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卷张铁生历尽浮沉：只想安安分分过完下半辈子(2)

2012年06月01日 16:4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王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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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青春

张铁生本姓刘，1950年出生在辽宁锦州市兴城县。上初中时，张铁生是劳动积极分子，学校每次组织学生下乡劳动，他都干得很踏实认真，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他还乐于助人，学校里评助学金，同学们照顾他，但他坚决不要，硬让给其他同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制度被废除，1966至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学生升学路被阻断。1968年10月，初中毕业前夕，张铁生把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革命的大字报贴到学校礼堂，不久，他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

1969年秋天，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老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张铁生跟随她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参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

同一年，张铁生因为工作勤奋，获当地农民认可，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共青团。他也收获了与同村姑娘小侯的爱情。

在队长任上，张铁生坚持原则、反对干部特殊化的个性凸显出来。有一次，枣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岳阳波的孩子，把生产队一只胶轮车的内胎割成弹弓皮，拿去玩耍，张铁生坚持要岳阳波按价赔偿。

当时在生产队里，有些干部白天出去开会，早晨不出工，但是仍然算工分，张铁生坚持按缺早工扣这些干部的工分。张铁生自己则是玩命地干农活，因为获得当地百姓的拥护，他的威信逐渐确立起来。成为生产队里出勤率最高的人，1972年，他出勤340多天。

大学梦

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国务院批准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江青等人对《意见》有很大意见，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等人进行密谋。他们称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

1973年6月，枣山大队推荐张铁生参加高考，他在公社招生组“考生登记表”的“本人志愿”一栏里填写了兽医和农田水利两个专业。

他没有时间复习功课，作为生产队长，他要带领社员锄草抗旱。本来县里通知说，考试前会组织考生统一复习3周，张铁生读中学时是个好学生，他认为有这3周时间足够了。不料县里取消了复习计划，而张铁生并不知道。

6月27日，接到通知的张铁生赶到了县城，他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考生。带队的人焦急地对他说，快回家取书 ，明天开卷考语文，后天考数理化，大后天就回家听信。张铁生一下子慌了，赶忙跑到商店买了一支小钢笔，同学们给他送去了一大堆初中教科书。张铁生抓紧时间翻了翻数学教材。

第二天，张铁生匆忙上阵考试。第一科考语文，作文题目是《谈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体会》，他写得非常流畅，可惜没来得及把作文抄写到考卷上，这让他很懊恼。

第三天上午考数学，试题大部分是一些基础知识和常识问题，考生可以翻书，监考教师对考生会作适当的启发。

中午，张铁生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与大学擦肩而过，便掏出纸笔，起草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解释自己没有能好好复习功课的原因，希望领导酌情考虑。之后，在极度疲劳和紧张中，张铁生在长椅上睡着了。

等他醒来赶到考场，已经开考20分钟了，考场闭门不让进入。情急之下，张铁生跳窗进入教室。考场是他的母校，监考老师认识他，没说什么，还给他发了考卷。

张铁生拿到理化考卷，只会做前面几道小题，监考老师看他不答卷，对他说：“你还在傻想什么，不快答题？这样简单的题，怎么也能及格。”这时，离考试结束还有很长时间，张铁生便把中午起草的信抄写到理化考卷的背面。

当时在考场上写信的除了张铁生，还有一位女知青。第四天，张铁生得知了考试结果：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

“白卷英雄”的诞生

时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分管文教和宣传)听说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如获至宝，当晚命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并立即组建联合调查组，到兴城调查。

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后，看中了张铁生。他们认为，女知青报考的志愿都是理工科的，说明她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而张铁生报考的两个志愿中，第一志愿是兽医，第二志愿是农田水利，可见他上大学不是为了离开农村，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农村，他上大学的动机没有问题，非常纯粹。此外，张铁生的信也比那个女知青写得好。

7月15日，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他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

7月16日，调查组回到沈阳。毛远新了解情况后，亲手删去了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眼，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

编者按中写道：“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大批优秀的青年人命运由此被改变。而张铁生的“幸运”，日后也被证明是一段悲剧。

大学红人

1973年9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水利的志愿，有关部门分配他去沈阳农学院牧医系学习，后来沈阳农学院搬迁到辽宁铁岭市农村。提前报到的同学听说和张铁生一个班，异常高兴，都希望能在车站接到他。真正接到他的是女同学董礼平，两人的夫妻缘分就此埋下。

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后，张铁生成为校园内的风云人物。入学后没几天，张铁生和同学赵文全、张占山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成为沈阳农学院第一个新生马列学习小组，引领学校内的马列学习风气。

