》，其中600亿美元是用于激励新能源和节能减排领域的。最近还有法案，针对某几家企业提供技术援助和资本支持。09年4月，奥巴马总统强调美国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是绿色的低碳经济。7月美国两位华裔部长来中国展开所谓的亲情外交，主谈碳减排和新能源经济。7月底，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题也是签订有关气候变化的备忘录。8月，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赴任前奥巴马明确指出，碳减排是当今美中关系的重中之重。09年10月21日，奥巴马和胡主席进行了电话讨论，主题也是碳减排。10月奥巴马总统访华也是在谈碳的问题。我们认为，美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做法是高举高打，技术准备、法律准备、资本市场准备、舆论准备，章法明确，路径清晰，目标非常非常坚定。

问题是中国的高新区如何应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全球化的竞争里面，我们怎么办？我们提出的基本策略，第一，抓高端技术，打低端市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策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张江2010年上半年的手机、芯片发展来看。张江一大批IC设计公司，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飞速增长，这个增长不仅仅表现在中国市场上，而是大量产品进入到了印度、俄罗斯和南亚市场。这种快速的增长说明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在某些点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而这个突破表现的就是产品的技术性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在8英寸的晶圆上，美国和日本公司能解决的在摄象头方面的芯片是2000个左右，张江的企业可以做到4000个。我们销售的价格，就等于美日企业的成本价。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所谓的真正的市场，这个市场主要表现在我们是把金字塔的底部做大，在一个合理利润的情况下占领市场，逐步增加我们的品牌知名度，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山寨打败名牌的格局。第二我们看到，大型医药公司的研发、投资、销售、结算、总部等设在上海的很多公司开始出现了一种反向创新的模式，这个反向创新是什么呢？从目前的小分子药来说，大概全世界95%的小分子药是由全世界16个大药厂提供的。中国在西方的药典上能被承认的药不到10个，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在过去的10多年里面，张江的企业经过长期努力，大概培养出了50个一类新药，160个正在二期、三期临床做最后研究的新药，还有40多个在美国和欧洲做临床，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大量的药物在研究到临床阶段以后，没有办法产业化。要么被欧美公司买去了，要么停留在实验阶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中国有大量的民营药厂，没有新药的研发能力，一味的在做仿制药。一家药厂，他销售额达到200多亿，但是它的利润呢？不到10亿。按照销售收入和他的利润比来说，利润微不足道，和西方大药企业的利润率形成天壤之别，我们的价值链还是在低端。今天我们突然发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国的民营药厂开始进军上海，在上海不是建厂，而是建研发中心，建投资中心，建销售中心。这些药厂有四大特点，第一大特点有中国自己长期从事中医药产品的品牌。第二大特点，有遍布于中国2000个县的销售网络，这是跨国公司没有的，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打县医院。第三，有非常好的GNP生产线。第四，有钱、有现金，最缺乏的是什么？研发能力，新药的研发能力。这种结合，使得大药厂在张江发现了他所需要的新药，他可以用他的GNP提供临床用药，而研发团队找到了未来商业化的渠道，找到了资本，找到了生产环境。这种结合就有可能使中国在新药研发、销售等方面走上一条长期稳定健康的道路，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二、抓投资环境，破政策瓶颈。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层面要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突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类制度性约束。核心的是两个，第一是准入，很多领域不准民营企业进入。我们还没有恢复双重国籍，印度2005年就恢复了，大量海外人员恢复双重国籍，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进行更长期的研发。第二个问题，税制。我们的税收一定要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来调整。第三，抓重点投资，解体制之困。特别是国有资本要能在早期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国有资本要改变转念，改变评价方式、改变决策模式、改变动力机制，最好的办法是两条，第一是资产证券化，上市。上海的国企，70%没有上市，如果能上市，情况会完全不同，可以和国内的资本市场进行有效的结合。第二个办法是多元化、民营化，和民营企业结合起来。这样上海的国企、上海的大国企，就有了长期发展的空间。第四，我们希望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小企业的各种困难，特别是资金的困难。抓领域任务，造航空母舰。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伯乐。第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引进人才，更需要在现有团队基础上培养、叠加和整合。第六，中国需要进行基本教育的改革，改革应试教育、改革学校评价、改革教师晋升制度，开放双重国籍、开放移民制度、开放户籍管理。

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加以解决，中国才有可能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下一个时代真正走上强国之路，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先生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您刚才给我们讲述了对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方面的一些看法，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讲话。

在最开始的时候为我们介绍了苹果的一些做法，同时强调客户体验，后来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技术，特别是关于他所在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及他自己的体验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新兴的技术，除了技术项目外值得我们关注，同时也要考虑人性方面的技术。我们看到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可以建立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去支持这些新兴行业的发展，同时您还提出了双重国籍的政策支持，我们看到，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会让我非常受惠，我也希望有中国的国籍。

观众：刚才您说的非常振奋人心，刚才您说的双重国籍改革，目前状况只是我们的想法？还是从国家层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意向？

刘小龙：关于双重国籍的问题还没有突破，现在是这样做的，首先是千人计划。千人计划还是一个层面，指中国人取得了海外国籍后回国享受国民待遇。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他都可以。尽管张江有300多印度的朋友，他现在要申请中国国籍还不行，但随着中国的开放，这个问题会逐步解决。千人计划是一个开端。

第二，我觉得教育改革方面，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突破。过去大学的教师在职务发明的问题上，往往占劣势，现在职务发明的比例在提升，有的大学可以提升到40%。像美国就更多了，东部的一些学校，波士顿大学教授可以是60%的专利享有者，学校是40%。我们还在推动什么呢？专利如果半年内要卖出去了，当然大家就分钱了。如果半年内卖不出去，这个专利应该全部归教授所有，美国很多大学是这样做的。这就加快了专利的流动性，这对教育体制来讲是很大的推动。中国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革对教师的评价，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教授？不是光看论文。很多美国大学，是看你能培养多少在一线实践的研究生，你能带出多少个风险投资公司？你在市场上能融到多少钱武装你的实验室？这是真本事。教育要改革，一定要把现在的评价体系推翻，把我们的应试教育的指挥棒折断，这样中国的创新基础才能打好。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观众：关于国有资本进入风险投资的问题，我们是在张江的企业。听说现在国有资本本身要做评估等，很难。现在我们本身也在融资，也有张江国有风投想进来，我们比较为难，因为有其他方的VC比较反对。因为一旦国资进来，首先找不到真正的老板是谁，真的要做决策时，决策做不了。另外一个，要做股权转移、变更的时候非常困难。我刚刚看到有一张PPT是讲这个问题。是不是明确有政策？有没有法律的政策出来？

