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副总监邓晶先生曾向记者表示,一个创投项目,从开始接触公司,到进行调研,形成尽职调研报告,再到创投公司决策是否投资,最后完成注资,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流程,特别是调研阶段和形成决策的阶段,创投公司要做许多的工作,是需要时间的。
达晨创投的一位投资经理更是向记者表示,在其过去完成的创投项目中,从开始接触项目,到完成注资,所花费的时间没有低于一年的,个中原因在于,一个正常的创投项目,不单是创投公司要对项目进行审慎的调研和判断,被投资方也会对创投公司进行选择,双方的磨合与沟通,决定了项目往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敲定。
与同创伟业、达晨创投等知名创投机构的审慎态度恰恰相反,“印鱼创投”的项目操作基本特征都是“火线入股、精准把握、迅速敲定”,时间点基本都集中在“投行宿主”担当保荐人一段时间后,拟上市公司的上市操作初见曙光之时。
仍以和泰创投为例,即使以极致的方式进行假设:和泰创投从刚刚注册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决定投资三川股份,并迅速的前往三川股份进行调研,至其完成对三川股份的投资,也仅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这种决策速度在创投界不可不谓之神速。
除了神速之外,更为难得的是和泰创投对时点的把握和强大的谈判能力:就在完成对三川股份投资的半年后,三川股份顺利过会,登陆资本市场。此外,三川股份以49元/股的价格发行,和泰创投却能以3.9元/股的入股价格“说服”三川股份同意其进行增资,亦体现了非凡的谈判能力。
同样的,由国信证券担当保荐人的安居宝,和泰创投在2009年12月以8元/股的价格入股。安居宝则在2010年11月后过会,并以49元/股的价格发行。
除国信证券外,招商证券之于海恒投资亦呈现出同样的关系。今年5月25日,招商证券担当保荐人的“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过会,海恒投资持有盛通印刷600万股,持股比例达到9.09%,海恒投资所持该部分股权是在2007年8月3日以5.83元/股的价格获得。
乍一看,海恒投资所持盛通印刷是在3年前获得,并非“突击入股”,但真实的情况是,盛通印刷今年已是第二次上会,其第一次上会是在2008年7月,当时海恒投资进入盛通印刷尚不到1年。
跟随平安证券投行部门的“印鱼”则是盘龙投资,由平安证券担当保荐人的嘉寓股份,盘龙投资于2009年2月以5元/股的价格介入,至嘉寓股份2010年9月上市,发行价格为26元/股。
撇清关系
一家创投机构在多个拟上市公司中精准的把握入股时间点,且这些拟上市公司的保荐人为同一家券商,这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
有券商投行人士告诉记者,仅仅用巧合来解释这一现象是很勉强的,一家创投在多个项目上都是火线入股,且时点把握精准,这个难度系数未免太高。印鱼模式实际上就是之前业内所说的“中国式PE”,券商与创投机构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
监管层对PE腐败的监管加强或是助长印鱼创投模式的另外一个原因。在此前的国信证券PE腐败案中,国信证券原投行四部总经理李绍武的操作模式,系通过其妻邱利颖及其设立公的公司等方式,参股拟上市公司,这种操作模式,形成显而易见的违规,一旦被监管方发现,便完全“撇不清”。
而在印鱼创投的操作模式下,创投机构以独立的角色出现,在法律层面无法找到其与保荐人之间存在任何的利益关系。事实上,创投机构和券商之间也会申明彼此不相干,如在三川股份的案例中,和泰创投即申明仅仅是请国信证券担当其财务顾问,和泰创投与三川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与业界诟病的券商“保荐+直投”模式相比,印鱼创投模式甚至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这使得即使券商保荐人与创投机构达成利益媾和,亦难于被外界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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