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引发全球金融动荡 中国应苦练法律内功

2011年08月13日 08:34
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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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李媛

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债务危机一触即发，近期的国际资本市场正面临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最大的动荡。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在面临此轮债务危机时，不必过于恐慌，不过，仍然要不断查补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漏洞，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以防范金融危机，保证金融安全。

“国家信用崩塌”引债务危机

上周，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最为惨痛的一周。道琼斯指数累计跌幅达5.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7.2%，纳斯达克指数更跌去了8.1%。同时，原油价格大幅下跌11%，美元及非美元的汇率大幅波动。

但是最严重的打击还不在于此。

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当地时间5日晚突然对外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一级至“AA+”。而在今年4月18日，标准普尔把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前景展望由“稳定”下调为“负面”，维持主权信用评级不变。

据了解，创立于1860年的标准普尔是世界权威金融分析机构，主要为投资者提供信用评级、独立分析研究、投资咨询等服务。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可标准普尔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或称“NRSRO”。

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激起千层浪，尽管美国依然“牛气”，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发表电视讲话称“美国一直并且将始终是AAA国家”，但是恐慌情绪犹如病毒一般扩散，全球股市一片哀鸿。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研究员易宪容将美国此次评级下调称之为“国家信用崩塌”。他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金融就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它的功能就在于能够把经济主体的主观信用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这种信用一旦使用过度或超过了合理边界，金融市场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无外乎都是信用过度扩张的结果。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信用扩张主要以国家信用扩张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市场信用扩张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当信用扩张边界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需要或超过合理性边界时，泛滥的流动性一定会推高各种资产的价格，潜在金融风险随时都可能爆发。”易宪容说，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对美国国家信用的一种重新定价。这种举动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可低估也不要过度夸大。目前最受关注的是美国国家信用危机是否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是否会改变美国负债经济的增长模式。这两大方面的变化将决定美国未来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何时才能真正走出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困境。

事实上，此轮债务危机源自欧美国家一贯举债度日的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将“债”本主义推向了极致。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之所以能够长久保持AAA评级，是因为美国可以印钱还债。如果没有这个“特权”，美国可能早就降到B级了。不过，美国如果一味用印美元来解决问题，只会继续透支美国的国家信用，美元也难以维系现有地位。

郭田勇说，欧美各国正面临一个两难的债务困局:既要举债刺激经济，又要还债缓解债务危机。而且，如果刺激经济效果不佳，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以致国家无法负担。如果不能找到借债和经济增长的平衡，美国很可能会走上“不归路”。

“债务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放缓。自从2000年以后，美国依赖过度、不合理的金融创新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爆发金融危机也是引发本次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与美国过度依赖金融拉动经济增长不同，高福利政策是拖垮欧洲国家的主要原因。由于欧洲国家实体经济的活力不如美国，加上高福利的重担，欧洲发生债务危机不可避免。”郭田勇说。

中国不必对债务危机过于焦虑

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扩展的今天，此轮欧美债务危机与我国的关系甚为密切。

《法制日报》记者通过多方联系，辗转从近日银行业主管部门对北京各大银行召开的一次通气会中获悉，在我国管理部门看来，当前的主权债务问题仍是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一方面，欧债危机的彻底解决仍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另一方面，美债违约问题也成为国际市场焦点。“美国此轮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这次会议进一步指出，虽然在最后时刻，美国国会两党就提高债务问题上限达成一致，但考虑到美国高达14万多亿美元的联邦公债，单纯依靠“借新还旧”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美国财政状况，债务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

易宪容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债务危机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尽管这次调整不会如2008年下半年那样出现政策逆转，或出台重大救市政策。但必须警惕的是，对于占中国出口比重58%以上的欧美市场来说，如果其经济衰落，那么将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继而影响我们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而且这次危机不比2008年，国内房地产的风险已不允许再利用房地产作为救市的工具。

“其次，标准普尔对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是对美国主权信用进行重新定价。在这种情况下，既会改变美元的汇价水平，也会增加美国政府对外融资的成本。而任何美元汇率价格的波动，都会导致国际市场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融资成本的高低则关系到企业及经济活力。”易宪容说。

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济学者马光远则认为，对于此次债务危机，中国不必过于焦虑。

“危机不仅没有干扰中国经济的正常进程，反而给了中国一次修正错误的机会。在欧美经济全面放缓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将主要精力放到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和刺激民间投资等重大问题上来。对中国经济而言，这样的机遇并不多。”马光远说。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应对风险

在此轮债务危机发轫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常务会议分析当前国际金融形势，研究制定应对措施，维护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会议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急剧动荡，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呈上升趋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

“我们注意到，对近期爆发的美债危机，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救市计划’，而只是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8个字来应对，这无疑是明智而正确的选择。我们万不可因为国际上的一点风吹草动就轻易放弃既定的‘调结构，促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计，陷入再一次‘保增长’的误区。”马光远说，对中国而言，沉下心来着力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做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就是对全球最好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要避免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强调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干预行为，不仅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刘俊海说。

刘俊海认为，不仅是针对此轮债务危机，在今后应对各类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时，都应该加强法律的防范功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而在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中，则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