这个问题问得太棒了，慎重的宣布，刚刚我说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在张江已经得到了解决。刚才王博士提的问题，他的公司我们投资了，他也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我们评价很长时间。现在我们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观念问题，国有资本是否可投资风险项目？过去是不可以的。国有资本的理念是什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这样要求。风险投资，是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投资，叫风险投资。国有资本现在从上海国资委和浦东新区国资委同意国有资本可以进入风险领域。我们公司有两个，一个在上市公司名下叫浩晨基金，有25亿。有一个是在张江集团下面，叫张江科技投资基金，也是25亿。这两个基金去年和前年投了17亿，今年估计要投到25亿，我们可以投。第二，怎么投？过去对国有资本进入风险项目最大的困惑是评价体系，国资评价过去是三种方法，成本法、时常发、未来收益法。但是对风险投资来说，全球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赌原则。大家要谈一个未来的预期，如果达到了我占多少比例，达不到我怎样。这是商业谈判和大家取得未来市场共识的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国企的评价体系里没有。现在上海做得很好，上海市国资委和浦东新区国资委已经明确，现在我们和投资团队谈完的价格，在国资委只要备案就可以了，评审中心备案，不再对我们现在的评价价格进行重新的认定，完全尊重市场的做法。这和国际上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我可以告诉你，有些项目我们投了，国际上一些风险资本还没有投。第三个变化，我们现在投资的项目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早期的，在天使阶段。往往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就先投了。比如在十年前，当时我们的院长就是风险投资者，那时候在硅谷，也许你和风险投资人谈15分钟，人家就可以甩出200万美金给你。今天在硅谷，您绝对与不到这样好的风险投资资金，风险投资的介入时间大大延后了，因为他不愿再做风险太大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不同，中国充满机会，大量的小企业希望得到机会。今天政府正在扮演着一个风险投资的决策，我们在早期基金就可以介入。这是国有资本很有价值的地方。最后一个，我们是否可以快速做出决定？可以。国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现在是按照董事会管理的办法，我们两个基金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和所有风险资本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尽职调查，专家委员会提出客观的意见，投资决策委员会独立的判断，最后董事会决策。这个决策过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完全不管的，由这个团队构成。而且我们的团队现在是实施配投的，完全按照市场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放进去，这类的投资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人没有什么两样，完全可以看成是市场风险投资主题和你合作。这一点，相信我们有合作的机会，大家一起努力。

Kwaku Atuahene-Gima：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刘先生刚才发言的时候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讲了很多中国的制药公司，有很多的转递等，但商业程度很低，很多的东西还都是在做仿制药。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研发本身并不是创新，一个组织本身必须要有正确的流程和环境才能够把他们的专利转化为有用的产品。你这样做，面临着来自内部、外部的挑战，我们怎样把这种组织让他更创新？把思想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

我在中国做过一些研究，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做得不是特别好，也就是说我们见过很多中国顶尖的CEO，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创新是企业生死攸关的关键？95%的企业都说，是的，那是我们生死攸关的关键。下一个问题，问你们多少人简历了正确的流程和思维方式，来确保你的企业能有创新？结果只有15%。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多CEO害怕创新。第二，很多的CEO不想开始做这个，他缺少领导能力。今天下午我们的讨论当中也会涉及到这个话题，我们的嘉宾会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有四位尊贵的嘉宾在这里发言，第一位是王震先生，他是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第二位是茅理翔先生，方太集团董事长。第三位是Iman Stratenus，TNT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Peter Zykes先生，陶氏化学大中华区总裁。

我们之前征集的一些要给他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王震先生的，政府推动了哪些有利政策进行创新？推动上海的创业创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和问题？

王震：现在从总体来说，上海也好、全国也好，对科技创新创业，都有相当的支持政策。从政府的层面，主要是营造一个整体优化的科技创新、创业环境。从政府的层面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营造一个扶持科技创新创业的平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创新的魔咒，内忧外患。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主要着力于外环境的打造。创新和创业是分不开的，我来自创业中心，所以创新创业是一起提的。政府从打造、扶持创新创业的平台角度营造了各载体建设，包括从孵化器的建设，包括科技园的建设。另外一方面，从资金的角度来说，从企业成长的各阶段，政府有相应的引导性支持，包括创新基金的支持，包括前端的，从最早的大学生创业基金的支持，包括后端像小巨人项目的支持，小巨人是上海特色，对科技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时的一个支持。第三是政策的支持，政策的支持主要来自于税收政策，以及和税收相关的扶持政策的相关支持，大家知道的可能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其他可能还有落在各区县地方政府的支持，包括在孵化器里。在座的可能有一部分企业是在孵化器里，在孵化器里可以享受对科技创新创业企业的一些特殊支持条件，对有比一般成长性的企业有更多的支持条件，在企业困难的时候可以雪里送炭，为企业的成长提供一些有益、有效的支持。

第二个问题，政府支持企业当中面临的问题，应该说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还是引导性的支持，按照目前的政策导向，主要还是以企业为主题的创新。应该说企业的创新是市场导向的创新。按照目前相应政府的政策导向，我还不是制定政策的，从政策导向来看逐步趋向于市场导向的、政府引导的支持，但前提是以企业为主题。据我所知，现在市科委对科技小巨人企业发展后期，今后会有一个后补贴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根据你创新的投入来给予一定的后补贴。科技小巨人是指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从前端来说，我们在做创业苗圃，在国外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到孵化器里培育，但在中国要成立一个企业才可以支持。现在我们要改变上海白领文化的格局，鼓励创业，怎么实现？你有一个创业IDEA，就可以到上海创业苗圃享受免费的公共服务，3到6个月，长的可以到1年。除了享受到一些公共服务外，还可以有一些专业支撑，同时会有一些资金的支持。这个资金的支持，可能在上海、在全国是有突破性的。这里面有一个前提，以创业者为主导的，给你一个资金的额度，按照你自己的商业计划书来运用资金，当然所在的苗圃、孵化器要做相应的工作，但是主要是你自己的创新投入。刚才提到的政府支撑创新，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是如何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包括对资金的支持，还有前面嘉宾提到的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这些都在努力探索的，目前来说这些环境在逐步的改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创新应该是在平等的环境下发展的。

Kwaku Atuahene-Gima：很多企业不愿意在研发方面投资，研发方面的投资周期很长，方太如何实现了高回报的研发？

茅理翔：我从企业的角度谈一下方太对创新科研方面的两点思考。第一点，方太为什么在创新科研当中会进入大投入、高投入？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很多制造业都觉得比较困扰的情况下，方太还是坚定不移的在这方面进行高投入，是基于两点原因。第一个原因，方太的愿景是要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世界一流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我们的方向、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你必须要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品牌、世界一流创新研发的能力，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需要一个常年的投入，大量的投入，是积累、培育的过程。第二是方太的定位决定的，方太有三大定位，专业化、高档化、精品化，这三大定位决定了方太必须要有极强的产品力。要有极强的产品力，就必须在创新科研上有比较大的投入，一是我们在每年的销售收入不少于5%作为创新投入，二是我们建立了行业唯一的国家级研究中心，方太研究院，拥有大批行业顶尖的技术人才，我们不断的研发新产品。一方面在市场上源源不断向市场提供顾客需求、引领行业潮流的新产品。同时，我们也储备了大量的技术产品，三年的、五年的，乃至现在我们搞了一个20年以后的未来厨房展示在世博会的沪上生态家。这是我们第一点的原因。

