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期：中国产业新城的跨区域实践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般有两条路，同时也是经济学中揭示的两条发展路径：一个叫工业化，另一个叫城镇化。

工业园区基于现代产业分类进行产业协作，可以有效地将生产要素集聚在一起，壮大产业集群，形成规模经济，一直被认为是资源高度聚集的工业化载体。

从最初的深圳蛇口工业园到大连经济开发区，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园区在我国曾遍地开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涌现。时至今日，有别于传统工业园区重生产、轻生活的缺陷，强调产城一体融合发展，环境优美生态宜居，是为产业新城。

而不同产业新城运营商异地复制试验，跳出了企业原有的属地局限，实现了资源的超远距离配置。这是一种只有在疆域足够辽阔的大国中，才可能出现的跨区域想象。

燕赵大地的春暖花开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内环京津。

长期以来，北京与天津的激烈竞合上演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双城记”。相比于城市群发展更为均衡的长三角与珠三角来说，河北在京津两地面前，显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一度处于舞台后方，为京津源源不断地输送和保障着人口、资源与服务。

早在2005年，由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彼时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

北京不能孤独的繁荣——这种深切的、源自人民心底深处的呼声，在这十几年间，成为社会的共同认知。

从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来，三地在人口和产业疏解、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明显加快。两年后，河北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定位千年大计，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

作为一家起步在廊坊、壮大于河北、以产业新城运营商为标签的企业，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京津冀区域受托开发面积已经超过2000平方公里，成为政策主要受益者之一。

事实上，华夏幸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产商，尤其不能将其看作房地产商。

曾有人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说整个华夏幸福是一颗鸡蛋，那么产业发展服务是蛋黄，住宅销售是蛋清，“蛋清”会为“蛋黄”提供养分与保护。而其它城市发展业态，如学校、医院、酒店、规划馆等配套，则是离不开的阳光雨露，最终孵育出小鸡。

这种孵化模式，在河北取得了始料未及的成功，以固安、大厂、香河为最。

作为经典样本的固安产业新城，已导入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潮白河畔，京东“智谷”、影视文化、总部商务三大产业集群格局在大厂产业新城鼎足而立。在香河产业新城，全国顶尖的机器人产业集群，已迎来第70家企业落户。

河北需要转型升级，同时培育出新的优势产业。但新旧动能转换之际，转型的阵痛在所难免，既有支离破碎产业结构和地域分工加剧了这一过程重组的难度。

而华夏幸福打造产业集群的努力，恰恰填补了河北的这些发展空白，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点。

毫无疑问，这家公司业绩的高速增长，与特有的PPP模式，及早年布局环京区域的优势息息相关。而这一产业新城模式，归根结底是要依赖大城市周边的产业和人口外溢。

与此同时，北京和天津虹吸效应减弱，辐射效应渐强，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外溢趋势明显，这正是持续为京津“输血”的河北，一直所期待的反哺。

顶层设计的指向、经济规律的发展、社会资本的推动，呼应了民心向背。当今处在战略叠加期的燕赵大地，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打造未来雄安新区的样本

改革开放近40年来，若论中国创新氛围最为浓郁、民营企业最具活力、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城市，当属深圳无疑。

保定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清朝曾设直隶总督于此，位极人臣，为八大总督之首。你所能想到历史上河北所有的辉煌，多少都和这个城市有关。

春暖花开的河北，吸引的显然不止华夏幸福一家。

2016年4月，时任深圳市长许勤和保定市长马誉峰签署了两地战略合作协议。而后，双方政企高层不断率团调研考察，互通有无。一年后，新华社通电全国，由河北保定辖域内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组成雄安新区，深圳市委书记许勤北上入冀，任河北代省长。

保定“深圳园”是两地合作中的重要内容，亦是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华北区域的重点布局，其目标是国内一流的产业新城。尽管和上述华夏幸福在河北地区成熟的三大项目——固安、大厂、香河相比，深圳园只能算是刚刚起步。

从零开始，于一张白纸上绘蓝图。

“对标雄安，服务雄安”是园区主要操盘手所喊出的响亮口号。这座距离雄安新区最近的产业园区，其直线距离，不过30公里，作为小型试验田最为合适。

在未来的项目规划中，保定市将从西向东沿漕河生态廊道进行布局，包括满城区绿色产业、电谷新区高端制造、北部新城金融服务、文化科创、科技研发、白洋淀科技城等，深圳园被寄予厚望，将成为保定城市发展与科技走廊的核心节点。

