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核心是超越你眼前所见的,去信一个你眼前所未见的。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还没有见到这件事,但是我相信它已经有确据了,我盼望的这件事我认为它是实实在在的,一定会实现的,这是“信”。
“信”一定是信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相信自己一定不是信仰。在英文里,信念和信仰都是Faith,比如相信未来的目标会实现,可以说是一种信念。广义的来看信仰,就是相信一个目前还没有实现的东西,相信一个眼前还没有出现的对象,但是狭义的信仰就是宗教信仰,即回答这个世界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最终是什么……宗教信仰里面可能会涉及到超越人们认识的神秘力量,并从那里得以确认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
我们更加重视企业家的道德行为,一般的人做了坏事造成的危害可能有限,企业家坏了却有可能会危害社会。企业家的信仰和普通人的信仰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企业家首先是人,其次是男人或者女人,第三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第四才是企业家,第五可能是中国的企业家。并不能将企业家的信仰简单的理解为企业家的商业精神。企业家的信仰是超越于企业家的商业精神的,但是企业家商业精神肯定受企业家信仰的影响,是企业家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受企业家信仰影响的,可能还包含着他的家庭、为人处世的态度……而不仅仅只有在商业上的表现,所以企业家的信仰要高于他的商业精神,并决定了他做生意的方式和目的。企业家信仰所能影响的不仅局限在企业层面——他怎么对待家庭、怎么对待自己,都与之相关。经常很多人只关注企业家的财富、企业是否成功,但是企业家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家庭生活是否幸福、本人是否幸福,这些同样非常重要。有信仰的企业家处理生活各方面会更加的平衡,有的企业家可能赚很多钱,可能把企业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会忽略家庭、忽略其他方面,做事情太注重结果。
信仰和企业家商业精神
具体来看企业家的信仰对企业家商业精神的影响,可以从东西方企业家的差异入手。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信仰包括佛教信仰、儒家、道家,但我觉得后两者称不上信仰,只能说是一种处世哲学,属于伦理学范畴。西方最主要的就是基督教信仰。东西方企业家不同的信仰塑造了有所差异的企业家精神。那么到底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呢?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创新!企业家代表着一个社会中最具备创新精神的人,但是至少到目前,西方企业家相对更具备创造精神,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企业家在创新上的表现还不太充分。
创新跟信仰是有关系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创新是企业家的自然行为,但是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不需要创新。我们通常会喜欢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去获得财富,而不是用创新的方式去创造财富,我们希望把这个市委书记搞定,把那个省长搞定,然后就把这块土地都交给我来开发,如果只追求金钱,谁也不会在乎是否用创新的方式去创造财富。
基督教的文明信奉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这个世界上的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所以除了救赎神学,还有创造神学,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所以上帝也赋予了人创造的能力,你要应用这种创造能力来荣耀上帝。
在创新这个主要因素后面,不同文化下的企业家具有不同的特点,比如东方的企业家,可能特别的勤奋、特别的节俭、特别的看重光耀门楣;而西方的企业家,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家,他们看重的是荣耀上帝,他们认为不是在为自己赚钱,在他们的观念中,财富本身就是上帝的,自己只不过充当了上帝管家的角色,所以他们要用上帝的方式去赚钱,用上帝的方式支配财富……中国很多企业家做生意是由一些人的需求来驱动的,像养家糊口、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但是基督教信仰下的企业家就会有一些超越性的动机,比如荣耀上帝。虽然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但并不能说西方文化就等于基督教文化。
西方也有很多人是不信上帝的,欧洲的教堂夜里也是空空荡荡的,基督教在某些地区甚至是衰落的,人们缺少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来抗击堕落。
不能完全的说有信仰的人就一定不堕落,但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在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之间,肯定是有信仰的人会有更多的诚信行为、更多的遵守商业道德的行为,但是不能保证有信仰的人就没有不道德的行为,也不能说不信的人就一定是不道德的,只是一个概率问题。同样在有信仰的人中,信仰对其行为的约束力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大家都是人,高矮胖瘦各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小时候的体力跟壮年时候的体力是不一样的;有信仰的人,刚信的时候跟他信了很多年是不一样的;在信仰上非常追求的人跟在信仰上不太追求的人是不一样的,这就跟我们的身体一样。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有罪同时愿意承认罪的人;另外一种是有罪但是不愿意承认有罪的人。