第二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方太如何进行高投入，力争做到高回报，这个也想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因为高投入，不一定会有高产出，高回报。但是你不高投入，肯定不能有高回报。方太尽量做到高投入能够在高回报当中做到五个把关：首先，我们引进国际最先进的IPT的集成研发体系，有产品经理、项目组成员、工程师，从不同的角度对顾客进行调研，洞察顾客潜在需求，做到自己产品线的规划和技术研发的规划，在这两个规划及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再进行立项。第二个把好投资关，我们对立项之后的项目投资，进行投入和产出的审慎评估、严格把关。第三是把好技术关，对IPT的技术关键点进行技术评审。第四是把好时间观，我们公司制定了创新流程和产品研发的流程，整体把握和控制整个项目进展的时间节点，保证产品研发的时效性。第五个是把好激励关，你研发出来的产品上了市，按照市场上的效益、回报和研发人员的奖金充分挂钩，这样就激发了研发人员能持续创新潜力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在做的具体工作中的几件事。

我们建立了行业唯一的国家级技术中心和方太研究院，大量研发产品。我们也搞了全球最大的厨电实验室，还有两个国家级的实验室，这样保障了我们的科研成果产业化速度和市场化效益，同时我们还承担了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支撑项目，搞了20多项的国家级行业顶尖技术，的国家科技部、建设部的合格验收。所有这些，都是方太十五年来能够把创新研发的高投入作为方太的一项重大战略来抓，通过这样的高投入使方太得到了比较好的回报，塑造了中国厨房领域的第一品牌，在市场高端份额我们遥遥领先，方太也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同时我们在中国市场里面，价格和西门子同类产品卖得高，而且销量比他好，我们在超越跨国公司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努力。特别是在当前，整个中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受一场严峻挑战和考验的时刻，我认为作为制造业的企业还是大有前景的。关键在于你自主品牌的创新及自主技术的创新，一定要迈开新的步伐，谢谢大家！

Kwaku Atuahene-Gima：说得真好，谢谢。第三位发言人，是Iman Stratenus，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创新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和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要创新有什么样的创新？

Iman Stratenus：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是做什么的，比如像苹果的精美产品，他的快递有很多是由我们提供的。毕竟这个精美的产品，必须要提供到客户的手里，这个快递是我们做的。创新，是技能和意识的结合，两者可以结合得更好，效果也会更好。重要的是所有员工的心态，其实是推动我们在服务业创新的一个关键。比如在制造业，人们可能非常积极上进，但其实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能推动客户的体验，这是制造业的特点。服务业，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我们很多的客户跟我们员工有直接的接触，比如在客服，要接电话，还有寄送、销售人员，我们整个的团队，甚至发帐的帐单部都和客户有直接的联系。当然，我们还有内部的客户。我们走的这条路，是要推动所有员工改变他们的心态。当然，在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能够吸引并保留住我们的人才？但是在服务业，如果你能推动客户体验，如果你能有非常乐于投入的员工，你就可以与众不同。我们希望我们的公司，可以成为在中国人们最愿意为之工作的公司。不管外部还是内部的客户满意度，这个非常重要。所有人的奖金，不是和我们的财务目标挂钩，而是和客户满意度挂钩。我们认为，客户满意度最终可以提升我们的财务表现，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是正确的。我们通过用一系列的模型和指标来衡量我们的文化，比如是更以社会为导向还是成功为导向？我们衡量公司的文化是什么，然后问整个3000名员工我们又怎样的公司文化。通过这样的方式，设定我们的文化，知道我们公司想成为怎样的公司，再接着我们围绕这样的主题设计各种各样的项目。比如我们在全国做过数百场的文化之旅，这样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公司的员工能谈论公司的文化、价值、使命。而且我觉得这更是倾听之旅，而不是谈话之旅。像我这样的人，我更多的是在倾听而不是在谈。我看一下，我们的员工在团队工作当中做得怎样，在主人翁精神当中又怎样？能倾听他们的故事，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多投入，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价值观有多大的认可度。

在这个屏幕上，大家看到的是一张图，我如何看待我们的组织架构？也就是说，我不是在看我们的传统组织架构图，因为这个组织架构图，不管对上层还是中层来说，都是非常令人头疼的，这是我看待我们组织的一个新方式。这个图，是根据一些软件做的，是衡量人们间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渠道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通过友谊、你是从哪里获得的信息？你觉得谁是你眼中的专家，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来看一下人们间的连接。看看谁是我们公司内部主要的联系人，我们就会发现，在3000人当中，50个人是人脉的集中点，公司的新闻、影响力，他们都是最大的。这50个人，我们管理层和他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我们做项目的时候，让他们参与部分项目的设计，希望让这50个人可以和公司想要实现的目标密切结合起来，因为他们是在我们公司中影响力巨大的任务，尤其是文化方面。过去几年，这的确是推动了我们公司绩效。在我们间，有这种信任，这种信任能推动我们员工的投入，而这样又能提升内部客户和外部客户的满意度，有了客户满意度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财务保险。如果我们在某个办公地点有更高的信任度，这个地方显然他的绩效表现最好的。制作这张图的软件就是在上海开发的。我们使用了这样的软件，这个软件本身也是在组织结构设计方面的一个创新。5到7年前中国的团队还是要赶上德国或者英国的公司，但现在呢？中国的团队却对其他地方的团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我们中国在重新设计我们的业务模式及看待我们业务的方式。

观众：我想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中国物流行业的现状？第二个问题，我知道TNT收购了中国的TNT华宇，您是怎样把这家公司快速融入TNT？现在很多国外的物流公司进入中国，比如说TNT、UPS等，你们怎样和他们竞争？面对国内的物流企业，你们又是怎样竞争？

Iman Stratenus：谢谢你的问题。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客户体验是我们的竞争武器，我们有很多值得尊敬的竞争对手，我们是基础设施加上流程，我们有大的流程来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和竞争对手间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当你衡量客户需要什么的时候，当中有很多情感的因素。有的时候，你犯了一个错误，你甚至可以为此打造一个忠诚的客户。当你犯错误的时候你如何纠正你的错误，和客户并肩作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我们在竞争当中可以脱颖而出。

如何看待中国的物流业？这个话题很大。我觉得，中国的物流业越来越专业了，国内、国际的物流业有巨大的区别。国际的物流业越来越快、越来越标准化、越来越有效率。对中国经济来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供应链，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提升效率。当然，一方面中国要有一个有效的归管，但也要同时又一个快速的供应链。

我们购买华宇，是一个最好的决定，初期阶段没有整合进来。之所以没有整合进来，因为我们的国际业务增长很快，华宇在国内业务做得很快，如果要整合，就会让我们的公司变得很复杂，只会向内看而不会向外看。我们是两者并重，两个不同的团队，国际环境上举头并进。我们不是过度强调协同增效，除了交叉销售。比如我们有一些国际销售，他们在中国内的业务我们就引见到华宇，交叉销售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我们把国际的客户交给华宇，华宇把国际业务交给我们。我们尽可能利用双方的优势，而且我们也会做IT整合、运营整合，时机成熟的时候会做进一步的整合。

Kwaku Atuahene-Gima：公司希望加强他们的创新能力，有很多的美国公司都是到中国创新的，是为了中国进行创新。陶氏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

Peter Zykes：我们要在中国进行创新，为中国创新，很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都是有各自的目的、各自的战略。谈到陶氏，我们的业务目标是针对中国的本土市场，我们在这里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在中国进行销售的。所以，我们100%的销售额是在中国实现的，我们的员工99%是中国本土的员工。尽管说陶氏听起来这个名字像外国公司，事实上，我们本身这个公司更像是一个本土公司，我们这种文化也是国际和本土非常好的融合。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能够激励我们的员工。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还不错。陶氏，一直是一个以科技魏本的公司，而且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公司。因为我们是石化业。我们一直在想，如何可以让市场更有效的连接？在中国当然是指和中国市场的有效连接。

