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好的艺术不需要救济

杨丽萍：一说商业化就反感 是他们都太矛盾了

杨丽萍对商业有一种直觉式的体悟，六岁那年，母亲就让杨丽萍背着四妹喂猪、做饭。父亲因出身问题害怕挨整，扔下家人一走了之，刚满11岁的她与母亲一同挑起了家庭的大梁。为了每月30块钱的工资，杨丽萍二话没说进了歌舞团，养起了家。杨丽萍说她从来没有因为钱苦恼过，因为她会把钱分配的特别好，知道怎么用这个资金，而不会被它束缚，也不会为它困恼，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凤凰财经：您觉得你自己有经商的天赋吗？

杨丽萍：我不去刻意的经商，但是我已经是让自己活得很好，就说明我有，我能够生存的一种。

凤凰财经：对，之前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尤其是在《云南映像》筹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资金链还是比较紧张的，也是靠您非常辛苦的去拍广告或者演出来维持这个剧团的运作，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觉得

杨丽萍：没有，我做第一条裙子，我做《孔雀舞》的第一条裙子，就是我自己筹的钱，就没有说是必须是国家给我做条舞裙，我见到过这种情况，很多舞者他们都是等着说，团里该给我做条裙子，团里应该让我去比赛，给我资金，给我做音乐什么，他们都依靠，但是一旦团里因为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把这个作品很好，就不会，很多人不愿意投了，包括一个团队，他不会说盲目地去给你，特别是第一次做导演做编导，就得靠自己，我觉得靠自己是最科学的。

凤凰财经：那钱是您从哪儿筹来的？

杨丽萍：自己存的。

凤凰财经：我想知道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对于艺术来说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是从最开始吗？

杨丽萍：我不觉得钱非常重要，不觉得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需要，因为我们做东西不需要浪费，你像我们做《云南映像》用很少的资金，包括我们做《孔雀》，都是很多大作品，认为不可能投那么一点就能有的一个结果。

凤凰财经：那需要它也是必须的，没有是万万不行的。

杨丽萍：对。

凤凰财经：从那个时候开始让你觉得商业上的经济上的独立自给自足是非常必须的。

杨丽萍：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应该会在资金上会有压力。

凤凰财经：从来没有。

杨丽萍：从古到今我都没有压力过，因为我很知道我有七块钱，我有35块钱工资的时候，我怎么分配，我会把这个资金用得非常，你像我们最早的时候35块钱的工资，后来到中央人民歌舞团180的工资，那么我们都知道，我都知道怎么去分配，活得好好的，那我现在可能有很多，会有很多比原来多得多的资金，但我知道怎么用这个资金，而不会被它束缚，也不会为它困恼，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凤凰财经：我想问的是说，你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相对更容易自己活得很好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个更难的道路呢？

杨丽萍：不难，只是稍微麻烦一点，但我现在特别觉得我们最可贵的就是我们的作品，在台上呈现的真的按照一种很纯粹的艺术的一个标准，或者艺术的一个尽量的好的一个完美的去做，而不是很草率地挂快步，提个裙子，在一个很差的没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去起舞，而是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剧场，非常好的剧场，然后观众看到的是呈现得非常美好的，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真的会很陶醉，是我现在目前这十年来感觉到的，十年之前我总觉得欠缺，老是觉得虽然是在表演，但是演出总是觉得不够完美。

凤凰财经：那时候觉得欠缺是为什么？觉得是缺什么呢？

杨丽萍：因为有一次我演出，乐队的凳子都不拆下去，乐队的凳子就放在那里，他们就把凳子稍微挪开一点，你就表演，底下很多观众，而且还是国外的观众，而且还是很严肃的演出，它不完美，因为它不对，它不符合演出的一个规律。所以这种演出，我现在很痛恨，凳子都没有拆下去，乐队的凳子都在台上布着，你说你怎么跳舞去，这样的演出太不完美了。

凤凰财经：你说的那个故事也特别好奇，就是那次舞台上的凳子都没有撤下去的时候，您在台上表演《孔雀舞》，你的心理应该是不舒服的吧，觉得艺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有决定权吗？你可以让他们把凳子撤下去吗？

杨丽萍：不可能，因为刚才还是交响乐演出，你现在在台上一个歌星在唱歌，那马上我就要上台，我就要接，然后观众不能等，你拆凳子是要花很长时间的，然后再搬上来，所以我就说这种演出是搭班，现在我们中国这种演出太多了，就是特别不专业，特别不美好。 

凤凰财经：但是要达到您说的非常完美非常专业的状态，背后的支撑是你对这个要完全的掌控权，所以在经济上在财务上你要是完全能够自己，这个链条是说得通的是吗？

杨丽萍：对。

凤凰财经：所以这也是你不断追求商业化的运作，包括上市的背后的一个原因吗

杨丽萍：现在很多人一说商业化的运作就很反感，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太暧昧了，他们太矛盾了，我到目前为止，我了解到的，我看到的是没有一个人说我的作品搬到台上的时候底下没有观众，这是我的追求，我没有见过，包括一个大导演说我拍了一个电影没有票房，当然我们肯定是要我们的艺术，我们艺术一定要坚守，坚持住，我们不能是就像你说的迎合，不能去迁就，这是一个最终的。