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股票市场重大事件回顾（中）

2010年12月22日 06:14中国证券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早期股票市场重大事件回顾（中）

建立国务院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

在确定上海和深圳继续作为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城市以后，除两市人民政府负有管理责任外，在国务院层面主要由人民银行担负监管职责。但是，人民银行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因为发行股票要进行股份制改组，要实行新的会计制度，要进行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如果是三资企业，还要经过外经贸部的同意。由于人民银行只管股票公开发行额度，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的其他政策的制定，还需要国务院其他部门配合，所以，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的请示》。经国务院领导同意，1991年5月，设立了我国最早的证券市场决策机构——股票市场办公会议。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由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召集，李贵鲜不在时，由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振乾召集。参加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的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委的有关领导。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的常设机构设在人民银行，主要任务是：确定全国股票市场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审定全国股票发行规模，根据国家计划确定上海、深圳公开发行股票的额度；审定全国股票市场的管理办法；协调各部门关系；通报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运作情况，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

第一次股票市场办公会议讨论了上海、深圳股票公开发行额度问题。既然确定上海、深圳两地进行股票市场试点，买的人又这么多，只能给上海、深圳额度，扩大股票公开发行数量，要求上海、深圳选择合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由于当时并没有股票公开发行和股份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只好起草了关于股票公开发行的一些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借鉴香港、英国、美国的证券法律。比如说，公开发行的股份不得低于25%；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制，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要把资产折成股份，而且要在评估后折成股份；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发行股票不能担保红利回报，还原股票风险性的股权投资属性；发行的股票面值必须统一，一元钱一股。当然还有信息披露、招股说明书等方面的要求。

按照当时股份制与股票公开发行规定的这么几条，上海、深圳负责挑选企业，由第一次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确定股票发行额度。我记得当时深圳报送的材料做得比较好，准备得比较充分，12家报送企业，每家的材料都是厚厚的一本，内容包括股票发行申请、招股说明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股改方案和股票发行方案。会议上大家一看，很像回事。上海市只是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报送了《关于报送上海市一九九一年股份制试点企业名单的请示》，选定22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其中4家是新组建的，18家是改组设立的。此外，还有两家股份公司拟发行股票，即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亿元人民币面值的B种股票，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500万元人民币股票。另外两家股份公司增发人民币股票，即上海飞乐音响增发335万元，上海爱使电子增发230万元。

考虑到上海报送的材料缺乏企业股份制改制方案，最后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原则同意了深圳12家企业的股票发行方案，给了相应的股票公开发行额度，大概是两亿多人民币。原则同意上海真空电子的B股发行额度和3家企业的股票公开发行，其他申请的企业则需制定好股份制试点方案后再定。

上海市民争购股票事件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确定了上海、深圳公开发行股票的额度后，由于供需矛盾突出，采取什么样的股票发行方式，一直是上海、深圳地方政府担心的问题。

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初期，上海和深圳都出现过混乱现象，教训很深刻。

首先是1991年上海发生了股票认购混乱情况。遵照国务院领导批示，当时由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人民银行各派一名同志到上海对8月下旬的股票发行混乱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我陪同国务院研究室的修培生同志进行了此次调查。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上海市民股票投资热方兴未艾。改革开放，居民收入普遍增加。6月底，上海又有20亿元国库券兑付，居民手持现金量大增。国家几次下调银行利率，使部分居民储蓄热情锐减。为了获得较高收益，许多居民急切需要为手中的现金寻找新的出路。加之深圳股市早期投机者获取暴利的诱惑以及上海股市行情看好，使上海市民对购买股票具有前所未有的热情。深圳等外地投资者动辄携带几十万元巨款来沪，更使上海股市热上加热。一方面，股票需求过热，另一方面股票供给十分有限。此次上市股票总共只有8000万元人民币的供应量，于是引发了上海部分市民扶老携幼、竞相排队的购股狂潮。

按规定，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应于8月21日上午开始发行，但在20日下午，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三个销售点已排起长队。至晚上8时左右，在云南中路、武定路等承销地段都形成了近万人的认购队伍。至半夜，认购队伍越来越长。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人车交杂引起一定的混乱。面对意料不到的大规模认购人群，治安力量相对不够。在此紧急情况下，经有关部门商定，一方面，将销售地点改到三个大的体育场；另一方面，为保障广大认购者的人身安全，及时疏散人群以免阻塞交通。公安分局领导提出采取应急措施，发放预约券疏散人群。21日凌晨2时起开始发放预约券，大批拥挤人群开始疏散。

