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E腐败谈PE贡献不可全盘否定PE作用

2010年08月16日 16:40投资与合作【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原国信证券投行副总裁、跳槽至中信证券担任投行部执行总经理的谢风华，因为涉嫌内幕交易东窗事发；国信证券原投行四部总经理李绍武因通过隐蔽方式持股保荐项目而“沉船”……随着数宗PE腐败案的陆续披露，中国PE机构在经历金融危机后的新一轮追捧与关注后，又被拎到了监管机构与社会公众的“审讯台”前，一场关于PE腐败现象的讨论也正火爆出现在国内主流财经媒体的版面头条中。

当前正在被热议的投行PE腐败，原本只是指个别投行人员违规投资与假公济私之现象，严格来说与PE还扯不上太大干系，随着投行直投案例的大量披露，PE腐败逐渐演变成对投行“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说是搭便车)的抗议辞令，这其中还是有些冤屈成分的。

“PE”一词无疑是正宗的舶来品，而“PE腐败”确是个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词汇，我们也大可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中诸多腐败行为之特性与PE腐败相联系。为降低交易壁垒与交易成本，当前中国诸多商业活动的进行还不同程度地依赖于人格化的人际交往，基于人际关系的确权定价已成为无须讳言之现实。

PE投资亦然，投行们依靠裙带关系获取投资机会，又利用业务链条的天然优势实现收益，这一做法无违法之嫌疑，至多是中国IPO违规行为外延至产业资本层面的一种表现。公平的说，在一个腐败如此普遍的环境中，腐败的帽子实为尚在襁褓中的本土PE行业无法承受之重，未免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倒全部之嫌。

深思PE当前在国内造成盛怒之根本原因，可能源于社会对PE所带来的社会经济贡献的质疑。当外资PE在海内外风险投资市场攻城拔寨时，“门口野蛮人”的说法逐渐盛行，其产业资本功能的弱化一直为企业圈所诟病。显然，今天所谓的“PE腐败”与“寄生获利基金”和“裙带资本主义”有着共同的含义，不同的是这次遭来质疑与谴责的是我们的本土PE投资机构。

在公众和企业对PE的理解与期望中，PE不但应在投资环节善于发现价值，在投资管理环节更应善于为受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创造价值。如果不能提供增值服务，而只是通过超越市场背景的关系争抢Pre-IPO项目，PE业存在的理由就不充分。

一份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表明，过去10年全球PE投资活跃行业在增加值创造、产出效率和就业形势方面要明显优于受PE关注较少的行业，PE持有的企业亦有着更高的管理效率和更科学的管理机制；总的来说，就是在试图证明PE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

中国目前可能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去论证PE与社会经济进步之间的联系，公众和企业并没有渠道去了解PE投资对企业价值提升方面的实效。无论日后我们何时能够看到这样一份报告，当前对于PE腐败的热议已为整个PE行业敲响警钟。

对于获得直投业务牌照的大投行而言，来自于投资管理方面的挑战和质疑，也许并非是实力的问题，而是管理体制本身的问题；而出身投行、财务顾问和咨询机构的民间PE，似乎能在质疑声中走得更为轻松，也更为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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