在过去，我们曾经内部有非常出色的技术，但是找不到这个技术的应用点，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市场或者说找不到合适的盈利空间。本来我们是说，如果你去设计好一个产品，自然有人会来。但现在来看，情况并非这样，至少说你有了好的产品，未必能卖到好的价格。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真正的客户需求和我们的研发能力密切结合起来？我们在新的上海陶氏中心，开发了一个叫客户创新中心。如果你到我们的中心来，会看到更像一个幼儿园的教室，而不像一个办公室。在这个中心当中，我们能和客户一起坐下来，有一种不同的对话，进行不同的体验和合作。能摸一摸、感受一下产品，你以和传统不同的方式互动。我们想做的是挖掘出客户的需求，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进行深层的挖掘才可以知道他们真正的需求，这可能和他们刚开始口头宣称的是不一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创新目标。但是我觉得，要能和客户的需求真正连接起来，能和市场连接起来，能把他们和我们的创新挂钩，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观众：想了解一下陶氏的收入，在研发当中的比例占销售收入多少？您是否有自己员工出去创业，成为陶氏的竞争对手？

Peter Zykes：感谢您的问题。我们整个全球收入在去年年底是450亿美元，此时此刻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占了其中的8%。近年来，我们尽可能将我们研发的商业价值进行量化，过去，我们没有严格的做这项工作。这样一个研发的价值，基本上是在280亿，但我们也根据风险进行了调整，取决于很多的要素。根据风险加权对他的价值进行评估，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很高的严谨度。看起来，创新和严谨这两个词似乎不能协调一致，但我们觉得这两者一定要相辅相成。我们有研发的潜在项目时，要根据我们相应的公式计算他们正在开发的创新价值，然后计算出整个企业的研发项目的潜在价值。比如过去几年，做这个职务前，在我负责汽车部门的业务，我也负责研发。审议了一下当时的项目，看一下在当时市场上的潜力，我们会对他们的财务进行预测。我们会给他们一个风险加权的比重，根据他们所在的行业有一个价值。我们之后会理解哪些项目会有更高的优先权，根据他们的优先进行排序。比如从最高的价值创造者，以高大低排序，或者根据风险排序。在情况不好的时候可能我们预算需要削减5%，这个做起来就非常简单，我们知道应该削减哪个项目，我们肯定是先把清单上最下面的项目砍掉，这样来符合预算的要求。那时候，没有任何的争议，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项目优先排序的签单。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项目研发情况。

离职员工是否可以自己进行创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对的，我们要找的都是非常聪明的人才，我们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他们的职业早期阶段帮他们发展。同时我们也非常开放，让员工对知识产权和诀窍有充分的信息。当然，有的时候人们会离开，甚至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有些人，他们是出去创建自己的企业，成为了我们的客户。也有的人成了我们的经销商，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相信，有员工离开自己的企业之后，不仅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更多是积极的效应。比如他们在陶氏化学当中工作非常愉快，和我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和联盟，会和我们间进行很多的商业活动。在很多的时间内，陶氏化学还没有出现类似这方面的诉讼，也没有员工说非常不恰当的把我们公司内部的技术为己所用。我觉得，这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或者是特例，我们更多的是进行合作。当然，当出现特例的时候，会和具体的事情进行处理。由于我们现在在中国业务越来越多，我们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创新，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员工，我们也将会建立一个内部非常激动人心，激励大家创新的工作环境，从而让这些员工更多的留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企业文化。到现在为止还发展得非常不错。我承认，会出现一些小概率的事件，到现在为止，整个的发展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Kwaku Atuahene-Gima：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第一是把我们的技术转化为市场当中的产品，第二是企业如何能开展创新的活动。对企业来说，要实现创新，应该开发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将会开放我们的平台，在座的听众也可以提一些问题。我问一下Iman Stratenus，一个技术进行产品的实体转化如何去做？

Iman Stratenus：关于Peter Zykes的回答，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应该建立企业的文化。你不能说在企业文化的创建过程中，把恐惧感注入其中，而我们建立的企业文化应该是非常开放、坦率的，同时应该不设置很多的控制和边界。我们应该是创建领导力的风范，有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更多的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动，而且让这些员工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我们学到的经验，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培养我们前台的女士们，让他们能知道企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同时我们组织很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所开展的公司特设课程培训，对各层级的员工进行适当的培训和发展，我们相信这对我们品牌的声誉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相信，公司文化的创建是非常重要的。

Kwaku Atuahene-Gima：我们知道创新的过程中会犯很多的错误？如何深入人心的让大家知道床系是很重要的？

Peter Zykes：他们在合理的情况下犯错，我们都可以容忍，我们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由度和自主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在陶氏化学中，相信每个人在自己的自主权权限范围内会做出决策，而不是必须完全听从权威的意见。当然，我们不能让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想创新的事情，对我们这家企业而言，我们非常看中流程和体系，当然每个人都应该照章办事，我们当然不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太过于有创意，我们希望他们同时能以有效同时连贯一致的方式开展业务运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如果过度发展他们的创意，总是要破坏规章制度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的创意活动划一个界限，当然我们相信沟通的对话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倾听员工的想法，让他们有自己创造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不论什么样的职责，对我们创新的想法都可以提供自己的智慧。有的时候，可能通过一些常规的流程不能获得这些智慧和创意，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把好点子提取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做法叫“神奇的盒子”，是一个虚拟的神奇的盒子或者是一个真实的意见箱，这有的时候可能是流程改善的大主意，有的时候是小主意。有人说为什么我制服在右手边就有TNT的标志，左手边没有TNT的标志？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制服的左右边都有TNT的标志。

Kwaku Atuahene-Gima：我听到的，流程，将会是一个控制的机制，同时我们还会有一个激励机制允许人们创新，既要控制，也要让人们进行创新。王先生和茅先生有什么评论？是否要建立一个控制的流程？但与此同时也应该让人们进行创新，不犯严重的错误。

王震：企业如何开展创新活动，如何进行创新？我想从企业自主创新的角度来说。我的观点来说，创新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对一个企业来说，如何商品化产业化？从技术创新到商品化、产业化，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这里有一个综合的体系，这里面对于企业也好、对技术创新者也好，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或者能力，或者是外部的支持。从资金的角度需要经费的支持，在企业内部来说，我知道3M公司对员工的创新，从时间、财力有一定的保证。包括外部融资的支持，包括咨询服务。咨询是什么？一个技术创新可能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完成，需要外部的指导帮你从技术创新最后落实到市场化，甚至产业化，需要市场的对接。创业中心孵化器是提供物力设施的一块，我觉得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可能还不是完全控制的流程，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来支撑这么一个技术创新，最终把这个技术创新通过一系列的流程，一系列的过程最后进入市场，或者进行商品化、产业化。