但至21日上午，一部分已领到预约券的认购者仍聚集着不肯散去，而更多的新来者仍络绎不绝，认购人群越来越庞大。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政府统一协调各有关部门的行动，加强安保力量，迅速发放预约券疏通道路。自8月23日到8月27日，万国公司营业部在静安工人体育场、黄浦区工人体育场、普陀体育馆三个临时放销点共发售认购卡30961张。

8月24、25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代理发行飞乐音响、爱使电子公司增资发股。23日下午2点多钟，各发行点门口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威海体育场3点开始进场排队，4点多一场暴雨，队伍一度被冲乱。经过几番整顿，到晚上9点多钟，终于分成五路，在体育场上坐下。午夜，虹口体育场外大约有1万人左右，静安体育馆外有8000人左右，威海场内有4000人，场外也有3000多人。虹口公安分局23日下午抽调了100名公安干警、60名纠察队员，加上工商银行纠察人员200人维持秩序。虹口体育场能容纳3万多人，秩序较好；静安体育馆只能容纳3300人，为安全起见，未开大门。总指挥部紧急磋商，决定借五四中学再开一个场子，1点左右，静安体育馆大门被人冲开，与此同时，五四中学大门打开，经在场干警全力维持，人群分流进入两个场所，除两人在拥挤中受轻伤外，无重大伤亡事故发生。进场后，经反复宣传，保证每个进场的人都能得到对号单，要求大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静安体育馆人员，全部坐观众席上休息，五四中学人员排成六路纵队，一律在操场上就地坐下休息，不得站立走动，以免队伍混乱。到凌晨4、5点钟，虹口体育场、静安体育馆、静安体育场，静安工人体育场、五四中学五个点，购买股票的人全部进场，在指定的位置上安然就座，秩序稳定，静候发放对号单，总计4万多人。24、25日正式发放对号单，在几个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始终秩序良好，做到了排队的人一人一券。

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认为，上海出现成千上万人认购股票，堵塞交通，引发混乱现象，存在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股票热的根本原因是股票供需缺口过大引起的，似应考虑适当增加股票上市量；其次，尽管证券承销机构作了充分准备，但对投资者的购股热情估计不足，选择的地点也不够理想(地点小)，又在市中心(后来被迫改变)，秩序及公共交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股票发行方式有待改进。在股市过热的情况下，这种“一窝蜂”抢购股票、几万人排队的方式终究会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

在这次调查中，调查组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万国证券、申银证券公司的负责同志以及在股票问题上有所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对今后股票发行提出了采用“邮购认股”的新方法，即由购股人根据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向股票承销公司写信要求购买股票。为了防止上海1300万市民“邮购”，写给承销公司的信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信中必须要有一张回信信封，该信封须贴足邮票，写明申请人的有效地址、邮政编码、姓名并附有一张身份证复印件。

2、信中必须附有一张为此次购票存入金额3000元或5000元的存单影印件。

3、按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写明认购的股票名称及数量。

证券公司在剔除不合条件的信件后，按信封向申请人寄回股票认购卡，然后按股票认购卡上的编号进行公正抽签。抽签后，中签者交款办手续。这一方案的缺点是可能增加邮电部门的工作量，但可完全杜绝排长队的现象，同时也符合“公正、公开、安全”的原则。

此外，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还认为，从上海股票热中，我们看到居民手中有着巨大的资金潜力，参与这次股票发行的企业，也都从股票发行中获益。几家企业反映原来企业是苦于没钱，现在是为资金用不完发愁。国家也从居民手中筹集了资金，将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把居民手中的现金转化为国家的长期投资资金。实践表明，股票市场大有可为。所以建议，考虑在浦东扩大股份制试点，扩大股票发行，筹集几百亿元资金，加快浦东开发步伐。

深圳股票认购证“8·10”事件

上海发生的股票认购事件没有引起深圳的注意。由于深圳拿到股票公开发行额度后，在发行额度和股份制试点资格审批方面一直协调不下来，结果准备批股份制试点的企业得不到发行额度，而得到发行额度的企业又得不到股份制改制的批复，因此，额度给深圳很久，股票却迟迟不能发行。