企业的精神跟企业家非常有关系,特别是民营企业,老板的文化就是企业文化,老板的商业精神就是企业的商业精神。一个企业一定是要考虑赚钱的,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一些理想、一种抱负、一种社会目标。谁也没有办法逃脱经济规律的制约,但是一家企业对社会目标的追求和经济目标的追求实际上并无矛盾。有些企业家可能是在追求他的个人理想,这种理想不一定是财富,但是实现了个人理想之后他也得到了财富。只有一些企业会追求社会目标最大化,比方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其实是公益企业,它的目的是用企业的方式做公益,同时帮助底层的人群,所以它会社会目标最大化。但是大部分的企业还是利润最大化,在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要恪守法律、道德和生态的底线。
我们认为,信仰是道德的源泉,如果一个企业家有信仰,更容易有好的道德行为。有好的道德行为,他做的事情就比较好,对社会就有利,但是信仰能够让企业家不仅有好的社会行为,而且让企业家本身更加幸福,企业家的目标并不是让别人幸福、牺牲自己。“信仰有助于人活出道德”,这是小布什讲的。虽然有些人没有信仰可能也活出道德来了,但是如果有信仰可能会走捷径、会更快、更好的活出道德。
几种宗教的比较
道教比较崇尚自然,信仰者也许会把一些自然的东西带到其企业文化里,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道家的企业,我国市场经济的步伐才刚刚开始,道家信仰结合进市场经济中还需要时间。目前还没有看到成熟的道家文明的企业。
佛教没有产生现代经济,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会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来世,因为对佛教信徒来说,今生不重要,甚至生命都不重要,活着就是受苦。他们崇尚六道轮回,认为只有潜修苦练才能换回来世的福分,要跳出三界,通过修炼逃过六道轮回,升华到仙、佛的境界。佛教对今生是否定的,佛教没有带来现代经济。过去的佛教不鼓励人们去从事商业行为,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也在逐步改良,我们看到佛教徒也做出了许多很好的行为。佛教很多变身为人间佛教,开始融入到现代商业行为里面,但是目前还是比较少,不是特别系统。相对来说,对于佛教之于商业还是要观察。少林寺的方丈也说,佛教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会灭亡。
犹太教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犹太教对商业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犹太人很重视经商,在一定程度上,犹太人经商的文化是跟犹太教密切相关的,比如很重视金钱,犹太人从来不否定金钱。《旧约》里面对金钱给出了很多正面的评价,比方所罗门就说:上帝也不要财富太少了,财富太少了,他的行为会变形,但是也别让他的财富太多了,否则他会变态。犹太人除了《圣经》之外,《摩西五经》中所信奉的是托拉(Torah),之外还有《塔木德》,是记录犹太人先贤的言论,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金钱的正面描述。所以犹太人很重视赚钱,他们经商的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犹太人不陷入到金钱里面去,他们该休息的时候休息,犹太人有很多节日,他们都很重视这些节日,有一个叫逾越节,就是犹太人的春节,那天他们连电梯上的按钮都不按,他们把电梯变成自动升降,每一层都停,那天不准劳动,只能安息。
犹太教和基督教在金钱上应该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基督教也没有否定金钱,认为钱是中性的,如果你为上帝去赚钱就是好的,不在乎你是不是去挣钱,财富力也是中性的,而是看你的财富为谁所用。但是基督教发明了一个更加积极的理念—是拥有财富的人是上帝的管家,如果上帝让你来创造财富,让你做管家,这就是你的天职,如果是上帝来让你经商的,你经商的工作就有了神圣的价值。大多数的国家都不喜欢劳动,比如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就鄙视商业劳动,而西方的文化里面其实也有,比如古希腊是奴隶制度,所以希腊人对工作、对劳动是有一些贬低的,但是基督教赋予了劳动和工作一种神圣的价值,它赋予了金钱一种崇高的地位。市场经济是从宗教改革的地方出现的,清教徒带来了整个西方的变革,带来了财富和文明的鲜血,他们对人类的市场经济、人类财富的创造活动贡献是最大的。
基督教跟现在市场经济是非常相匹配的。我是先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那篇文章,然后才去研究美国的教堂,接着又研究《圣经》,最后才信上帝的,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我的研究是在我不是基督教徒的时候做出来的。
王石说,如果他要选择一个信仰的话他会选择基督教,他认为万科的管理就和基督教精神很契合,万科强调公司治理,这些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东西,照着中国文化就不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应该找一个好人,王石就应该把自己变成圣人了,但是王石用制度来管理万科,到年龄退休,不是靠圣人的。
