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的西直门会议

2010年12月28日 07:39中国证券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会议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至1984年，抚顺、牡丹江、哈尔滨、成都、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有些企业率先公开发行股票。但当时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和规范的办法，因此股份制究竟如何试点，如何制定一个办法规范其发展，如何解决当时出现的各种问题等等，都急需有关部门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加以研究。而此前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会议，但都是由民间发起的，没有权威性和针对性，开完也就完了。西直门会议就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西直门会议在当时显得极为普通，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但这次会议，是中国首次最高层的专门研究股份制的会议。西直门会议后，高层决定在沪深两市建立证券交易所。

高层重视

1988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国家体改委刚开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紧接着在12月8日召开西直门会议。刚参加完全国体改会的部门、省市体改委领导同志不顾疲劳，又积极地参加了此次会议。当时国家体改委领导及各司局负责人几乎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时任经贸部部长助理、后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时统筹全国经济工作、改革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专门派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到会听取各方意见。张劲夫当时已76岁，公务繁忙，但连续3天参加会议，从未缺席。这充分说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会议的高度重视，也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规范发展股份制的决心。

张劲夫先后在会前、会中、会后做了重要指示。他说：“经济上的问题只能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发达国家的办法是采用股份制。股份制它不姓‘资’，而姓‘商’。对当前的搞股份制的热情要正确引导，要试点在先。我很愿意和大家一起搞一点调查研究。”

会议还邀请了当时支持股份制的学者及部分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参加，如社科院的蒋一苇教授、北大的萧灼基教授、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人大的何伟教授、社科院的宋养琰教授、沈阳金杯公司总经理赵希友、深圳赛格公司总经理马福元、深圳金田公司董事长黄汉清、上海飞乐副总经理李永正、电真空副总经理梁正生等。

发言踊跃

客观地讲，由于中国股份制试点刚刚起步，大家对股份制的具体技术细节也不太清楚，再加上讨论时间仓促，因此，没有一个人能逐条对《关于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的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大家只是泛泛讨论股份制的性质、股份制规范化和如何规范又不要限死试点的问题。讨论的热点一度集中在设置“企业股”的问题上。现在回头来看，正因为当时不懂股份制原理，才节外生枝地讨论起了企业股的问题。

大家发言很踊跃。首先发言的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重庆社科院的蒋一苇教授。他重点讲了股份制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及对企业民主、企业本位的重要作用，并建议设置企业股。接着，其他同志发言。国家计委的顾国新处长说，全民所有制可以通过股权设置体现形式多样化；深圳金田的董事长黄汉清说，股份制董事长都是国家派的，矛盾就在这里；人大教授何伟说，在目前经济环境吃紧的情况下，搞股份制很困难；社科院宋养琰教授说，股份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不是分离；中央党校教授王珏说，股份制最大的特点是兼容；长城计算机集团的副总经理李琨说，股份制可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说，企业股可设可不设，不要在理论上统一；赛格集团马福元董事长说，我们企业希望尽快搞股份制；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说，企业发股票要慎重，不要人为创造交易所；福建省体改委处长王福根说，上市公司要慎重，福建省的企业不一定要上市；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赵林如说，要出台会计法，规范股份制企业；上海市体改委主任贺镐圣说，企业股在理论上、国际上都行不通；江苏省体改委副处长唐勇说，我们江苏省要通过股份制调整企业结构；北京市体改委副主任贺阳说，这不符合股权平等的原则；北大教授萧灼基说，同意设立企业股，不能国有化；社科院工经所所长周叔莲说，企业股有没有作用要探索；金杯公司的赵希友说，可用分干股的办法激励公司管理层；山西省体改委主任李砚林说，股份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电真空副总经理梁正生说，应该允许职工股上市；国资局综合司负责人朱平壤说，企业股不能设，外国投资的利润留在了企业怎么行；人民银行蔡鄂生处长说，不能用贷款买股票；财政部体改办杨益民副处长说，不能借搞股份制搞减税让利；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说，交易所要设立完整的审计会计标准，培训证券人员，落实交易所试点城市；金融时报副主编吴晓灵说，股份制必须要规范。

我也在会上发言，表示股份制规范化是必须的，但是目前试点阶段，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规范化要循序渐进。体育比赛的规则不也是经常修改吗？通过不断修改逐步规范化。

会上，一些直接参与股份制企业试点的公司，如金杯、金田、电真空、飞乐、北旅等公司负责人均对本公司试行股份制的工作做了介绍。通过实践，他们一致认为股份制是企业经营的较好形式，应大力发展。

对有些人反对试行股份制的观点，与会人员异口同声予以驳斥。我记得萧灼基发言说，人大财经委就有人反对试点股份制，反对发股票。这时候有人打断萧灼基发言问是谁？萧灼基也毫不客气地大声直接点名。

大家没有想到萧灼基敢于直接点名，会场气氛一度紧张沉寂。

我在1999年5月27日采访了张劲夫。他回忆说，这次会议是总理要他去听的。会后他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要求尽快试点，制定一个试点办法。他对总理建议，股份制去重庆搞试点。没想到总理比他还积极，说，好嘛，体改委牵头在重庆搞试点。然后张劲夫与蒋一苇等人一同乘火车去重庆。路上，宫著铭(国家体改委委员)、朱平壤(国有资产管理局)和蒋一苇还就企业股问题争论不休。张劲夫最后听取了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上市公司不要设置企业股。

奠定基础

西直门会议后，张劲夫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让国家体改委牵头搞股份制和证券交易所的试点。

1988年12月下旬，国家体改委根据西直门会议精神，上报国务院《快报》，要求尽快出台股份制管理办法。

1989年1月8日，国家体改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国有企业股份制试点实施方案(送审稿)》。主要内容是：股份制试点重点是选择少数企业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选择一两个城市进行股份制配套试点；国务院各个部门相应制定股份制试点条例等。

1989年1月23日，国家体改委经管司内部召开了关于股份制、证券交易所试点的会议。财政部、国资局、人民银行、机电部、证券设计中心都派人参加了会议，蒋一苇和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汇总各省市对《关于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的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决定，由国家体改委牵头进一步组织调查；股份制要先试点，后推行；先不扩大公开发行股票范围，选择少数企业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建立证券交易所；国资局、税务局等单位要相应制定部门的股份制试点规则；培训证券人才。

会上，对证券交易所设在哪个城市也进行了初步商议。此前征求过上海、深圳的意见，出乎意料的是，上海、深圳当时认为建立证券交易所风险太大，所以不是很积极。但会议认为，深圳是特区，你不试点谁试点？上海是具有金融背景的大城市，你不试点谁试点？所以，会议决定进一步做两个城市的工作，试点建立证券交易所。

会后，国家体改委起草了一份《国务院关于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通知》(代拟稿)的报告，于1989年2月11日报送给国务院，并附了一份《关于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基本规则》。后来由于突发风波的冲击，此事被耽搁。

党的十三大决定了股份制可以试点，而西直门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则在于第一次由官方高层组织讨论如何在中国试点股份制的问题。两年后，深交所的试营业和上交所的正式开业也就顺理成章了。

1988年12月8日至12月10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西直门宾馆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被称为西直门会议，它是我国首次国家级研究股份制问题的会议。会议主要向与会代表征求《关于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的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关于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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