当时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证券市场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股份制试点和股票发行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一是领导和推动深圳市证券市场的筹建和发展；二是制定深圳证券市场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及工作计划，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三是审批上市公司的发行计划及资信，查处证券业违法行为；四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市政府报告证券市场发展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老百姓听说深圳要发行股票，早就闻风而动，各地出现股民大量收购农村身份证的现象，一麻袋一麻袋地去收购。因为按照当时的股票发行办法，需要用居民身份证购买股票认购证，股票认购证限量发行，一张身份证限买一定数量的认购证。那时，为了排队购买股票认购证，大量的股民涌向深圳，大概聚集了上十万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想买认购证的人多了，交通也成了问题，许多人从广州直接坐火车去不了深圳，就绕道从珠海坐船。那时候珠海的船票8元一张，头等舱最多12元，后来涨到30多元，许多人倒船票也赚了不少钱。当时还有人倒卖塑料凳子，因为认购证在深圳大剧院前的工行、建行营业网点发售，需要排队，不能一天老站着，三、五块钱一个的塑料凳，后来也涨到十几块。为了防止排队买认购证的人“加塞”和队伍被挤散，排队的人也不分男女，相互紧紧搂着。当时香港的报纸还把排队的情况刊登出来，场面的确很混乱。

深圳市在如何发行股票问题上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实行凭预交款存单抽签认购1992年新股的方案。预交款存单采用的是在银行整存整取、活期计息、记名式的特种存款单，并以存款号码作为认购股票的抽签号码。存户中签后以存单交付股款，多退少补。存单只对1992年期内上市的新股有一次中签的机会，未中签可参加1992年度下一家新股上市的抽签。具体办法是印制从0000001开始顺序的定额存单300万份，每份等额为5000元，以存款单的顺序号参加抽签。存单购买对象为个人，每个名字可购2张，购买者必须年满18周岁(1974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另一种方案是深圳市1991年曾经使用过的抽签表方案。

深圳最初准备采用预交款存单抽签方案，但由于这一方案的酝酿时间过长，社会各方意见不一。据说当时有很多人纷纷向市政府信访办、市长专线电话、媒体等反映，认为预交款抽签方式不好，强烈要求仍采取1991年购买抽签表发售的方式。深圳市不得不重新研究了包括预交款、发行债券、特种储蓄、竞价投标和购表抽签等五种方案。最后，深圳市组织专题座谈，于7月4日确定“买表抽签”方案。

在发行认购抽签表的具体方式上，当时也是有争论的。有的人认为应该无限量发售股票认购证，然后通过抽签确定股票的认购；有的人认为“无限量”很难准备认购证，印多了是浪费，印少了一时也很难加印，还是限量发行比较好。最后，深圳市采用了限量发行认购证的方式，确定为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每人一次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购买10张认购证。每张认购证最初确定为50元，后来担心买表的人太多，提高到100元一张。

按照认购抽签表的方案，1992年8月7日，深圳人民银行、公安局、监察局、工商局联合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于8月9日至10日两天，在303个网点发售新股抽签表，并公布了每个网点的发售数量、区间号码。公告发布的当天下午，许多网点就出现了人龙，直到9日发售的当天晚上，还有大量外地人员争相涌入深圳。据统计，排队认购抽签表的人数超过120万人。认购证大概是上午9点开始卖，不到10点就全部卖完，很多人没有买到。开始还没觉得什么，大家以为认购证发完就完了，但到10日晚上就出事了。一些人感到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厕所也没上，饭也没吃，还没买到认购证，心里很不平衡。于是就开始闹事，很多人游行，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当时的调查报告显示，滋事分子殴打执勤干警、群众，设置路障，破坏交通设施，砸毁车辆和商业门店，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情啊。记得深圳市临时决定加印500万张认购证，并采取措施，组织人员在8月11日下午开始发售，这才平息了购表群众的不满情绪，全市社会治安、工作和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当时北京正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国证券工作会议，深圳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报告到北京。为了加强对股票市场的集中管理，在“8·10事件”后不久，国务院决定单独设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家证券交易所成立的前后

1990年初，我国股票市场尚处于探索阶段，联办曾提出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和成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联办的“白皮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类似美国的SEC)和证券交易所，虽然建议由联办提出来，但要人民银行批准，实际面临很多困难。

第一，在当时的背景下，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还处于试点摸索的初期阶段。虽然上海和深圳进行了股票交易的试点，但是国家并没有明确要将股票市场试点在全国铺开。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从股份制试点和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看，还是从讲政治的要求看，在当时批准设立证券交易所条件都不成熟。