茅理翔：作为一个企业的发明创造，如何使他产业化？他会出现一些问题，企业如何帮助在控制上做一些工作？比如可制造性，我们刚刚成立方太的时候，我们有第一台中国自己设计的油烟机，设计得非常漂亮，但可制造性有问题，那我们就要在这方面做一个制度，立下来。第二，有的技术上很先进，成本很高，顾客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顾客导向，顾客可能不仅是成本问题，还有使用价值问题、文化问题，如何按照顾客导向来控制创新流程？还有是市场的培育，有的产品也非常好，但可能是创造潜在顾客市场的培育期，这个培育期你有资金投入吗？这可能也是企业控制的流程。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激励。我们在激励当中主要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的创新文化来激励大家，完成一种使命感。第二是创新机制，在某种情况下，市场回报和研发人员的奖励挂钩等。我想，创新需要控制，但也需要激励。

观众：几年前我到厦门，那时候的孵化器孵化出1000多家新型的高科技企业。根据中国的经验运营我们技术孵化中心或者科技园区当中有没有最佳实践？

王震：中国的孵化器和科技园区，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路径。单从孵化器有一个统计，中国的孵化器在国际科技部火炬计划通缉在案的有600多家，数量来说，全球排第二位，美国是1100家左右，这是官方统计。实际上，中国还有没在科技部登记的有500多家。从规模来说，包括从企业数来说，中国远远超过了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排在第一位了。我也参与了一些国际上的组织，曾经想在全球建立一个孵化器网络，想做一个全球孵化器的统计，在这个数据比对过程中，把中国撇在外面，因为中国的数据和别的国家没有可比性，太大了。中国是一个孵化器的大国，但并不是孵化器的强国，我们的孵化能力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刚才提到最佳实践在哪里？我觉得中国很有特色，发达国家的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模式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政府支撑。过去20年来，从1987年开始，中国建孵化器开始的20多年来，是政府引导、政府主导的孵化器建设，在全国形成了这么大的规模和体系。第二，中国的孵化器建设，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网络化的架构，从全国国家的孵化器网络有个全国创业中心专委会，华北、华东等都有自己的孵化器网络，像上海也有特有的网络，通过网络架构把孵化器资源充分整合，因为有政府主导，这块资源整合比其他的国家都有力。

现在，通过20多年的发展，原来注重的是孵化器中器的建设，也就是硬件载体的建设。目前我们把硬件载体前身后延，有创意IDEA的就可以入主苗圃，第二是还有成长之后有加速器，再之后是可以进入园区。其他的国家，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政府介入，这条链国外有，但可能不在一个体系内，在上海，我们建设成一个孵化器的体系。其次，最近几年来，孵化器的数量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着重提升孵化服务的能力。孵化服务的能力，从这张PPT来说，我们是做创业导师+专业孵化+天使投资的孵化模式。在上海，我们实施的是什么？和国外不同，欧洲的孵化器、法国的孵化器里面10多家企业，有专门的教练跟踪企业，我们这里做不到，一个孵化器可能有10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上海比较少，外地的孵化器动不动200、300家企业，我们是通过联络员、辅导员和创业导师，这样来保证孵化企业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政策扶持和一系列的孵化服务。其次是专业孵化，政府有相当大的投入来引导专业孵化器的建设。从上海来说，虽然投入不大，基本上每年1000万的投入引导专业孵化器的建设。一个是政府引导，建立专业技术平台。近几年来，也有另外一个倾向，政府这个平台成本比较高，引导企业一起搭建平台。第三方面是天使投资，张江已经在试点做前期风险投资了，目前来说，张江还是比较好，有特殊的政策。最近，上海天使投资环境会越来越好，市科委会出台一个对前期创业企业的贷款，因为没有抵押怎么贷款？有贷款履约责任保险。以前，风投不愿意投小的企业，最近创业板上市后，投资人有了收益，开始看重初创企业。我们也在引导民营企业创办孵化器，民营企业相比国有的灵活性大，他看中的项目，老板可能一拍板就投了几十万。最后讲一点，特别是上海，我们建立了一个孵化科技创业企业成长路线图，这个路线图不仅是一个规划，已经有相应的政策支撑了。我也参与了关于鼓励科技创业实施意见的文本制定，形成了现在从创业想法到初创企业到毕业企业、到成熟企业的路线图。像最下面一排的流程是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和科技园的发展。

Kwaku Atuahene-Gima：我总结一下这一节的讨论内容。王先生讲到，在中国必须要建设开放公平的环境，也讲到了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哪些事。

茅理翔先生谈到了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因为你要在研发进行高投入，打造品牌，高级管理层必须要支持，讲了他们的公司怎么做，讲到如何创建中国在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

这个要求，在企业里面有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服务业，这是TNT的例子。TNT讲了，和客户打交道，不仅需要技能，还要有正确的方式，这样才可以让全员参与好的客户服务。

Peter Zykes讲到了技术类的公司如何把自己转化成为一个以服务和市场为导向的企业，他举了非常好的例子，他们建立了非常好的流程，讲到了客户创新中心的概念。他们可以和客户一对一进行沟通，深入的了解客户到底需要什么，他们面临主要问题是什么？可以把这些想法转化成为技术的解决方案。

今天我们得到不同角度的观点，希望我们听到的东西对各位的工作都有益，大家想知道具体怎么做，也可以和嘉宾进行具体的沟通，谢谢大家！

Pedro Nueno：大家好，这是我们今天论坛最后一节讨论。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三位嘉宾，章苏阳先生，他是我们EMBA的毕业生。在过去四年，他是IDG的资本合伙人。对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他可以说是非常了解的。他旁边的Gary Rieschel，我都不知道他是我哪个校友，是哈佛商学院的校友，可能我们同时在哈佛就读，但他肯定选了最好的老师，所以他的成就要比我大。他在信息技术产业有着深厚的经验，而且他也自己创立了风投，是启明创投创始人之一，有5亿的资金，这是第一阶段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在很多的公司都有工作经验，在中银基金管理公司、在一些跨国企业当中担任高管，比如思科的系统全球主观。最后一位是我之前的在欧洲的同事方睿哲，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创业学副教授，EMBA国际项目学术主任，他是一位全球性的教授。在成为学术界的教授外，之前在德国、英国都有过工作经验。

我现在按照此前的模式，首先开始问每位嘉宾一些问题，各位听众听到他们的回答之后也可以继续问问题。

章苏阳先生，IDG资本是否继续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机会最多的市场？这些机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现在成为成本更高、更趋向于国内经济拉动的市场，您觉得这些机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章苏阳：前面一个问题相对比较好回答，后半部分的问题比较难以回答。中国高层讲了十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到目前为止这个转型有一些进步，但不算很大。我先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中国的机会还很多？我不是经济学家，一次我和一位经济学家讨论问题，他需要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说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是能够持续的，或者说是在十年以内可以持续？我说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不知道怎样用理论论证这个事情。但我告诉他，假定在某一个地方，大概有3亿人口或者4亿人，而这3、4亿人每个人都想为自己明天活得更好，为家里人活得更好，每个人都拼命想赚钱，3、4亿人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个情况一定会使这个经济体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样的情况，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或者说在发达国家几乎已经不太存在了。在欧洲、美国，已经很难形成3、4亿人拼命工作，而且每天都想着赚钱，或者他们因为福利的关系，或者由于其他的问题，这种情况很难再发现。在欠发达国家，有可能有印度，但从3到4亿人在那里拼命的工作、拼命想赚钱、拼命想有机会这一点来讲，中国目前表达是最充分的。从这一点，就没有理由感觉今年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机会会减少，只会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怎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描述，但是我是从实际的情况来描述，也许这个问题这样描述更实在一些。