儒家是一种伦理学,有“德”但是无“道”,“道”和“德”是不一样的,“德”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道”告诉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有很大的差别。伦理就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秩序是什么、礼仪是什么、应该怎么做,但是没有办法回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基督教里面,这个问题很简单,上帝要你这么做,他要你这么做,你没什么商量的,那是神圣的。为什么这么做?上帝让你这么做!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孔子要我这么做,那我问孔子算老几?他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听他的?没有神圣性。
我觉得企业家应该接触各种信仰,然后来比较、来看看都有什么道理。
契约精神和博爱
儒家文化比较重视等级秩序,但是基督教文明特别重视契约精神,包括上帝都是跟人签契约,而且是神圣的契约,《圣经》就是旧约和新约,约就是上帝跟人的约,让人们重视契约。而商业文明、工商文明是一种契约文明,我们俩签的合同一定要遵守,你不遵守或者你觉得你赚了钱就遵守,不赚钱不遵守就没有办法完成下去,这种神圣的契约精神是现代商业文明的集成,基督教有这种神圣的契约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传统上更多的是强调等级、服从,缺少平等基础上的契约精神。
二是基督教的博爱。博爱可以带来人与人的和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首先要人自身和谐,如果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他怎么跟人和谐。这种契约精神以及博爱精神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最需要的一些精神制约,如果要走向工商文明,就要意识到工商文明本身就是契约文明。中国希望走向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核心是每个人自身的和谐,自身的和谐最关键的是你能够爱。
如果中国人缺乏信仰,就会缺乏信任,因为缺乏信任、缺乏团队合作、缺乏委托代理的关系,就有可能会影响中国企业做大,中国人信奉“宁做鸡头,不做风尾”,所以中小企业比较多,大企业比较少。我们需要的是相互信任,但信任是信仰的产物,就像我们需要苹果,但是苹果是从苹果树上长出来的,不能只要苹果,不要苹果树,信任是从一个有共同的信仰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你敢相信别人是一种力量,你需要一种力量去相信别人,你受过很多伤害,以前相信别人、对别人挺好的,结果发现都被骗了,走到街上有人讨饭,你给了他钱,后来发现那都是骗子,下次你还敢吗?信任别人的时候需要一种勇气和力量,那么是什么能够使得你超越患得患失的心态去信任别人,就是你的信仰。
导致信仰缺失的一个原因是世间的诱惑,大家都赚钱去了,就没人去追求精神上的更高境界。还有可能是世界上不法的事情多,大家的心慢慢就变得冷淡了,本来大家是有信仰的,但是看的乱七八糟的事太多了,受过伤害,慢慢地把门关闭了,世上不法的事情渐渐的增多,人的心渐渐地冷淡。
对话
《管理学家》:基督教文明是否影响了西方商业社会?
赵晓:我觉得基督教影响了全世界的商业社会,因为全世界的商业社会是被她哺育出来的,她是一个摇篮。
《管理学家》:我们的市场经济套用了西方的模式,但是中国可能缺乏基督教文明的基础,如此一来是否会有一点水土不服?
赵晓:是有一点水土不服。基督教文明对西方经济、对市场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基督教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罪”,人人都有罪,因为人有罪,所以就不能把过大的权力给一个人,它建立的是一个制衡的体制,如公司治理结构等等。而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如果真的相信“人性本善”就不会想去建立一个架构,而去寻找一个好人,从我们的思维是很难出来一个制衡体制,因为我们基本的前提、假设就跟别人不一样。
《管理学家》:应该向中国的企业家提倡什么精神?
赵晓:基督教文明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好东西,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开放的心胸,“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吸收基督教文明好的东西,其实中国文化本身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汉朝的时候,儒道融合,支持汉代崛起,第一次大国崛起;到唐朝的时候是儒道文化跟东方的佛教文明融合,儒道佛,然后支持了唐的崛起;这一次肯定是传统的中华文华和基督教信仰的文化,特别要注意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因子,能让我们的文化变得更加博大精深、更加光辉灿烂,支持我们第三次、新的大国崛起。
《管理学家》:是不是说,并不一定让所有人去信仰上帝,但是要让基督教信仰文明当中的一些因素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赵晓:对,这多好,混血最漂亮,很简单。而且我们有必要超越一些基本的概念。邓小平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发展是重要的,发展是硬道理。
《管理学家》:如果有些企业家仅仅是把信仰当成个人宗教信仰,并不是把它运用到企业日常经营管理行为当中,该怎么办?
赵晓:这不是真正的信仰,只是宗教徒。他只是礼拜天去做礼拜,然后他的工作、方式、行为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人是宗教徒,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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