第二，北京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本身是一个敏感的地方，所以当时提出在北京设立股票交易所或者证券交易所本身就存在争论。到底是在上海设立，还是在北京设立，没有人敢表态，我想这也是“白皮书”建议没能付诸实施的一个原因。

第三，设立证券交易所是改革开放的一件大事，也是金融改革的一件大事，在当时背景下，由联办直接主导发起组建证券交易所，人民银行能不能受理也是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从1987年我国开始在七个沿海开放城市进行国库券流通试点后，上海、深圳等许多省市都提出了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方案，就因没有明确的政策，人民银行一直未予表态。而且设立证券交易所，通常是由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国务院进行决定，人民银行才能审批。

所以，后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起点。现在有人争论到底是先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是先有深圳证券交易所，我觉得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意义不大。如果硬要说谁先谁后，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先运营，后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先有照，后运营”。即经国务院同意，并由人民银行正式批复，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前，开业仪式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前，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和试营业则早于上海。当时，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通过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向人民银行总行报送了设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请，因政策原因人民银行总行没有批复，只是说先别叫“交易所”，可以先以“深圳证券市场”的名义试着干。所以，深圳市政府决定试营业，但正式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开业确实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后。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根据上海市的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发展情况而设立的。此前，上海市已开始着手考虑设立股票交易所问题，并成立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上海市体改办组成，共同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方案。

我手头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最初发起设立时的申请文件资料。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有这么几层考虑：一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成为全国的证券交易中心，所以采用集中交易的模式设立。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证券交易所以国债交易为主，当时股票发行量还很小。考虑到交易所开业以后仅仅只有几只股票进行交易不太像样，因此也希望有其他的债券进入，所以最初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的宗旨是以国债交易为主，股票交易为辅。三是和全球其他交易所一样，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实行会员制。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内容大体一致。如章程的总则部分，都是讲为完善证券交易制度，加强证券市场管理，促进我国证券事业的发展，维护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特设立证券交易所，而且都定义证券交易所是会员制的非盈利性机构。在管理权上当然有一点区别，深圳证券交易所写的是接受深圳市人民银行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的领导、管理、协调、监督和稽核。上海写的是接受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股票市场设立初期，两家证券交易所是分别隶属于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管理的。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初的注册资金都是一千万元人民币。从业务职责看，第一是提供集中交易的场所，第二是管理上市证券的买卖，第三是办理上市证券交易的清算交割，第四是提供上市证券的过户和集中保管服务，第五是提供证券市场的信息服务，第六是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和委托的其他业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时对会员的资格要求不高，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一级分行批准设立，可以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就可以成为会员。会员资本金要求为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证券经营连续盈利两年以上。

1990年11月24日到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华南宾馆召开预备会议，会议通过了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议。会议认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开放浦东的重要措施，对进一步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积极的作用。当时有22家金融机构作为首批会员，签字联合发起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22家机构当时签字的法定代表人是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谢宗锵，上海申银证券公司阚治东，上海财政证券公司程祖望，上海爱政金融信托投资公司黄致榴，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汤仁荣，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司安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曹琴芳，中国工商银行山东信托投资股份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张志远，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市沈河票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营业部连仲，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桑永立，中国银行上海信托咨询公司高流，江西省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施军迈，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部沈成国，国家农业投资公司农信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尹蓝天，浙江省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李训，海南华银国际信托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宫浩，上海上工证券业务部薛盈宏，上海川北证券业务部凌秦川，上海文庙证券业务部包存源，上海江浦证券业务部石莉姣，上海环农证券业务部陈宏群。

对于中国到底应不应该搞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之前一直都存在争议。所以当时虽然上海和深圳都开始了股票的柜台交易，尤其是深圳还采用了集中交易的方法，相当于建立了股票交易所，但是最终能否得到中央认可，当时还是看不准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一个重要契机是中央关于开发浦东的十条意见中的最后一条，中央同意在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有了中央的决定，大家就没有顾虑了，这样才使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立顺利完成。

关于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批过程非常之快。在我的记忆中，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过程，都是用传真的方法进行会签的。上海市市长、分管副市长签字同意以后，传真到人民银行总行，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签字同意以后报国务院，国务院很快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我记得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张宁处长在三里河的人民银行总行大楼内跑上跑下，到每个处、每个局催促签字办文，硬是在一天之内拿到了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式批文。人民银行办公厅的同志都讲，从来没见过这么办文的。

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1年12月19日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中国股市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注：作者就职于中国证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