第二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事实上中国为此已经在前十年、二十年代来很大的成本。举一个例子，大家是否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各个地方有很多的政府，我们在鼓励太阳能产业，这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而且在多晶硅和其他产业发展的情况下，会有很多黑液的产生，这是污染性很大的。目前很多多晶在中国发展，很多地方政府为此贴了很多钱。但是其他的国家买了我们的晶片。太阳能产业是从长期角度，比如从12年以上的角度开始有回报的，快的可能是7年。因为你要制造太阳能，必须要消耗掉7年的能源等。但目前呢，你造出来以后卖了，把所有的污染和能耗都留在这里，我们用一个非常时髦的说法——碳排放你都放在中国了。使用的那个国家，他从第一年开始就可以减碳排放。为此，很多政府为了这个出口贴了很多钱。从经济结构的转变，要在目前的情况，向一个比较传统、完全生产性的东西，向更好的结构发展的过程中，这不仅是本身产品的升级换代问题，而是有很多的政策包括其他的观念等要发生的问题。很多的东西事实上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产品结构的问题。很多我们要改的东西是在这个层面，而不仅仅是一个加工产品变化的问题。你越是政策这样主导，就越是这样做。你怎样能走出这样的怪圈呢？很显然走不出来。当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讲“国进民退”，但是相当一部分的情况下，现在是国有的，尤其是中央企业进入得非常厉害。中央企业，人均收益是多少呢？世界上其他的企业比我们高3.7倍。我们的大型国企，我们是资源可以全向他倾斜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再把我们的效益给他，显然我们结构将来的调整是很难做到的。现在，我们应该让大量的民营企业，或者是创业公司，大家能在一种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中来进入这个市场。80年代、90年代，我们有一个很勤奋、很聪明的小摊贩，3到5年就可以发家致富。但现在，不太可能。所以，观念上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改革。

观众：今天讨论了一天创新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创新环境的问题。我是一个创业者，做了五年左右的企业。我们前面三年，做了一个拳头产品出来，但是有一个企业实力比较好一些，看到我们的产品就马上进行模仿，很快做出来了。另外有一个小一些的公司，他做得更绝，不模仿我们的产品，直接把我们的人挖走，也做了产品出来。有的公司，买通我们公司的员工，说你把资料给我们，他直接就生产出来了。我们前面投了很多的钱，但后面很少有产出。创新，我觉得在中国很困难。你们讲的东西，我感觉很理论化，但是实际的问题可能和你们想象不一样。

章苏阳：如果今天讨论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十天十夜。我回答刚才你的几个问题，你绝对不要认为你的产品是最好的就一定会有销路，世界上第二产品好的超过第一产品好的例子比比皆是，要比第一产品好的超过第二产品好的要多得多。第二，你的人被挖走，这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第三，他们不守法，你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但如果告不倒，就涉及到刚才我讲的，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革。

观众：在中国，你要打个公司，没有三、五年打不上，三、五年后可能小企业就倒闭了。

章苏阳：为什么人家不给你干呢？

观众：他付的钱比我们多。

章苏阳：我可以直接做出判断，我直截了当的说，他们可能在你那里做不舒心，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Pedro Nueno：我们还是不断的思索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些事情，可能你真的在某些环境下是需要去做的，这样才能让整个环境的道德标准更高，至少这是我们的说法。

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问题给Gary Rieschel，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清洁能源，我是一个老人了，年纪比较大。我还记得当初我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我们当时讨论过太阳能能源，那时候说，就像奴隶一样写论文，写的就是关于太阳能的论文，那是70年代。现在我又看到了太阳能这个话题，我就忘不掉我当时写论文的时光，我想这些可持续的能源，是不是会像过去昙花一现，只是一个时尚的东西？还是说这是一个泡沫？我们看到也有技术泡沫，也有网络泡沫，我们也看到有生物技术泡沫。我们现在对风能、对太阳能和其他的可持续能源在进行疯狂投资，这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泡沫呢？

Gary Rieschel：是的！

现在和70年代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因为全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印尼、巴西这些国家的崛起，他们也在消耗很多的资源。所以，你必须讲我们可更新能源时要区分气候变化这样一个事件。之所以人们推动可更新能源，就是因为气候变化，你要把气候变化和资源的配置、资源的效率两者分割开来，人们之所以要推动这样一个可更新能源，因为你要节约能源。简单来说，要满足现在我们使用水的效率，这种低效率，我们的水资源是不够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按照目前的碳排放量永远的使用煤。苏阳先生提到了太阳能，多晶硅生产能力4年内增长了20倍，但收益价格却下降了。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投资了37亿美元到薄膜太阳能电池，而95%的资金最后会无果而终。因为这些投资没有预计到多晶硅的价格会如此一泻千里。也没有人预测到德国的需求，因为德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所以他的需求非常高。而德国，还是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国家，所以即使在2010年政府资助还是持续的。西班牙2008年安装的产能是德国的2.5倍，今年只是德国的1/10到1/20，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在破产的边缘，他们对不能产生经济产出的行业进行了大量资助。我们之所以要用薄膜电池，一方面是经济上有效果，另外一方面也是在环境上有好处。不管在美国、德国、中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你要为这些技术买单，他们一定要在经济上能有产出的。

所以，是不是一个泡沫呢？是的！

Pedro Nueno：有没有人有问题，有没有人在这个泡沫里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现在想说点什么？

观众：我是来自GE研发中心。为什么您要对中国的清洁能源方面进行投资？您投资的标准是什么？如何选择公司？

Gary Rieschel：我想，我们是从GE那边不仅挖了一个人，是三个。两个资历比较浅。

清洁能源方面，我们过去两年做了四项投资，其实这并不是很大。一个是能提升火力发电厂的效率，而且能减排。他们的产品和技术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行业当中也有很深的资历。另外一个公司是做工业废水处理的，第二笔当中我们可能会亏钱，因为公司运转得并不好，我要坦率的告诉大家。第三个公司，这个细菌可以处理钢厂的排放，把它变成乙醇，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这个可能是过去五年前见过最有意思的一个厂，每升的钢厂排放可以变成100克的乙醇，这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厂都做得好。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科技公司，我对此有很高的期待。还有一个是锂电池的厂，我们也进行了投资，这是比较晚研发阶段的工厂。

在中国，很多清洁技术的产品你很难说这个投资是值得的。就像章苏阳先生所说，你有一个新的材料，你来自GE也应该知道，可能需要3到7年，有多少团队、有多少创业人会等这么长的时间开发一个新的技术？可能到一个时刻，你会发现没有特别好的收益。我们也相信，可能赚钱有着更多非常简洁的捷径。所以，要进行风险投资是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的。

观众：章苏阳先生和Gary Rieschel，两位都是VC界的领军人物。今天的话题是创业环境的打造，但很多的风投都是企业有创新的时候进入，但风投进入之后，因为他们想促使这些企业制造利润、扩大规模，会忽视了他们再创新的机会及他们再创新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有遇到一个“世纪家园”的问题，这个网站在风投没有进入前，不断在商业模式上创新，风投进入之后大家觉得这个网站想拼命的获得收益，在一些应用和模式上的创新能力削弱了。两位如何看待VC在创业环境打造过程中的角色？到底是积极推动的？还是另外的一个角色。

