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我不难为政府

柳传志：我的底线是不能祸害人

这一年，采访柳传志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在商言商”。作为中国领袖级的民营企业家，他的表态引发了一场中国企业家应该如何面对政治的大讨论。而柳传志自己也因此受到一些质疑甚至批评的声音。此前，柳传志没有太公开正面回应过这个批评，直到最近，在即将于南宁召开的“绿公司年会”上，他将和王石就“在商言商”展开一场正面讨论，再次引发了这个话题的热度，我们的采访，也就从这个问题开始了。

凤凰财经：其实在过去这一年，也包括2014年上半年，您有一句话引起了无论是媒体圈还是企业界的广泛关注，那就是在商言商。其实你以前好像没有特别正面地回应过这个说法。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4月20号要召开的绿公司年会上，您将跟王石将专门就在商言商展开一场讨论，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愿意出来说这种话了？

柳传志：那就是有信心呗，知道政府是真的在做改革，我觉得我说的所有的话既不会为难政府，而且反而可能是都是政府能够形成合力的，因为在商言商它是一个范围，你可能只说这些很窄的面，也要在商言商。你把它说得宽一点，只要跟商业有关，跟我业务有关的，其他的一些话也是叫在商言商，我不会去空谈，比如说跟我们企业完全无关的一些政治经济形势，我不谈这些事。但是呢这个宽窄度本身是可以考虑的。我觉得王石跟我的观点实际是一致的。

凤凰财经：比如为了不伤害企业利益要说一些违心的话？

柳传志：我不说违心的话，但是呢我忍着，我少做。你给我举个例子，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种矛盾？你给我举个这样的例子，我看我能不能处理。

凤凰财经：比如说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刁难吧，为了让这个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你要去解决这个刁难或者解决这个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说一些你不认为是对的，符合你价值观的一些话，这算不算违心呢？

柳传志：我给你举这么一个例子吧，这个故事以前讲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管着香港和北京两边的业务，我从香港回到北京的时候，科学院审计局的局长到我们这儿审计，发现了有一张单子，这张单子上面是我们送给哪些部门的一些礼品，这里边高达十万元，里面有茅台酒，有电视等等的，当然不是送给个人的，都是给单位的，等于是回扣。

这个局长希望要我说出来送给谁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可能是冲着个人去的，而且可能会往下再查。这时候我就找了我们销售的经理了解了情况，到底你们是主动给的，还是人家索要的？其中发现有一部分是我们主动提出的，告诉人家如果你们买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大概百分之多少的回扣，还可以换成别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不便于把这个单位告诉这个局长，因为是我们主动提出的。

当时联想在科学院已经是拔在头份的企业了，但是就这一项，这个价值数量，具体准数我记不清了，反正是五万到十万，最起码可以关你五年以上。大概是这样。因为你说不出来了哪个，等于就是白条子，他希望我能说出来，后来我回去又考虑了，回来以后我告诉他，我可以谈，但是我只告诉院长，我不能告诉你。如果院长他认为该告诉你，就告诉你。这就是我的一个底线。我当时非常地纠结。你也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种纠结。这个底线就是我不能祸害人，完了以后是我们自己的人主动给人提出来的，而这个回扣概念本身在中国人之间很可能就以为是贪污。后来院长就请常务副院长讲了，但是根本没提这个事，他完全相信柳传志不会干这种给各个而图好处的事情，就完了。

凤凰财经：我知道您在中国企业家的圈里面一直是非常德高望重的，受到大家的推崇的，企业的领袖级的人物，但是在在商言商这个话出来之后可能民间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我相信您也听到一些，可能会对您有一些误解，说柳总现在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之后可能比较会妥协，或者说不太愿意承担更多领袖企业家应该去推动社会进步，应该承担的责任，您怎么样看这些批评？

柳传志：这里面有两个方面，一个确实就像我说的历史是一页一页装订成的。现在很多年轻的很多人不知道过去的历史，过去我们是怎么，我以前的言行是什么样的，我以前的原则是什么样的，他不清楚，才造成误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所谓斗士，人家是学者，他们要为中国的某些东西去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