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减持美债不宜过急

2011年08月12日 22:32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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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晶

美国首次失掉AAA评级“震”惊全球金融市场，标普认为“华盛顿存在功能紊乱的政治文化是导致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如何看待此次美债评级下调引发的经济震荡？北京哈佛大学校友会会长、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专访。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这次美债事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傅军：这次美国两党在国债上限方面不同立场的博弈是在事先设定法律的程序和时间内展开的，说明并不是事先毫无准备，束手无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一个最高效的经济体在理论上是清晰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诺思所言，那就是政府的管理成本正好等于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在实践中，因为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只能是不同观点之间有程序的博弈了。美国在法律上做了相关的预设。这些政治经济学背后严格的逻辑和数理，往往很难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有效和精准地转达。

现在美国的经济问题的要害是什么？是多年来寅吃卯粮，消费太超前了，不光是美国政府，还有美国民众。这个习惯必须要改。从这点看，给主权债务定个上限，尽管设定的政治博弈过程很痛苦很惊险，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并会负面地影响经济，但那更是短期的。从长期看，我更相信这个坏事会变成好事，因为它是对诺思所说的那条合理界线的一个强烈警示和回归。在政策的操作层面，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短期削减赤字不宜太快，因为经济体本身比较虚弱，因此也不能排除启动QE3；但是长期必须削减赤字，并使过分膨胀的虚体回归实体。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回归到更绿色的实体。如何把握和平衡好短期和长期的政策效应无疑很具挑战。这次债务危机至少是增加了紧迫感。

经济观察报：从全球政治经济角度来看，美债事件的影响是什么，特别是中国？

傅军：也许很多人的直觉是减持美国国债，但是我认为不宜过急。理性地看，全球化已使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地提高了。一个国家经济好坏会影响其他国家经济表现。就中国而言，多年来我们经济发展战略是出口导向型，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虽然程度不一，但是中美经济彼此相依。这时如果中国过快地减持美国国债，首先伤害的是美国，其次伤害的是自己。中国需要时间来再平衡出口和内需的关系。因此就眼下看而言，中国更合适的政策也许是不增持也不减持国债。

其实中国的政策选择空间也不大，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在更好吗？2009年初我在意大利举行的G8罗马国际预备会议上就说，全球范围内发达经济体正在从一个被夸张的高均衡点调整到一个真正体现其生产率的均衡点上，过程将是痛苦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增长将是“L”的形态，它们面临的挑战估计比上一次经济大萧条还严峻。对此中国必须做好准备。

经济观察报：标普认为，华盛顿存在功能紊乱的政治文化是导致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如何看待美债评级的下调？

傅军：国家强大最终在于强大的社会；同理,　国家富裕最终在于富裕的国民。一国可持续的强大必须基于正反馈和负反馈双途径的畅通。近代史上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强国,　部分显示于这次政府与标普的关系。标普让政府不爽,　政府对它也不能咋样。

美国主权债务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基石,　国际利差的计算和投资安全的考量原来是以它为基础的。现在评级下调，基石被撼动了。但反过来讲，撼动归撼动，能找到更好的吗？由此，标普的决定也有不足之处。当标普给美国主权债务信用降级时,　可以,　但同时标普也应找到基石的代替,　不然就犹如讲相对论没有了光的速度。我认为，知识必须成体系，思想必须有工具，不然会出现人们认识上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