章苏阳：刚才那个公司是哪个公司介入的？

观众：我不记得名字了。

章苏阳：这又是一个被媒体误导的小姑娘。通常，作为一个严肃的VC会按照本身公司的发展和他进行探讨。今年年初，我们在讨论我们投的一个公司，今年是让他直接出利润好还是不要利润让他继续发展？后来大家感觉，还是要市场占有率不要利润。因为只要适当放慢速度可以达到几百万美金的利润，但我们感觉他继续往前走会更好，所以说，他今年可以不出利润。严肃的风投，会按照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公司探讨实际的发展。至少我们感觉，严肃的风投不会做这样的事，没有意义。刚才你说的，即使他可以赚钱，可以赚多少？有什么意义？赚200万美金对风投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你知道的这个例子是哪个投的？是不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风投？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风投？还是什么？这个里面比较讲究。当一个比较好的公司在早期要找一个负责任的、能为你带来价值的VC，而不是只要投钱就认定他是VC。有的因为VC投钱成功了，这已经不是新闻了。而是VC一投钱他就死，这个商值比较高。举个例子，就像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

Gary Rieschel：确实，您刚才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类比。当公司筹钱的时候，你和风险投资公司去沟通，给他们一个商业计划。对创业者来说你要了解，你必须提供一个非常诚实的计划。因为我们要吸引投资者，当投资者发现你的商业计划有问题，我们就不会再相信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者这些管理者，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然你寻求风险投资公司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痛苦的。

我们公司，对中国的企业通常会有5年的投资期，我们不是对冲基金，我们也不是交易者，我们不会挣快速的钱。比如一年或两年的持有期。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司当中投入3到4年的时间，这不会是一个短期的视角。对创业者来说你必须非常的诚实，在提供商业计划的时候，不能仅仅因为风险投资公司想听什么就说什么，而要告诉他们你深信不疑的是什么，你必须非常诚实彼此间才可以建立合作关系。当风险投资公司知道企业现存的问题是什么才可以帮你。当我们给你企业投资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获得真实信息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帮住你。

章苏阳：商学院培养的一套东西，是能培养一套完整的语言，能表达他在业务上的真实意思。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能说话，这就可以把很多的事情讲清楚。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情况下，大家讲的不是一个事情。商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搞商业活动的人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能把事情讲清楚，大家能按照比较标准的做法或者是从一些经验当中得来的东西，大家可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进行实施。我估计，那个公司可能后来和投资人间无法交流了。因为，大家讲的东西必须要大家都能理解。

观众：我不是提问的。我想帮苏阳讲一句话，那位小姐有点误导，所谓的创新，我们也投了很多的企业。企业的创新，有的时候是无效创新，是否可以找到有效创新的过程？一个健康、有价值观的创投可以帮你找到有效创新。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启明的Gary Rieschel很到位，关键是要找到真实的基本面。第三是为VC做广告，有的可能只有几千万，或者一个公司带着短期目标投资，但是像IDG、启明、赛富，我们都可以非常准确的看到企业，并给予企业很多帮助，谢谢。

Pedro Nueno：现在，我邀请方睿哲教授，方教授在很多年当中是教授创业学的，他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中国、印度都有很多的教学、研究活动，他不仅能在这个领域当中教授知识，还能帮很多的行业间的企业进行发展，同时他还撰写了很多企业、创业方面的案例，现在就职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而且他还就其所写的案例获得了“世界最优案例”大奖。方教授，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不同地区的创业者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方睿哲：非常感谢您的问题。

9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美国生活了4年的时间，我在印度长大，后来在欧洲生活了10年的时间。我在美国的时候，有时候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美国在创新、突破方面可以领先于世界，并培养如此成功的创业者。我也一直问自己，是因为教育体系吗？大家知道，在很多年的时间中，可能成千论万，或者几百万的年轻人都像被磁石吸引一样去美国求学、工作，他们的基础设施是世界一流，这个众所周知。当我在美国那段时间，我发现不是基础设施这些原因，最大的差别使美国能脱颖而出的因素，是美国社会对创业这个概念的态度，对创业者鼓励的态度。当时我听了很多的笑话，说你作为创业者在美国市场当中失败，周边的人们会帮你重新站起脚跟。如果你作为创业者失败两次，陌生人都会来帮你，使你站起来。如果你作为创业者失败三次，这时候你会成为一个专家，吸引大量的资金帮你最终取得成功。我觉得这个笑话可能有一些非常好的信息在里面，美国人对这些创业的激情及失败的宽容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欧洲、亚洲，也是正在改变创业者和创业的态度，特别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创业的活动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而且大家非常重视你的创业背景。我认为，对创业者的最大的限制性因素在逐渐减弱，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变化。对创业者本人来讲，从美国经验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总是能做成事情的态度，像年轻创业者非常果断的投入到抓住机会的过程中，我们相信这也是创业者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看到，有很多非常年轻的人他们实施一些好的创意。对美国的创业者来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也就是他们国内的市场非常大。另外，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中差异化很大。我们看到美国很多的创业者也面临很多的竞争，他们必须渡过竞争的压力之后才可以取得成功。但是我们看到，在欧洲最开始创业的初期竞争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这可能是欧盟一些国家和地区最开始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们看到，在最开始对于欧洲创业者来说，他们开始的创业环境还是相对来说竞争压力并不那么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欧洲也是高福利的国家，这些国家体制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总是会认为国家会来保护我，照顾我一切的需求。但这时候就不太像创业者一样，勇于冒风险了。

对中国的创业环境来看，可以看到中国的创业者通常是目标远大的，有着远见卓识、雄心勃勃。我曾经对张兰的俏江南写了一个案例，他的执行能力很强，现在有25家分店。他“兰”餐馆有100多家分支机构，他总希望把自己的业务做大做强，这是让我在中国非常印象深刻的特点

观众：我也是中欧EMBA04级的。我们应该谈谈中欧的创新，04级的同学毕业之后，我们自己创业成立一个机构，但是我们觉得中欧作为中国甚至亚洲领先的商学院，对创新的鼓励很少。每年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去的学生是去了500强等企业。中欧EMBA更不用说了，创业的仍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在这里谈论创新、创业，但是我们商学院的教育鼓励大家去打工，去最好的500强机构当中去打工，去过好的生活，我不知道教授如何看这个问题。

方睿哲：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上其他商学院的学习，比如哈佛等知名商学院的情况，学生毕业很少有马上创业的，最好的方法是先到行业当中学习一下工作经验，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从研究调查中发现，有很多的创业者通常会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行业进行创业，然后抓住行业当中的机会。而大家所发现的这些机会，应该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积累专长之后发现的，具有生机活力的机会，弥补市场当中的机会。比如在供应链当中找到一些空白。我们看到，经过很多年构成经验积累之后，相信他再创业的时候，成功率会很高。

大家会考虑我们的EMBA或者是MBA的学生创建了多少企业，我们现在也是在进行系统性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MBA和EMBA学生创建的企业，他们在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一些情况，和他们所创建的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情况等，我们都在进行备案。其中有一家企业是由我们MBA毕业生毕业金融交易服务方面的企业，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做到了中国第一位。还包括中国一家制造企业也是由我们EMBA的毕业生创建起来的。有很多高速增长的中国企业，都是由我们的毕业生所创建的。