从设计理念上来看，该地秉承“绿色智谷+悦享社区+创新领域”信条，有精品景观、共享平台、先锋科技、多彩人文等诸多构想。

从产业规划上来看，园区立足保定现有产业，制定出“2+2+1”的产业规划。即包括高端制造和智慧能源在内的升级产业，包括先进环保和信息技术在内的未来产业。

从开发内容上来看，在项目起步区有品质社区、展厅游园、中心公园、创业广场、九年一贯制学校等诸多板块，实现产城一体，宜居宜业宜游。

事实上，用唇齿相依、一衣带水来形容保定与雄安之间的关系，最是贴切不过了。

一个新城市的诞生需要大量的外部支撑，将来保定必然要为雄安新区的发展提供资源，形成良好的对接和互动，进而形成相互促进的区域态势。

很多人都在想，雄安新区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从深圳园的发展规划中，可以隐隐看到其中的一种可能答案。

飞地经济的跨区域想象

“北有中关村，南有深圳湾”。

在去年的全国双创周期间，作为具有深圳特色的科技产业新城，深圳湾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技术变革的“领头羊”，成为了享誉全国的深圳名片。

深投控是深圳市国资委下属的最大国企，2016年底资产总额为5300多亿元。这个数字，在“十三五”期末的2020年，目标是3万亿，要翻近六倍。保定“深圳园”项目，正是深投控北进，复制和输出“深圳湾”品牌，进行全国扩张的一面镜子。

这种跨区域的扩张，是近年来中国众多产业新城运营商，在全国范围内纵深发展的缩影，亦是“飞地经济”的经典案例。

“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忽如一夜春风来。

在过去10多年的探索中，全国各地合作建立了大大小小数百个飞地园区，模式多样，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业界一般认为，这种模式冲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使得不同地区之间，可以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势互补。优秀的园区形成的示范效应，可以吸引更多的外部要素和优秀人才的引进，进而反哺和促进城市品牌的增强、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较发达城市土地供应已逼仄极限的前提下，所引导聚集的产业与欠发达地区当然有所不同。产业新城在异地复制的过程中，也会因迁入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做出过相应或成功、或失败的细分模式调整。

诚然，任何一座新城的发展都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模仿轻易获得成功，但这些诸多有益的尝试，为寻找成功因子的最大公约数，提供了可能。

这其实代表着一种新的、互补的发展模式：即将中国先行先试地区产业发展的成功案例，进一步复制、扩散、发展、推广，介入到另一个地区的转型升级中去。将改革开放、勇于试错、锐意创新的基因，厚植到城市文化中去。

这些因素聚合而成的化合反应，足够给中国未来的新城新区建设，碰撞出更多的想象空间，当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探索。对整体经济在空间上，优化和改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亦具有重要价值。

凝聚产业新城的社会共识

深投控的北进并非孤例，华夏幸福的南下战略和全国布局，也从未止步。

作为环杭州和环南京地区的标杆，嘉善和来安两大产业新城业绩增长明显，示范效应显著。去年4月，华夏幸福更是加快南下进程，进军珠三角，成功签约江门产业新城，实现了对国内一线城市的全面环绕。

这基于华夏幸福2015年底提出的“三年百城”战略。围绕三大国家重点战略，夯实巩固京津冀区域，积极布局长江经济带，谋划卡位“一带一路”。

这些布局均采用产业新城模式，根据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域格局定制发展规划并推动实施。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较完善的规则框架，得以不断吸纳新的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大大缩短了产业的孵化周期。

从固安到江门，由深圳到保定，产业新城的发展早已不是偏安一隅的固守。在整个中国的辽阔版图之上，在运营商不遗余力的推动之下，在北方和南方之间，究竟还有多大的想象空间？

以往的园区运营，往往受限于属地和圈层。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国形成了统一的消费市场，赋予了产业新城以新的可能。

目前，华夏幸福在国内的项目已多达60余处。纵观其海外版图，已经与印尼、印度、越南、埃及等地政府达成合作意向，未来将以东南亚、南亚为重点，兼顾非洲、美国、中东欧等地区，推进产业新城的全球化战略。

在产业新城模式蓬勃发展，这一理念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我们再回首追溯其起源，是始于本世纪初，华夏幸福在固安的试验。

固安的成功，代表了华夏幸福被业内人士公认的最大优势：坚持“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理念，通过创新升级“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的 PPP 市场化运作模式，走出了一条“以产业新城为核心产品”的独特道路。

因此，相较于张江高科、启迪协信、招商蛇口等企业，华夏幸福更为特殊的身份，是产业新城这一模式的缔造者。在溅起圈圈澜漪的今天，和终将波澜壮阔的未来，是华夏幸福当初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第一颗石子。

如今，已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将这一模式付诸行动。在一次又一次接连不断的跨区域实践中，除了得到深投控这样大型国有资本的认同，产业新城的影响力甚至远达海外。

这相当于给中国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打开了另一扇门：在基础设施完善的情况下，一个地方可以跨越地理空间的局限，加速要素市场的活跃度，实现全国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

而产业新城求变与突围的脚步，似乎从未停止：在新城新区的异地复制中，在飞地经济的合作探索中，在资本力量的助推壮大中。它是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孕育出的宝贵财富，也是透视新型城镇化未来的一枚枚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