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在4个月内，张铁生和同学们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并为农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并受到江青接见。

当年4月，邓小平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支持周荣鑫着手整顿教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从5月起，周荣鑫多次在教育部和各高校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

同时，周荣鑫针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知识无用论”、“知识私有论”、“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等，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

在教育部办的《教育革命通讯》上，根据邓小平、周荣鑫的观点，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等文章，这些文章，直接而有力地反驳了“四人帮”在教育界散布的极左思想。教育部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各大中学校宣传整顿的意义和思想，调整了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许多高校出现了老师纷纷开课、学生认真读书的新景象。

当年8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沈阳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被选拔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

11月29日，张铁生在《辽宁青年》发表《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主要是批判《教育革命通讯》第10期上刊登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一文。

他在文章中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趁我们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机，趁全国各条战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 要在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这篇文章被“四人帮”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又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政治暗流涌动

1976年1月，铁岭农学院组织四十多名申请当农民的应届毕业生去大寨参观，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待遇。张铁生本不想去，他的社会活动太多了，可同学们一定让他去。因为当时去大寨参观的人很多，如果张铁生去，他们这个参观团的规格就提高了，张无法拒绝同学们的请求。

从沈阳到大寨路过北京，大家很想到清华大学去看一看，铁岭农学院便与清华大学联系。清华大学听说是张铁生带队，马上表示欢迎，并且邀请张铁生给学生做报告。他们在清华大学受到热情接待，还参观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张铁生给清华学子做了报告。离京前，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接见了张铁生，迟群主要讲了批邓的事。

张铁生等人离开北京到大寨参观时，接到山西省委电话，请他去太原做报告。2月10日，张铁生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做报告，主题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张铁生的报告在山西省引起强烈反响，成了爆炸性新闻。张铁生讲话的内容，山西省的干部从来没有听到过，特别是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言论，直接牵连到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这让山西省委感到紧张，他们立即把张的讲话内容反馈到中央政治局。

江青得到消息后，马上打电话找毛远新，毛远新立即派秘书找张铁生，让张不要再讲话，尽快回辽宁。

6月12日，新华社发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王冬梅、刘继业等知青写的《辽宁省吴献忠等十九名下乡知识青年给全省人民的信》。这些辽宁知青典型在信中称，某高层领导就是“拔根”复辟的总代表，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魁祸首。后来这封信成为吴献忠、张铁生等人被批判的证据之一。

在辽宁知青于立波主编的《共和国知青》中，吴献忠回忆：1976年，锦州召开知青代表会，本来她不想去，但后来柴春泽、张铁生都出席了，柴春泽认为：锦州开知青会，吴献忠是锦州的典型、全省的典型，她如果不参加，这个知青会到底算怎么回事？后来知青办没有办法，派车把吴献忠接到会议现场。

吴献忠回忆，当时，会议已经开了一半，市委的报告引起知青代表的不满，给市委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关系紧张了一些，但是根本不存在“夺权”的问题。有知青抢市委领导的话筒，被定性为造市委的反，夺市委的权。其实，这个知青只是想针对市委某些领导，他们的子女不下乡，存在“走后门”现象，后来媒体报道把这次会议称为“预谋夺锦州市委的权”。

9月9日，张铁生去法库县秀水河公社彭家堡大队送一个同学，这位同学也是兽医，是在彭家堡插队的刘继业向张要的应届毕业生。刘继业和张铁生相识于1974年，张对刘很是敬重。

当天中午，法库县县委来电话通知，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张铁生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大事。下午4点，播音员宣读中共中央的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毛泽东逝世让张铁生对中国命运充满了担心，他拉上刘继业坐车去沈阳，向省里知青办打听情况。他们见到一位副主任，没打听到什么内部情况。张铁生说了他的担心和想法，主要是担心毛主席去世后修正主义上台，对华国锋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怀疑。

离开省知青办后，他们又去了团省委。团省委有两个人值班，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记录速度特别快，所以，当张铁生把他的担心和盘托出时，这位工作人员做了详细记录，记录时间是9月9日晚11时30分。这份谈话记录不久就成了给张铁生和刘继业定罪的主要证据，后来出现在一份供批判用的材料上，名曰“张铁生、刘继业的反动言论”。

张铁生的政治热情过了头，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当口，为自己惹祸上身，这与他性格有关，也与他政治上不成熟有关。他的一位老朋友评价说，“他(张铁生)属于有屁就放的这种人，现在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