Pedro Nueno：我还要再补充一点，我对您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问也有一些了解。事实上，当我们谈论创业学或者创业的时候，其实他并不仅仅是说创建一家新的企业。我也曾经在讲话的时候说过一个人叫麦克威特蒙，他成为eBay公司的Ceo。他加入一家公司的时候，他说我就在这里做CEO，做10年。当他加入这个公司的时候公司价值是7亿，他10年后离开，公司的价值达到460亿。也就是说，10年的时间，从7亿到460亿，他创造出巨大的增长速度，这就是创业的精神。

还有一位是马克亚尼先生，菲亚特倒闭的时候他接管下来，三年之后公司的价值达到了300亿欧元。短短三年时间他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给股东。他做的就是企业的起死回生，通过收购也好、创新也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使企业起死回生，这就是创业的过程。创业，有的时候是一个想法做成一个企业，或者是在企业里面做，也可以实现创业。

有一些是参加我们课的人，他们说在参加创新创业的课，课还没有结束我脑子里就想着如何进行创业了。

Gary Rieschel：我从商学院毕业的统计数字是这样的，班上5%的人做了没有销售收入的公司，也就是说进入了新创公司。25%的人进了投行，20%的人进了咨询业。我觉得就我看来，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创建一个企业你根本不需要读MBA，你可以招MBA。

另外你看创业者，不要把创新和创业混在一起，创新有很多模式，像商业模式的创新，或者你了解行业的变化，理解方式上的创新，还有在非常大型的公司里面也会出现，大多数人在大公司里面不愿意自己出去冒风险、创建公司，这是很难的，有风险的。把你自己手头的东西都放下去做创业，大多数的人毕业之后，还是去找工作。

观众：刚刚看了，世纪家园是启明投的，章先生是否重新评价一下？

章苏阳：如果知道具体的情况我会直截了当的讲。这里面，有可能是投资人的问题，也可能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单纯从刚才提问者的提问当中，不能知道哪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Gary Rieschel：这个公司是需要一个估值，投资的时候这个公司要求的估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他的销售而言，这个估值非常非常高。我们要给他们进行估值，我们在这个公司做了三年半，可能还要弄两年半。所以不可能说今天就要在这个公司进行投资，说企业一定要盈利。创业家，如果你认为你的企业值X，你背后必须要有理由，为什么你认为你的企业值X？你背后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计划。商业计划里面讲，我们9个月就可以盈利，但他们花了15个月，我们也不介意。后来他又等了6个月，现在他的利润已经非常高了，收入非常非常高。如果他们有不开心的话，我还没有听到。

观众：首先，世纪家园是启明投资的，这是对的，没有问题。世纪家园作为国内婚恋交友第一品牌，我掌握的情况可能不一定非常对，但因为他们几家都是我的合作伙伴，我知道一些情况。我国婚恋交友行业从03年起步，大量的VC注入资金，一直到2010年还没有一家公司宣布自己盈利，这个可能大家从公开报道上都可以看出来，他们过得非常艰苦，中间花了很多的钱。刚才那位女士说，感觉到世纪家园的创新能力在VC介入之后有所减弱，但从我的观察来看，其实国内四家像世纪家园、百合、真爱等，他们竞争很激烈，为什么都不能盈利？因为他们都差不多，所以都过得很艰苦。据我获得的消息，今年10月份左右世纪家园就可以宣布自己盈利了。经过战斗，把其中两家几百他们才可以盈利。我了解的消息，世纪家园不错，四大婚恋网站当中今年可以宣布的公司。

Pedro Nueno：我们写个案例，到时候可以进行案例讨论。

现在改变一下我们的话题，90年代末的时候，全世界的管理学院都决定要推出他们自己的风投基金，来帮他们的MBA学生获得融资。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技术泡沫的时代，很多的管理学院的这些钱都赔掉了。在ESA商学院，我们也搞了一个小的基金，做得挺成功的。第二个我们做起来，第三个做起来，后来又做了第四个基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创造了25家公司。我们在中欧，也曾经想过要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怎样看这个问题？不要说YES还是NO，说的时候委婉一些。

Gary Rieschel：做风投的一行，从外行人来讲，觉得我们干的活很容易。如果说有人找你去，他要给你钱，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名声大，像中欧就是名声大。或者一个教授，他辅导培养中国的创业家方面有很好的经验，或者等等，必须要有一个理由，创业家为什么愿意从你这里拿钱？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没有理由不做。启明唯一能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品牌，让好的创业家愿意来我们这里拿钱。我们的业务非常简单，关键是要发现好的苗子。学校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为什么不做？

章苏阳：我同意。

方睿哲：Gary是说我们这个基金好像会和风投竞争，ESA的确就是叫风投基金，他是六个阶段的投资。还找了一些其他共同投资者来一起参与，在欧洲大陆是这样来做的，欧洲我想也会是这样。在最早期的企业发展时，还是缺乏资金的。像IDG、启明，可能会是在后期阶段才愿意进来。中欧的基金和正式的风投VC间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是帮企业在最早期时的资本需要，稍微发展起来再吸引VC，建立一个好的生态系统。

Pedro Nueno：我们介入下午的讨论尾声，感谢三位发言嘉宾。我想，他们已经告诉了我们中国在未来10年仍然是充满机遇的地方，请大家抓紧时间，你们还有10年可以致富，我们还有3亿人愿意努力工作，而且他们是雄心勃勃。就像刚才章苏阳先生说的，世界上其他地方要找到这么多愿意工作的人不容易，但还是要谨慎，还是有泡沫。你可以投资到泡沫当中，但是你必须要对此有所了解。在泡沫里面，还是有机会的。但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要往同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不要不经过分析就盲目的随大流，那你就要小心了。越多的人往同样的方向走，你就越需要开始注意，要能够谨慎的看到底机会在哪里。

还有一点，我们要诚实，我们要诉说真相，我们要和我们的风投成为合作伙伴，刚开始就要这样做，大家要一起努力。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就可以成为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也需要有好的合作伙伴，因为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要创造价值，必然会有一些起起伏伏和难处，所以我们需要有道德，需要有非常好的伙伴关系。

我想，这就是这节讨论当中学到的一些心得。今天我们的讨论当中发现创新和创业是紧密相关的，创业当中我们能进行创新，而有创新你也就有机会去创业。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环境，环境越有力对我们来说越好。当然，我们要有种子资本、要有私募资金、要有天使投资人，我们也讲了很多人才，我们需要有管理人才。但是我们也需要价值，也需要创造力，需要道德，需要主动性，所有的一切，我们是否可以在公司内部培养起这些素质呢？当人们有这些价值、有这些创意的话，我们给他们放在一个特别枯燥的环境当中，我们就没有特别激励他们创新、创造。这样我们就可能会失去这些人才。我想，我们有很多新的理念，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是朝正确的方向在走，这让我们稍感安心。我想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感谢大家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也要感谢我们的发言嘉宾，感谢你们给我们提出了这么多的好理念。

感谢赞助商，感谢媒体的朋友，感谢负责组织论坛的工作人员，感谢来自中欧的各位教授，再次感谢各位，感谢周雪林先生。希望明年再见，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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