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凤岐谈股市20年：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最大贡献者是股民

2011年01月14日 10:22理财一周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从2010年11月15日起，理财一周报陆续推出中国证券市场20周年系列人物。在这组系列报道中，我们体会到了“证券猛人”阚治东证券生涯的曲折、感受了黄浦营业部第一任总经理谢荣兴追忆当年第一代证券人创业时的激动，听到了中国公募基金经理第一人徐智麟谈“基金黑幕”迟早要发生的感慨。除了他们，还有海通证券第一任总裁汤仁荣、“老八股”申华股份创始人瞿建国、散户代言人左安龙……正如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所言，他们都是中国股市的开路先锋，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中国股市的今天。

中国证券市场在这20年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序到有序。这20年，中国证券市场从混乱逐步走向规范。“无以规矩，不成方圆。”所以，理财一周报采访了《证券法》起草小组副组长曹凤岐，并以此作为该组系列报道的终篇。

理财一周报特约记者/周海滨

1984年10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从此中国开始了现代经济转型的进程。而早在1981年，一位学者便著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银行信用》，主张社会主义中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应和价值规律同时发生作用。

还是在这一年，他打破了只有国家银行才是社会主义体制的禁锢，提交了一篇论文：《中国如何建立中央银行》，主张建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制。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改制，商业银行从而走进我国资本市场。

还是他，自1997年香港开设创业板时便说：“香港建立创业板，那我们内地也应该建立创业板。”终于，在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正式上市交易。

他曾经用20年的时间，在一本刊物(即《北京大学学报》)上，就股份制发表十篇专论，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09年被授予经济理论创新奖时说：“他对股份制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是在股份制改革的宣传上，而且在证券法的起草中占了重要地位。”

他就是曹凤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证券法》起草小组副组长。他被人们公认为是国内最早提出建立股票市场、发展证券业务的学者之一。

面对参与股份制改革、首提创业板、起草《证券法》等褒奖，曹凤岐说：“我只是做了些扎实的工作而已。”

自1990年11月26日上交所成立和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成立始，中国建设资本大国的大幕拉开，曹凤岐在理论创新的同时还亲自参加了很多企业的股份改制，亲眼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序到有序、从不讲规范到强调规范的历史进程。

“中国股市是创造奇迹的市场，不仅创造出了市值全世界第二，也创造了涨跌幅、换手率世界第一，更重要的是我们创造了一批股市风云人物。这些人物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中国股市的开路先锋，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中国股市的今天，”曹凤岐说，“他们都是探索者。”

为《证券法》出台宁丢面子

在曹凤岐看来，中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法制化进程发展起来的。《证券法》就是一部经过6年半的起草、促进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并保护了投资者利益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大法。

《证券法》是中国第一部由全国人大组织专家起草，然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证券法起草小组于1992年夏根据第七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的建议成立。《证券法》从1992年8月开始起草，到1998年12月出台，经历6年半的时间，到实施之日，整整历时7年。

“我经历了《证券法》起草过程中的风风雨雨、苦辣酸甜。”曹凤岐说，1993年8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第一次初审了草案，“这个草案严格地说是第七稿。”

曹凤岐回忆说：“人大常委会委员都问了什么问题呢?有两种意见,有的委员说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部法到底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坚持资本主义？如果说是坚持社会主义,那我就举双手赞成，如果搞资本主义，我坚决反对。

“另一部分委员实际上是反对制订这个法,认为没有必要,他们说中国证券市场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吗?如果不知道去看看茅盾的《子夜》,《子夜》那里头说得很清楚,让军队后退五十里,这就是证券市场。你们记住小平同志的讲话没有?小平同志说了,证券市场要试验,小平同志还有后半句你们记住了没有?小平同志说了，试验不好还可以关了。”

曹凤岐感慨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制订什么法呀?根本就不同意。所以当时的初步审议也不可能通过这个法。”

在起草《证券法》的过程中，曹凤岐还“拍过桌子”。

1994年5月，人大法工委和财经委分别提交的草案被要求合在一起。为此，两边的人要一条一条对。“有一次为了修改一个条目我就和一个法工委的负责同志吵起来了，并拍了桌子。”回忆起当年的冲动之举，曹凤岐坦言，“为起草一个好的《证券法》，我宁愿丢面子，宁愿失风度。”

在讨论相关章节的时候，曹凤岐坚持让券商等业内人士听取修改意见，而另一方面的人则要求“凡是券商以及与券商有关的人必须离开,否则不公平”。

曹凤岐又一次怒了，“如果你让他离开,我也离开。”后来双方妥协。“在讨论这一章的时候,那位证券公司和证券协会的人没有说话。” 曹凤岐回忆说。

呼吁中国人民银行改制

1983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既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又执行专业银行职能；它既要进行金融宏观管理，还要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于人们困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认为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体制是资本主义体制，只有像前苏联那样的国家银行体制才是社会主义体制，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的改制问题迟迟没人敢碰。

而1970年代末的曹凤岐正带工农兵学员在北京海淀区进行文化实践，他感觉到在单一国家银行控制下基层资金流动的困难和资金问题的重要性。

在“文革”时期，他通读了《资本论》，“其实《资本论》的精华不是在讲剩余价值的那一卷，而在讲金融资本的三卷里，”曹凤岐介绍说，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如果没有股份制，世界到现在没有一条铁路”， “资本积累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银行信贷，一条是股份制”。所以，曹凤岐提出 “社会主义如果要搞好，必须搞成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完全是计划经济是不可以的，没有商品就没有银行”。进而，在1981年和厉以宁参加中东银行学术研讨会时，他提交了论文《中国如何建立中央银行》，明确表态支持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制。

此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深入，社会资金越来越多，银行的作用也就日益重要。在理论界的呼吁和现实的实际需求双重的作用下，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改制，中国商业银行正式进入人们视野，而“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于1984年被写进了中共中央的决议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